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是現代土耳其96年歷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政客。他集權又民粹，專制又大家長，精於算計又缺乏活力。埃爾多安的意識形態每隔幾年就會改變一次，而且他似乎一邊行進一邊構思路線。他脾氣暴躁——他從公民那裡抓起煙盒試圖強迫他們戒菸，咒罵那些提出棘手問題的記者，甚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與以色列總理爭執後憤然離席。但他也極其耐心——他花了16年來建立他所謂的「新土耳其」，這是一個經濟自立，有被邊緣化的反對派和新聞不自由的國家。
這種憤怒與耐心的結合使埃爾多安日益得民心。2003年，他在其政黨贏得34％的選票後成為總理，到2011年他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近50％。2014年，當他競選總統以集中他的權力時，參與投票的土耳其人中超過半數支持他。選民們在2018年再次這樣做，在此之前他們已投票廢除了總理一職。
埃爾多安已化民眾支持為力量，並利用這種力量重塑土耳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他擴大了土耳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的影響力，並使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傾向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他的舉措引起了女權主義者、左翼分子和世俗中產階級的不滿。在埃爾多安的監控下，土耳其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電影製作人、小說家、攝影師和學者也在監禁之列。自2015年以來，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遊行被禁; 自2017年以來，維基百科被封。
今年年初的金融危機後，正發黨候選人在地方選舉中失勢。但即使他的政黨吸引力減弱，埃爾多安也可能在2023年贏得第三個總統任期。如此，且他在2028年離任的話，那麼埃爾多安將成為土耳其史上任期第二長的總統，僅比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少一年。國父凱末爾是一位奧斯曼將軍，於1924年廢除哈裡發制度，並在20世紀30年代通過武力使土耳其走向現代化。
在其統治下，凱末爾在一個崩潰帝國的灰燼中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官僚制度，支持了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建立，並說服了一個穆斯林國家允許西方現代性進入他們的生活。最初，埃爾多安批評凱末爾集權改造土耳其，指責他的高壓統治風格。但自2008年以來，埃爾多安開始不得不平衡政府中各派，尤其是2013年人們在塔克西姆廣場上抗議他的政策後，他採取了全然相似的方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原先試圖與之保持距離的政治家卻是與他最相似的政治家。
青年土耳其黨員
1954年，即凱末爾逝世16年後，埃爾多安出生在卡斯帕薩（Kasimpasa）。這是一個有著露天下水道和泥濘道路的伊斯坦堡街區，以消防員，扒手和羅姆人音樂家而聞名。作為渡輪船長的兒子，埃爾多安不在宗教學校學習時就靠賣土耳其百吉餅賺取零用錢。歸家途中，伊斯坦堡的黃昏降臨，泊於金角灣的貨船甲板便是他練習背誦《古蘭經》來預備精彩演說之地。同時，他也愛踢足球並夢想從事體育業，並反抗父權制——他的伊斯蘭同胞不贊成他著運動短褲，他的父親讓他去找正經的工作。
1969年，當土耳其史上傑出的伊斯蘭政治家內吉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發表宣言《國家願景》（Millî Görüş）時埃爾多安才15歲。埃爾巴坎呼籲土耳其切斷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的前身）的聯繫，並與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以及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的泛伊斯蘭主義領導人保持一致。從十幾歲的埃爾多安加入埃爾巴坎的民族拯救黨青年分支的那一刻起，他的政治直覺就受到了這種觀念的影響。
埃爾巴坎的運動支持了聖戰組織在阿富汗反抗蘇聯的戰爭和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治集會上，黨內領導人譴責他們所謂的「西方十字軍心態」，並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描述為其現代化身。埃爾多安及其同僚反對公共領域伊斯蘭教的缺位，他們認為，只要不尊重伊斯蘭教，世俗政府就不值得尊重。
1985年CIA支持的聖戰組織領袖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訪問土耳其，慶祝埃爾巴坎回歸政壇五周年。埃爾多安得到機會向伊斯蘭長老證明自己的組織能力，當時他安排了一場拳擊比賽。埃爾多安還聽從伊斯坦堡的納克什班迪教團（蘇菲主義教團）的指令，這個有影響力的教團提供了有助於他獲得權力的宗教關係。那些年裡，伊斯坦堡市政府聘請埃爾多安為其足球隊球員，但球隊對伊斯蘭鬍鬚的禁令使他不得不請辭。服完兵役後，埃爾多安在一家香腸工廠擔任管理員。很快，伊斯蘭主義者聘請他全職為埃爾巴坎的政黨工作——前身被禁後更名為繁榮黨，在那裡他從會員處籌集資金來支付他的工資。作為該黨在伊斯坦堡的領導者，埃爾多安發表反對「邪惡的世界新秩序」的講話，抗議海灣戰爭，並為阿爾及利亞內戰中伊斯蘭反叛組織的事業辯護。
埃爾多安通過他精於算計的實用主義從其他伊斯蘭主義者中脫穎而出，並於20世紀90年代引發了土耳其政治格局的轉變。「我們不需要那些有鬍子的古蘭經誦讀者; 我們需要能好好工作的人，「埃爾多安後來會這樣說。他建立起一個志願者網絡，可以在幾小時內粘貼成千上萬的黨派海報，並在早上通勤時分發傳單給選民。埃爾多安稱其為他的「神經末梢」，能夠把信息從繁榮黨傳達至選民。他還用另一個類比來描述他的組織：「磚牆」——精心營造，難以打破。
1994年埃爾多安當選伊斯坦堡市長時，這些基層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他推行伊斯蘭節日期間的免費公共運輸，頒布在市政機構中禁酒的法令，並取消了對戴頭巾婦女的就業限制。當記者向他詢問成功之道時，他回答說：「我是伊斯坦堡的伊瑪目。」埃爾多安的狂妄震驚了世俗主義者和將軍們，他如日中天的職業生涯行將就木：1998年土耳其最高法院取締了繁榮黨，埃爾多安也在一次集會上因發表激烈言論被控煽動仇恨和被判入獄十個月。司法機構原本計劃用來終止其職業生涯的法律汙點反而擴大了他的聲望，因為虔誠的土耳其人現在將其視為他們的聲音，而國家希望他們保持緘默。當埃爾多安離開監獄時，他已準備好走上權力之路。
作為伊斯坦堡市長的埃爾多安，圖片來源：Reuters
就在那時，埃爾多安從地方政治轉向了國家政治。他無視對他的政治活動禁令，並領導一個獨立團體脫離了埃爾巴坎的政黨（他用亞里斯多德「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格言來解釋此事）。埃爾多安於2001年建立了正義與發展黨（AKP，以下簡稱「正發黨」），這正是他雄心的載體。在宣布成立新黨的新聞發布會上，埃爾多安將民主化和多元化列為其意識形態的基石。他聲稱他的黨派是基於權力共享的：「骨幹領導黨派，決策非一人專斷。」他稱自己的角色是「管弦樂團團長」，並宣稱「以自我為中心的政治時代結束了。」埃爾多安與另外兩名繁榮黨老成員居爾（Abdullah Gu）和阿林克(（Bulent Arinc）共同創立了正發黨，這三駕馬車擁有來自土耳其安納託利亞心臟地帶的支持，人格魅力以及一個新穎的想法：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提出的保護宗教自由對虔誠信徒們有利，而民主化符合保守派土耳其人的利益。「我們曾把土耳其視為壓迫宗教人士和窮人的利維坦，」 阿林克回憶說，「現在，歐盟談判進程使我們相信土耳其可以實現民主化。」埃爾多安還指出，由於土耳其政府的不民主性質，他的「保守民主」政黨可以被視為「反當局」而不稱自己為伊斯蘭政黨，這樣就能在保持廣泛吸引力的同時獲得局外人身份的好處。它將成為未來幾年的成功公式。
正發黨以34％的支持率贏得了土耳其2002年的選舉，第二位為19％。以前保守黨就有壓倒性的選舉優勢——1950年戰勝民主黨，1965年戰勝正義黨以及1983年戰勝祖國黨。但這些黨派的領導人一旦掌權就表現不佳。土耳其將軍們在絞刑架上絞死一位，在政變中將另一位趕下臺，並試圖從第三位手中奪權未遂。埃爾多安決心避免類似的命運。2004年，他承諾削弱軍隊長期以來的政治統治地位，並將曾作為半神存在的土耳其總參謀長降級為公務員。這些承諾為他贏得了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但土耳其的軍事監護並沒有被民主所取代，而是相反，正如學者西蒙·瓦爾德曼（Simon Waldman）和埃姆雷·卡利斯坎（Emre Caliskan）所寫，它在2010年代讓位於「正發黨遺產」。「並非共識政治和多元化，」他們指出，「埃爾多安時代……是高度分裂和專制的。埃爾多安與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並開始朝著建立總統制的方向邁進，這將對他行使權力帶來更少的阻礙。
外包國家
身高六英尺的埃爾多安走路時步伐自信——右肩朝前，左肩在後停留。這種被稱為「卡斯帕薩步」的行走方式很好地總結了此人特點。埃爾多安被監禁後，他拒絕成為土耳其的納爾遜·曼德拉，而是樹立了一個粗魯蠻橫（külhanbeyi）的形象，這是一個奧斯曼帝國時期徘徊在伊斯坦堡街頭的粗魯之人。借樹立該形象，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並鞏固信徒基礎——被剝奪權利的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改良主義，而是因其職業生涯早期所捍衛的保守價值觀。
「在每個土耳其公民的心中都有成為總統的願望，」在1993年實現該願望的貧窮牧童蘇萊曼·德米雷爾（Suleyman Demirel）曾說過。像德米雷爾一樣，埃爾多安的崛起是階層躍遷的鮮活實例。然而正如大多數成功的成長故事一樣，埃爾多安版成長故事中的英雄還有另一個性格特徵——脆弱性。延續在他之前際遇不佳的保守派政客的傳統，埃爾多安已顯示出自己是個需要被保護的脆弱領導者。2006年，當他血壓下降在車內暈倒時，驚慌失措的顧問們趕在裝甲的梅賽德斯自動鎖門之前衝下車尋求幫助。警衛不得不用錘子打破擋風玻璃來救他。這一插曲只是增加了一個被最親近之人背叛的際遇不佳之人的傳奇色彩。
然而，埃爾多安也改變了自我陳述，從反西方的伊斯蘭主義者轉為保守的民主主義者。正如土耳其記者Rusen Cakir寫的那樣，埃爾多安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從地方政治轉向國家政治時，對「自由主義者」的綽號並不滿意，他視其為咒罵。但由於他被保守派邊緣化，自由主義者認為他是當局與「伊斯蘭主義者中有組織的力量和活躍的投票基礎」間的橋梁。
為了實現伊斯蘭運動與全球秩序相符的願景，正發黨加入了歐洲保守與改革聯盟（ACRE），該組織旨在改革歐盟而非反歐盟。在國內，正發黨實行以建立聯盟來控制土耳其的戰略。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埃爾多安與能幹的官員和那些有政治抱負卻缺少實踐經驗的伊斯蘭主義者一起工作。他的老師埃爾巴坎極好地概括道：「其他政黨有選民，而我們有信徒。」埃爾多安面臨的挑戰是要在他推動市場改革和加入歐盟的同時留住信徒。
埃爾多安在2019年3月正義與發展黨集會上，圖片來源：Reuters
但其中有個問題。埃爾多安沒有人員來填補國家官僚機構。主管工作人員大多屬於其他政治陣營。雖然伊斯蘭派官員擅長提供公共衛生和運輸服務，但他們對教育，警務或情報工作興趣寥寥。所以埃爾多安重拾奧斯曼時期間接統治的傳統，他將國家的不同組成部分（司法部門，警察和軍隊等）外包給不同的權力方。2003年至2013年期間，反對正發黨全球主義理念的老派官員在外交部和司法部門中被雄心勃勃的新官員所取代，這些新人大多都在法修拉·葛蘭（Fethullah Gulen）創辦的宗教學校中有人脈資源。葛蘭是個伊斯蘭傳教士，在被指控試圖破壞土耳其的世俗秩序後，從1999年以來就一直在賓夕法尼亞州流亡。葛蘭主義者也滲透入了警察和軍隊。
然而隨之而來的代價是失控。就像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們，他們在自己的宮中無所不能，卻不得不在當地封建領主的憐憫之下進行統治，埃爾多安意識到分散的權力為篡權提供了可能。在軍隊，世俗的民族主義將軍們辭職抗議葛蘭主義者掌控當局。那些沒有辭職的人在2008年和2010年的大規模法案中被清洗，部分人被判無期徒刑。在司法部門，新任支持清洗的檢察官和法官在2010年和2012年左右得到晉升。在新聞界，一份自由派報紙自破產以來就將該案與紐倫堡審判相提並論。但是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很生氣，正發黨失去了安納託利亞的選票。為重獲控制權，埃爾多安與葛蘭主義者決裂，削減對其教育機構的支持，並將其成員從官僚機構中清除。
在他的部下缺乏專業知識的外交政策領域，埃爾多安把指揮權交給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他在2009年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此人是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有「土耳其的亨利·基辛格」之稱。前任外交部長秉承土耳其以西方為重點的外交政策。自1999年以來，土耳其一直是北約成員和歐盟成員候選國，與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保持著距離。如今，這位溫文儒雅的教授提出了一條不同的路線。達武特奧盧寫道，「土耳其是奧斯曼哈裡發的繼承者，它需要從西方的『邊緣國度』轉變為『中心國度』，利用位於黑海，高加索，中東和歐洲交匯處的地理優勢，它已準備好領導伊斯蘭國家。」
埃爾多安喜歡這些宏偉的野心。隨著「阿拉伯之春」的深入，土耳其將目光投向敘利亞，希望敘利亞自由軍煽動政權更迭。在埃及，土耳其將其所有籌碼都放在穆斯林兄弟會上。達武特奧盧的理論讓埃爾多安得以重塑自己全球伊斯蘭領袖的形象，他能改善土耳其及他處的穆斯林狀況。「相信我，塞拉耶佛今天和伊斯坦堡一樣贏得了勝利，」他在2011年成功再度連任總理後說道，「貝魯特和伊茲密爾都勝利了。大馬士革和安卡拉都勝利了。拉馬拉、納布盧斯、傑寧、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迪亞巴克爾也都勝利了。「
然而，有兩件事擊碎了那些夢想。首先是埃爾多安中東外交政策的瓦解。在埃及，穆罕默德·穆爾西總統和穆兄會的其他領導人拒絕像埃爾多安的呼籲的那樣，將世俗土耳其視為「伊斯蘭世界民主楷模」。當穆爾西在政變中被推翻後，埃爾多安對該地區世俗版穆兄會的希望變得不切實際。在敘利亞，庫德人於北部形成了一個分離區，領導著長期以來尋求建立獨立國家的土耳其庫德人，以便與中央政府一起退出正在進行的和平進程。第二件事是國內起義。2013年，數百萬左翼人士和環保主義者在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廣場和戈茲公園遊行。就在那時，失去葛蘭派，庫德人和自由主義者支持的埃爾多安，轉向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來保衛權力。他此時高度讚揚凱末爾及其政見，稱批評者為「暴徒」，並聲稱土耳其已被西方包圍了。
民眾抗議，圖片來源：Reuters
塔克西姆廣場的抗議活動和安卡拉在中東的孤立使這位領導人感到不安，正如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項目主任阿普塔伊（Soner Cagaptay）在其著作《埃爾多安的帝國》中所寫，「他曾經是一位縱覽全球時代思潮的大師，並以公關高管般的狡黠來回應。」2014年達武特奧盧擔任總理。但很快，他與其他歐洲國家領導人的密切關係激怒了埃爾多安，被認為對其權威構成了挑戰。2016年5月，埃爾多安強迫他辭職，並用一個低調的佔位者取而代之。然而，即使總統府搬到了土耳其政治中心，埃爾多安仍在努力爭取控制權。在達武特奧盧下臺後不到兩個月，軍隊裡心懷不滿的葛蘭派軍官上演了一場失敗的政變，250人因此喪生。因戰鬥機轟炸議會，埃爾多安通過視頻連線現身CNN土耳其廣播電臺（一家土耳其本土的新聞廣播電臺），呼籲土耳其民眾在廣場上與士兵作戰來捍衛民主。
這場失敗的政變讓埃爾多安有了進一步集權的藉口。埃爾多安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停止履行《歐洲人權公約》，拘留數萬名公務員，關閉100多家媒體，並吊銷涉嫌與葛蘭主義者有聯繫的5萬土耳其人的護照以防止他們出國。正是在這種混亂和恐懼的氛圍中，土耳其人在2017年的公投中投票通過了總統制政府。埃爾多安認為只有自己能在這場「新的獨立戰爭」中恢復土耳其的秩序，而一些反對黨是與敵人結盟的。這種極端言論似乎在距一戰已有一個世紀的今天顯得不合時宜，但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是有效的。這讓埃爾多安在2018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53％的選票。然而，埃爾多安再次受到另一場政治運動的影響。這次不是葛蘭主義者，而是聯合政府中的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黨。埃爾多安擔心伊斯蘭主義者將政府中的關鍵職位交給他們主要的右翼對手。
怒火日增
2005年至2009年，身材高大，穿著時尚，有影星相貌的阿基夫·貝基（Akif Beki）是埃爾多安的首席顧問兼發言人。如今，他語帶批判地說起他的前任老闆和團隊。「正發黨頭幾年的反饋機制已不再有效，」 貝基今年早些時候對我說，「正發黨以前的敏感性消失了。正發黨沒有與選民進行對話，而是堅持自說自話地宣傳鼓吹。不是直面問題，而是選擇隱瞞。
像貝基這樣心懷不滿的前盟友是埃爾多安鞋中的鵝卵石。埃爾多安可以忽視共產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他們在投票箱中獲得的支持很少，但那些幻想破滅的伊斯蘭主義者談論著組建新政黨，這對正發黨的統治構成了挑戰。最近，正發黨三位創始成員中有兩位提出反對埃爾多安的強人政治：阿林奇強烈譴責正發黨的極端態度，而居爾在2018年大選中接近反對派候選人。達武特奧盧在Facebook上發表了反對總統制的宣言。
土耳其的經濟頹勢是個更具威脅性的問題。去年土耳其裡拉貶值28％，今年食品價格上漲30％。從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失業率上升了4％，土耳其人失業人數從320萬增加到450萬。隨著移居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數量（逾360萬人，截至2019年6月）增加，土耳其人愈加感到不滿。因此，3月和6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包括首都安卡拉在內的許多城市中正發黨的支持率急劇下降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存在這些裂縫，但「磚牆」埃爾多安仍耐心地搭建了完整的結構。正發黨擁有大約1100萬成員，是凱末爾1923年創立的共和人民黨的十倍。如今與正發黨同一戰線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土耳其人提供了職業機會，正如20世紀30年代的共和人民黨一樣。
近日，似乎是為了幫助未來的傳記作者，埃爾多安為他的統治劃分了時期。在一次電視採訪中，他將自己作為繁榮黨黨員和任伊斯坦堡市長的伊斯蘭主義時期命名為「學徒期」。他作為改革派總理的日子是他的「熟手期」。但在埃爾多安看來，他任總統的歲月應有一個響亮的稱號——「大師期」。
現年65歲的埃爾多安手中權力集中。他認為在前盟友公開背叛後，這是不可避免的。在總統府，有等離子屏幕跟蹤國內最為廣泛閱讀的新聞報導，然後需專家來迅速解決人們關心的滾雪球式的問題，但僅僅幾十名官員對於一個擁有8200萬人的國家來說遠遠不夠。近一個世紀以來由當選的部長們解決其選民的關切; 如今，教育，文化和技術專門委員會的委任委員來負責制定政策。社團主義經濟和政界，媒體及公共部門中的徇私文化正在崛起。多數主義在國內政治中越來越佔主導。在正發黨看來，有必要用這些控制策略來保持一個多民族和兩極化國家的秩序。但事實上，它們加深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系統性失誤：制度弱點，缺乏新聞審查，以及過去一個世紀文化轉變的殘酷步伐。正發黨選擇成為它們的犧牲品，而不是解決這些問題。
儘管存在這些挑戰，但土耳其的民間社會依然強大。土耳其有5200萬活躍社交媒體用戶。近年來，關注選票計數安全性，媒體的事實核查，LBGTQ權利和婦女人身安全的倡議得到支持。正如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所指出的那樣，「一旦一個國家變得過於富裕和複雜，領導者可能認為自己太過強大，但個人也能感到強大。」隨著土耳其的個人主義和歐洲仇視伊斯蘭民粹主義的崛起，在未來十年裡，埃爾多安面臨的巨大挑戰將會是使選民相信他那憤怒和耐心的結合仍可追隨，他的成長故事還可繼續激勵人們，只有他無懈可擊的能力才能帶領土耳其走向安全。毫無疑問，埃爾多安會竭盡所能在這項艱巨任務中努力取得成功。
註：本文編譯自美國《外交》雜誌2019年第5期評論文章，作者：卡婭·金奇（Kaya Genc），編譯：向炳蔚
參考原文：
Kaya Genc, "Erdogan's Way: The Rise and Rule of Turkey's Islamist Shapeshifter," Foreign Affair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