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間新聞或日報,就會心生毛骨悚然之感:故意或過失槍殺案司空見慣,劫車、販毒、搶劫、強姦同樣屢見不鮮;暴力犯罪成了人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恐怖陰影。而這些恐怖的製造者就是所謂的「超級獵手」:青少年犯罪者,一個骨瘦如柴、浪蕩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提廉價槍枝,內心毫無忌憚、殘忍無情。

1995年,犯罪學家詹姆斯·艾倫·福克斯撰寫的一篇報告中稱青少年殺人案將急劇上升。他認為:樂觀的話,青少年殺人案會在10年內上升15%;悲觀的話,則會翻一倍以上。其他的犯罪學家、政治學家及同樣博學多識的預測專家都對未來做出了同樣慘澹的預測,連柯林頓總統也不例外。
可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的犯罪率並沒有繼續攀升,反而開始下降,持續不斷的下降。犯罪形勢逆轉之迅猛令人震驚:在5年內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國的總體兇殺案發率已經降至35年最低。鬥毆、汽車盜竊等幾乎各類犯罪的案發率同樣如此。
雖然各類專家沒能料到犯罪率下降,但此時他們卻開始爭先恐後地對這類現象做出解釋(某種情況下來說,專家總會給自己的說法留有後路,同時在為自己打圓場的時候,專家他們也不會忘記照顧自己的私利)。他們提出的理論頭頭是道:《槍枝管執法》的普及;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新型治安策略;人口老齡化;警力擴充等等。這些理論順暢無阻地從專家口中,傳到了記者耳中,然後又進入大眾的思維,並迅速上升為傳統觀念。但是隨著犯罪數據的核實,專家口中的種種理論都無法解釋犯罪率的驟降。終於,一個看似毫無相關的因素走入了人們的視線,而它涉及到一位名叫諾爾馬·麥克維的年輕女子。

1970年,諾爾馬·麥克維年僅21歲,是一個窮困潦倒、目不識丁、一無所有、醺酒吸毒的女子。此前她已經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給別人收養了,但此時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然而這時候的美國墮胎是違法的,這讓她十分苦惱。幸運的是麥科維得到了權勢人物的關注,他們為了實現墮胎合法化,讓她作為原告,發起了一場集體訴訟,這件案子最終上訴到了美國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庭判麥科維女士勝訴,允許美國全境進行合法墮胎。法院認為如果完全剝奪孕婦的墮胎權利,國家強加於她們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懷孕或多餘的子女會令女性被迫過上不幸的生活,面臨悲慘的未來,同時也會導致這些計劃外的兒童面臨同樣不幸的生活。而生活在不幸中的兒童,長大後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遠遠高於其他兒童。
墮胎合法化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體現出來:20世紀90年代,墮胎合法後的第一代兒童到了十八九歲的年紀——這正是年輕人違法犯罪的黃金年齡。但是由於墮胎的合法化,這些原本可能成為罪犯的兒童並沒有出生。墮胎合法化減少了意外懷孕的生育率,而意外懷孕生育導致犯罪率居高不下。顯而易見的,墮胎合法化導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但是在當時甚至現在的某些人來看,墮胎與犯罪僅僅是存在相關關係,而不存在因果關係。人們總是習慣於從我們觸手可及的事務上尋找因果聯繫,而忽視年代久遠、難以理解的現象。我們尤其迷信短期可見的原因,多數時候,這種推斷都是正確的,但探討因果關係時,這種一概而論的思維卻常常存在陷阱。轟動性事件常常起因於風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謎團的答案不會總是一目了然,要想一個事件的起因,往往需要跳出這個事件的時間節點,向前去尋找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