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黛博拉·阿瓦洛斯曾是一名私人教練，她為了當上老師去瑞典上大學。
「活到老，學到老」是瑞典人信奉的格言，相當比例的成年人在上大學或接受「非正式」教育。這和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增加擁有高等教育學歷人口的比例，美國政策制定者正努力推動更多成年人上大學，但大齡學生的數量不升反降。
「只要能付得起生活費就能上學，這是相當給力的特權」
當講師邀請接受教師培訓的學生分享他們童年記憶中的音樂時，英厄拉·希歐林選了「愛司基地」，但她的同學竟然「不知道他們是誰」。這個歐洲最富傳奇色彩的流行組合曾在全世界獲得巨大成功，堪稱瑞典音樂史上的國寶級組合，但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希歐林的同學們剛剛學會走路。
這提醒了30歲的希歐林，在斯德哥爾摩以北64公裡的烏普薩拉大學，她比大多數同學大了不止10歲。但她並不孤獨。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瑞典「大齡學生」的比例比其他OECD國家更高，25%的瑞典人25歲以後才大學畢業。25～64歲的瑞典人中，66%在上大學、接受在線課程或家庭課程等「非正式」教育。
「年紀大了再去上大學並不可恥。」在坐落在城市郊區的斯德哥爾摩大學讀書的阿格涅斯卡·布隆告訴美國《大西洋月刊》，「你和年輕學生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但沒有人會將你看作局外人，你不會被區別對待。」
此外，在瑞典，大齡學生擁有更多的特殊權利。除了和其他同學一樣享受學費全免，他們還有資格獲得育兒補貼、生活補貼和低息貸款。僱主必須為上大學的員工無限期地保留職位，儘管沒有薪水。學醫的瑞典大齡學生偏愛在醫院實習，因為這樣可以離家人更近。
「我們習慣了享受這些好處。」剛從瑜伽課課堂出來的希歐林愉快地說。她已經拿到了體育教學的學士學位，並在英國擔任私人健身教練。「我們不需要反覆考慮。只要能付得起生活費就能上學，這是相當給力的特權。」
在城市另一端的醫學院，31歲的卡爾·安德爾·倫達爾正在努力學習，希望成為一名醫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飛行員，在經濟的不斷起落中經歷過數輪裁員和聘用。「我受夠了。」已婚的倫達爾已經有了一個孩子，不久前，妻子第二次懷孕，「所以我開始看大學介紹目錄」。
僱主允許他保留職位到2019年，政府提供額外的資金支持，彌補他失去的收入和撫養孩子的費用，且廉價的兒童保育基本不花什麼錢。在烏普薩拉一家著名醫院實習時，倫達爾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筆收入，家庭經濟狀況不那麼緊張了。
「在瑞典讀大學，你是40歲還是20歲無關緊要。」他說，「我不認為自己和其他大齡學生特別、孤立。當然，我們周三晚上沒法和同學一塊去酒吧，但我們不覺得這很奇怪。」
美國：重返校園前應仔細權衡風險和回報
30歲的黛博拉·阿瓦洛斯曾是一名私人教練，她為了當上老師去瑞典上大學。
走進大學校門時，黛德麗·羅密歐40歲，帕梅拉·門羅42歲。懷著「教育改善生活」的希望，她們相繼攻讀學士和碩士學位，但結果截然不同。
結束了在墨西哥為期一周的愜意假期後，羅密歐回到她在跨國公司公關部總監的職位上。由於僱主為她支付了大部分大學費用，羅密歐還上學生貸款毫無壓力。
「這(上大學)相當瘋狂，但它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決定之一。」今年45歲的羅密歐告訴美國廣播公司(ABC)。
相比之下，背負著4.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8.6萬元)學生貸款的門羅，銀行帳戶裡只有兩美元(約合人民幣12.7元)。她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找回上學前的工作——在「維多利亞的秘密」門店裡做兼職導購。
「我如今一貧如洗。」54歲的門羅說，「我認為再次接受教育實際上傷害了我。」許多美國人認為回到大學是個好主意，他們相信花時間、金錢來提高受教育水平，意味著更高的工資、更好的機會和更幸福的生活。美國喬治敦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一生中，大學畢業生平均比只有高中文憑的人多賺84%的錢。
美國《赫芬頓郵報》稱，許多中年美國人成為經濟衰退的受害者，許多人為學習新技能、轉行或得到更高的學位重新走進大學課堂，也有人認為，這是重塑自我的一種方式。
重新接受教育能夠幫學生打開事業局面、得到高薪工作或在原本的公司升職，也可能帶來重大的風險，比如沉重的債務、未獲得更高收入等。隨著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增加，越來越多人因此失業。專家認為，成年人在重返校園前應仔細權衡潛在的風險和回報。
「我能給出的建議是，這真的取決於個人。」喬治亞州金融理財規劃師克裡斯蒂娜·布裡伯納裡亞告訴ABC，「你必須認真考慮自己的年齡、花費，以及畢業後能賺多少錢。」
上大學前，門羅主要從事收入很低的零售業，她認為擁有大學學位可以讓她找到更好、更有安全感的工作，於是辭職，學習阿肯色州大學修辭和寫作專業。她希望成為一名作家。
畢業後，門羅開始申請專業對口的工作，但始終沒有被聘用。2009年，她決定攻讀語言病理學碩士學位。這一次，她有了更具體的職業規劃——臨床語言病理學家年收入超過8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0萬元)。但幾個學期後，家人生病讓她被迫輟學。如今，她發現自己陷入了比上大學前更糟的境遇——失業，且負債纍纍。過去幾個月，門羅的母親幫她支付租金。
相反，羅密歐的僱主為她報銷5000美元(約合人民幣3.2萬元)學費，她自己也積極申請獎學金。學歷的提升讓她在公司快速晉升，收入也大幅提高。「上大學帶來了財務回報和個人滿足感，」她說，「我一點都不擔心如何支付帳單。」
46歲的伊迪·查爾斯即將從俄亥俄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專業畢業，她供職的俄亥俄州交通部為她報銷所有學費和教科書費用。她希望新拿到的學位能幫她在退休後找到刑事調查員的工作。
因為沒有學生貸款，這個過渡將容易得多。「作為單身母親，我很幸運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過體面的生活。」她告訴美國雅虎新聞網，「但我不知道，如果必須償還債務，自己是否還會回到大學。」
政府資助幫助大齡學生「回爐」
瑞典
「我們面臨熟練工人短缺的問題，而且無法用剛畢業的年輕人來替代。這是一種解決方案，但無法改變問題的根本。」芝加哥成人職業教育委員會(CAEL)主席兼執行長帕梅拉·泰特告訴美國《大西洋月刊》。
《今日美國》報認為，網絡課程的發展幫許多成年人圓了大學夢。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稱，許多大學正通過安靜的宿舍、晚上或周末上課、通勤休息室、兒童保育服務等，吸引年長的學生。
然而，與瑞典不同，美國政府幾乎沒有為25歲以上、想回到學校的成年人提供任何支持。
要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美國學生必須每學期修至少兩門課，但很少有公司能給員工假期去上課。一些州的資助項目徹底向24歲以上的學習者關上了大門。
沒有政策規定美國僱主應該為想上全日制大學的員工保留工作，希望平衡學習與家庭的父母也無法獲得幫助。即使他們足夠幸運地在僱主那裡報銷了學費，也必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用於繳稅。更何況，經濟衰退以來，許多公司已經削減了這部分經費。
「每個公司都需要擁有更高技能的員工，但我們沒有付出任何努力使其成為可能。」泰特說，「看到別的國家做得這麼好，真令人沮喪。」
雖然美國和瑞典對待大齡學習者的態度差別相當大，但布隆認為它們有共同之處：日益複雜的工作要求勞動者擁有更高學歷和技能，因而希望成年人回到學校接受再教育。「對美國和瑞典兩國而言，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讓那些已經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回到大學，改善他們的技能。」
作為網絡電話Skype和音樂播放軟體Spotify的發源地，瑞典信息技術行業從業者的比例，在OECD國家中成為僅次於芬蘭的第二名。而在美國，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意味著，到2020年，65%的工作將要求求職者接受過某種形式的大學訓練。根據喬治敦大學教育與勞動力中心的數據，以目前的增長速度，屆時職位缺口將達500萬人。如今，大約40%的美國人和36%的瑞典人擁有大學學歷。
「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人關注招收大齡學生的問題。」泰特如是評論美國的高等教育現狀，「這是個奇怪的謎題，在我們迫切需要成年學生的時候卻有這麼多政策和體制障礙，難怪很少有大齡學生申請『回爐』。」
在布隆看來，國家的慷慨解囊是許多年長的學生回到學校的原因之一。但他補充道，文化原因同樣不可小覷，在瑞典，人們普遍信奉「活到老，學到老」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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