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到「人文主義」，自然會想到歐洲的文藝復興，它的本質是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把神權統治回歸到自我的個體意識。
西方的人文主義興起，歸因於舊有既得利益階層被蕩滌（火藥炸毀騎士階層）、新媒介傳播了新理念（紙張推廣科學文化）和平民階層開始甦醒（地中海的商品經濟崛起）。
由於這些經濟基礎的改變，以義大利為中心興起的人文思潮開始擴散到西歐各國。
無論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但丁的《神曲》，還是盧梭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馬克思的階級解放、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最終指向都在於「人」自身—追求個體的解放，掙脫外界超意志力量的束縛。
在中國歷史上，亦有多次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只是近代中國人對自身文化感覺自卑，忽視了本民族的歷史。
中國綿延數千年的歷史中，在我看來，至少有四次人文主義熱潮：
第一次，商周時期——從「神」到「人」；
第二次，魏晉時期——從「禮教」到「個性」；
第三次，唐宋時期——從「門第」到「平民」；
第四次，晚明時期——從「道德」到「功利」。
這四次人文主義思潮，每一次都是對前一次的「否定」，也是一次升華，形成了像波浪一樣的回溯的前進方式：
第一次是商周時期，周公旦創立的「宗法制度」取代了商朝的「鬼神模式」，把社會重心從「神」拉到了「人」，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化三千年之格局。
在周朝之前的商朝，是神權統治的社會，奴隸制盛行，大量奴隸沒有人身自由，被迫參加集體勞動，於是宗教的灌輸就顯得非常重要。
奴隸主們製作了許多大型青銅鼎來進行祭祀，他們把「神權」作為一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灌輸到每個人的腦海中，告訴奴隸們:你一出生，就註定了這輩子的命運，你之所以每天辛苦勞作是為了向天神貢獻！
在今人看來，商朝是一個很搞笑的時代，處處充斥著「神」的影子：商朝人每天都要花大量時間去祭拜鬼神，向上天祈禱。
上自達官貴族，下至奴隸賤民，都相信「天神」的力量，所以這個時代的巫師很受歡迎，他們是神的代言人。
這個時期，人說了不算，神說了算，於是就變得很玄乎，因為誰也不知道神到底說了什麼，只能由巫師來傳達。
早先的巫師或許還比較公正，越到後來巫師就越沒水準，他們掌握了輿論大權，成了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利慾薰心，借著「神」的旨意宣傳自己的命令，把黑的說成白的，死的說成活的，顛倒是非，都是打著「神」的招牌。
反觀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也是「神權」統治，任何與《聖經》不一致的想法都被視為異端，一切由教皇說了算！
在這種背景下，宗教發出的所有言論都是為自身利益集團服務的。
到了16世紀時，德意志的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倡導人的生活不是為了上帝，而是回到個體自身，每個人也不用通過神職人員與上帝溝通，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
人們開始關注現實世界，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活，「人權」與「自由」成為關鍵詞，所帶來的爆發力是驚人的。
中國的周王朝，也正是這樣一個由「神」到「人」的轉型時期。
周公把商朝的「神本位」回歸到「人本位」：昔日的什麼鬼神、佔卜之術都放到一邊去吧，不要再相信這些玄乎的東西！
人之所以能夠替代神成為世間的合法統治者，是因為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
在今人看來，「道德」二字已很遙遠。
但在周朝，你可要知道這個概念有多麼吸引人！
因為對當時人來說，昔日的「鬼神」已不再束縛他們了，可以按照自己意願、努力去修煉「道德」，從而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去實現人生價值一決定權在自己手上。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說「精神的脫魅和宗教的世俗化是近代社會的重要特徵」，這句話用在中國周朝也十分適合。
世間重心從「天道」轉移到「德行」上來，甚至只要人的道德修為夠好，便可以與天、地並列，成為「天地人三才」。
道德修煉，就是每個人從自身做起，遵循宗法制的君臣關係，對上孝順忠誠，對下仁愛克制，以家族內部血緣為紐帶擴展到整個天下——親親尊尊」的人倫大綱取代了「佔卜巫術」的鬼神崇拜，由此奠定了中國三千年文化政治之格局。
周公旦終結了商王朝的鬼神時代，確立了人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儘管這種合法性尚且還是一家一姓的合法性，但它由上而下衍生出來的文化，已經比當初的鬼神文化進步很多。
周公之後，孔子又再一次把這個意識形態推而廣之。
如果說周公的道德還是停留在貴族階層，那麼孔子通過設私學、教授大量平民子弟，就把「道德」這個概念平民化了。
孔子告訴我們：普通百姓修煉自己的道德，也能成為君子！
君子，亦即精神上的貴族。孔子還進一步確立，「德」的核心在於「仁」，所謂「仁者愛人」，每個個體存在的合法性在於是否愛人，而不在於敬鬼神。
「人」本身被抬高到重要地位，而對於宗教世界裡的鬼神，孔子的態度則是「敬而遠之」，可見與商朝的價值觀截然不同了。
這便是孔子的偉大之處，他與歐洲的馬丁·路德、禪宗的六祖慧能一樣，把神權世俗化，把貴族精神平民化，把高深的「道德理念」轉化為通俗的日常生活，用生動平實的語言把「親親尊尊、君臣父子」融入百姓日用之中，教導人們怎樣孝敬父母、怎樣兄弟和睦、怎樣與人為善、對朋友講信用、對上級忠誠、對下級仁愛。
所以，周公離我們尚且很遠，而孔子已經離我們很近了。
第二次人文主義思潮在魏晉時期，主要表現在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對個體意識的認識，是魏晉名士「個性自由」對兩漢以來「名教禮法」的否定。
說來也很有意思:當初周公、孔子創立儒家思想，是為了破除商朝神權的專制，可久而久之，儒家自身又走向神壇，成為新的專制。
兩漢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它既是儒學發展的新時期，也是儒學淪為統治桎梏的時期，陰陽兩面總是同時存在。
西漢經過武帝、宣帝、元帝幾代爺孫對儒學的連續推崇，已在全國形成風氣，這股風氣的好處是統一了意識形態，缺點則是由於恪守禮法，不知變通，開始陷入虛偽做作之中。
儒學經由董仲舒的修改之後，就形成「三綱五常」為核心的一整套專制思想體系，到西漢末期，已是儒生遍地，他們誇誇其談，好古非今，只知道玩文字遊戲和高唱忠孝節義，卻做不來實際事務，不知變通，把事情弄得很糟，比如大儒王莽及其手下一幫儒生就是典型代表。
再到東漢建立，漢光武帝劉秀本人就是學儒出身，手下的「雲臺二十八將」中大半是儒生出身（「東漢功臣多近儒，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孚合」），與西漢開國的功臣多是「殺豬賣狗」之輩可謂天壤之別。
於是東漢崇儒之風更加盛行，愈演愈烈，「經學」成為東漢士人的進身之階，許多世家大族都以經學傳家靠這個才能做國家公務員。
東漢末期，這種現象泛濫成災。
所謂的知識分子，都是徒有虛名、道貌岸然、遷腐僵化，「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全社會充斥著假道學，這些儒生浮華交會、相互標榜，「忠孝名節」形同虛設，瀰漫著沽名釣譽之風，東漢也因此病入膏肓、人才凋零、大廈將傾。
東漢末年，「另類牛人」曹操上場了，他率先打破這種虛偽禮教。
曹阿瞞不是士族大家出身，只是個太監養子的後代，但他才華出眾，個性突出，說了很多大實話，做了別人不敢幹的大實事，給那些冠冕堂皇的儒生一個響亮的耳光！
在成為實際領袖之後，曹操開始打壓門閥大族，提拔一大批寒門出身的下層人士。
曹操提倡「唯才是舉」，甚至是那些「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都要提拔。
在《求賢令》中，他甚至公然宣稱：「西漢的陳平與嫂子有染，戰國的蘇秦施展陰謀詭計，可是他們都是安邦定國之才，陳平幫漢高祖定下偉業，蘇秦救燕國於危難之中，所以只要有才能就該重用，至於德行好壞並無關係！」
曹操的「唯才不唯賢」理論，是公然挑戰主流價值觀，這一方面使得曹操手下人才濟濟；另一方面也招致儒生名士的猛烈抨擊，罵曹操為「贅閹遺醜」，是漢室奸賊，乃至士族門閥都聯合起來攻訐曹操。
西漢末年有王莽篡權，東漢末年有曹操專權，可這兩個人在當時的評價卻天壤之別。
大儒生王莽受到時人追捧，乃至數萬人勸諫他自立為帝；曹操被人們罵得狗血淋頭，始終不敢取代漢朝——兩人的區別在於，王莽篡權只是「政治行為」，是可以接受的，而曹操抨擊儒家的假道學，乃是「文化行為」，摧毀了舊有價值觀，無法被知識分子所接受。
但這種趨勢並未減弱，到了司馬氏專政時代，「反名教」傾向更加突出，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一批魏晉名士湧現出來。嵇康、阮籍、向秀、山濤等人，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又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言行舉止都揭露和諷刺舊有意識形態的虛偽。
這其中，嵇康是精神領袖，也是魏晉玄學的重要代表，他崇尚自然，認為「自然」乃是宇宙本來的狀態，本來是沒有任何矛盾衝突的，而儒家的「名教」恰恰破壞了這種和諧狀態，因此嵇康採取了與儒家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放蕩不羈，獨立世俗，縱情飲酒，癲狂做派，藐視權貴。
嵇康的怪異行為受到熱捧，人們稱他有風骨、是賢人，這種反常現象在今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
但如果我們身臨其境，把之前兩漢的儒家僵化對人性的束縛也納入進來，就可以理解「魏晉風骨」的緣由——嵇康是對舊有價值觀的反叛，是對僵化意識形態的掙脫。
做流氓很痛快，做個「有文化的流氓」更痛快，嵇康就是這樣一個有文化的流氓。
他的經典名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就是一句流氓術語傳遍大江南北，意思是說：打破社會規則（名教），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自然），所謂的商湯武王、周公孔子這些權威都見鬼去吧！
知識分子們都效仿他的言行，熱衷於談老子、莊子，鄙視談周公、孔子。
反傳統固然是一次進步，但是搞過了頭，就陷入另一個極端了。
繼「竹林七賢」之後，人們都依葫蘆畫瓢，越發沒了規矩。
兩晉時期，士族群體對家國天下的「大事」不甚關心，關心的只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小事」，他們筆下的文字多為華麗辭藻，用典頗多，故作高深，古奧難懂；他們為人張揚，另類古怪，標新立異，對個體性格的發揮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
在晉代，清談、玄學是最受歡迎的。當然，這種反傳統的人文主義，到後期已經走火人魔了，與第一次儒家走人僵化桎梏類似，第二次個性張揚演變成刻意的放縱，士大夫們甚至還開始吸毒了（五石散）。
晉代就這麼過去了，不提也罷。
第三次人文主義思潮是在唐宋時期，這一次主要表現在平民階層的甦醒上。
是「平民文化」對魏晉六朝以來的「貴族文化」的否定，人性的解放又進了一步。
唐代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它的前半期承接六朝以來的貴族文化，後半期開啟兩宋的平民文化，這其中，「古文運動」是重要轉折點。
隨著兩稅法的施行、科舉制的普及和商品經濟的興盛，豪強大族已經瓦解了平民階層獲得極大的自由，「土農工商」階層已經被打破，允許自由流動，他們可以讀書進入仕途、可以進城裡做生意，這些平民的自身經濟情況得到了極大改善之後，便自然會關注精神世界了。
這一次人文主義興起的標誌是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一說來也很有意思，韓、柳的口號是「復興古文」，要回到秦漢時期的平民文學，否定的是南北朝以來的貴族文學，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與之類似的，是歐洲13世紀的「文藝復興」，否定的是中世紀神權統治，復興的是古希臘人文精神，也是「否定之否定」。
禪宗說人生有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正是世界循環往復、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價值觀。
古文運動」發端於中唐，這個時代正是世家大族沒落、平民進入上流社會的時刻。
平民出身的文人們要求平實、直白的文章，淘汰了六朝以來那種追求浮華、辭藻用典的華而不實的文體，《文心雕龍》式的陽春白雪已經被下裡巴人的草根文人們所唾棄，取而代之的是「唐宋八大家」的直白通俗的散文。
這種文風的轉變到了宋代更加明顯，昔日裡不入流的街頭市井的「詞曲」，竟然堂而皇之地進入上層。
填詞、唱曲等從前只是伶人娼妓的謀生手段，現在成為宋朝文學的主流，姜夔、柳永、範仲淹、歐陽修等人為市井優伶填寫的歌詞傳遍大江南北。
宋代政治風氣也為之一變，文人治國模式誕生，士大夫群體有發表獨立觀點的權利，不會遭到政治人身迫害。
自宋仁宗以後，朝廷的黨派結盟也漸成雛形，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標訴求，儼然有一股官僚民主之風，取代了皇權集中思想。
這並不是巧合，而是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相互影響、滲透，如同歐洲近代以來，在經濟層面有工業革命、在文化層面有個性解放、在政治層面有制度主化，三者其實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開。
宋代之後，一直到明朝中葉，社會才又發生了第四次大變革。
第四次大變革是令人糾結而彷徨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它並未成功，錯失了世界近代良機。
晚明時期，人文主義思潮與今天如出一轍，很多地方都很相似，有很多借鑑的地方。
晚明時期，商品經濟已經極為興盛，尤其在長江流域，兩湖江浙的稻米足以供應天下，紡織品、瓷器、鹽業、各種經濟農作物的發展，已經在經濟基礎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僱傭」契約關係取代了「附屬」人身依附關係，確立了人自身的本位意識，平民百姓自我權利受到了重視。
在這種情況下，人文主義思潮再度湧現。
王陽明心學崛起於明中葉，這種理論強調人的自我意識，由程朱理學的外界決定論轉向本體主觀主義，帶有反傳統的精神。
王陽明給明代社會吹進了清新的空氣，起到了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甚至可以說「陽明心學」是明清以來最巨大的思想貢獻。由陽明心學中的一支發展演變而成，是以王艮、顏山農、何心隱、李贄等人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強調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的，要求人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
湯顯祖、袁宏道等人的作品以及空前繁茂的民間文學、通俗文學中的優秀之作，如《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宣揚了反封建禮法、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
在政治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主張眾人共治、民眾是天下的主體，要求對君權和政府權力加強輿論監督和制約，認為「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以上是中國古代四次人文主義的興盛時期，到了近代革命，也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第五次人文思潮。
再到今天中國，隨著網絡這種媒介的應用，第六波人文主義思潮湧現，個體意識受到史無前例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