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1980年4月15日，讓-保羅·薩特在法國巴黎去世。薩特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主要作品有：《噁心》（1938）、《存在與虛無》（1943）、《蒼蠅》（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等。
在上海譯文2019年出版的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對談錄《告別的儀式》中，波伏瓦記錄了薩特生命中最後的日子。與大家分享。《告別的儀式》
「就這樣吧，我已無能為力。所以，也沒什麼好難過的。」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我們和博斯特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誰都沒有提這件事。只是在上床睡覺前薩特問我：「上午有人在《現代》說到這個談話嗎？」我說沒有——這是實情。他看來有點兒失望。他本希望能找到一些同盟呢！第二天上午九點，我去喊他起床——一般在這個時候進房間都會見他在睡覺，那天卻坐在床邊，氣喘籲籲，幾乎不能說話。早些時候阿萊特在這兒時，他發作過一次所謂的「吞氣症」，但為時極短。這一次卻是從早晨五點一直持續下來，他連挪蹭到我的門口敲門的力氣也沒有了。我嚇壞了，想打電話，不料電話已被切斷——普依格沒有支付電話費。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門房給住在附近的一位醫生打了電話。醫生很快趕來，他看了一下薩特就馬上到隔壁房間打電話給急救服務站。五分鐘後他們來了，為薩特放血、打針，治療了將近一個小時。然後，他被放置在一個帶輪子的擔架上，推過長長的走廊。一個醫生在他上方舉著氧氣袋供氧。他們把他推進電梯，一直送到一輛等候在門口的救護車上。大家還不知道應把他往哪家醫院送，只好再去門房打電話，我趁機回他的房間梳洗一番。我想，既然已有人接手，他的病症應該很快就可以終止。我並未取消與迪恩和讓·普庸一起吃午飯的約會。我動身去見他們，在關上房門的一刻，我絕未想到這扇門從此再也不會為我而開。
飯後，我還是坐計程車去了布魯塞醫院——當時我知道薩特住在那兒——我請普庸和我一起去，並在那兒等著我。我對他說：「我有點兒怕。」薩特在重症監護室，呼吸正常，對我說他感覺很好。我沒有待太久，因為薩特昏昏欲睡，我也不想讓普庸久等。
第二天下午，醫生告訴我說，薩特是肺水腫引起的高燒，很快就能退去。他住的病房寬敞明亮，薩特以為自己住在郊區。他發燒時說起胡話來。那天上午，他對阿萊特說：「小東西，您也死了。被火化時您的感覺怎麼樣？現在我們倆終於死了。（阿萊特是猶太人。朗茨曼經常跟我們講他關於納粹滅絕猶太人的電影，由此談到焚屍爐。我們也談到福裡遜的觀點，他否認種族滅絕的存在。另外，薩特是希望死後被火化的。）」他跟我說剛剛在巴黎附近的秘書（哪個秘書？）家吃了午飯。事實上，他以前從未稱維克多或普依格為「秘書」，而總是叫他們的名字。看到我驚訝的樣子，他解釋說，醫生人很好，為他提供了一輛車以便接送。他經過的郊區妙不可言、令人愉快。我問：是不是在夢中看到的？他說不是，神情中帶著憤怒，我沒再堅持問下去。
後來的幾天，他的燒退了，也不再說胡話。醫生對我說，肺部供血不足導致動脈運行不暢，所以才有這次發作。現在，肺循環已經恢復。我們打算馬上去「美麗島」，薩特十分開心，說：「是的，在那兒真好，可以忘掉所有眼前的事。」（他指的是跟維克多的談話和後來的持續發酵。）醫院規定薩特一次只能見一個人，上午阿萊特去，下午我去。我常在十點鐘打電話問他昨晚睡得怎樣，得到的回答總是「非常好」。他晚上睡眠極好，午飯後也會睡一會兒。我們談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我去看他時，他一般是坐在扶手椅上吃飯，其他時間都是躺著。他瘦了，看起來很虛弱，但情緒還好。他心裡盼望出院，但身體異常疲倦，也就心甘情願地忍受目前的境況。阿萊特大約六點鐘回來，看著他吃晚飯。有時，她會離開一會兒，好讓維克多進來。
不久，我去問烏塞醫生，薩特什麼時候可以出院。他嚅嚅囁囁地答道：「我也說不準……他很虛弱，非常虛弱。」過了兩三天，他說薩特必須要回到重症監護室去：病人只有在那兒才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得到檢查護理，避免任何意外的危險。薩特很不樂意。西爾薇來看他時，他好像在談論一個度假旅館似的對她說：「這兒不好。幸好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了。一想到要去那個小島，我就高興。」
去「美麗島」的事，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我退掉了已經預定好的房間。醫生希望把薩特留在眼前以免病情復發。不過，薩特換了一間房，比第一間更加明亮寬敞。薩特對我說：「這不錯，現在我離家很近了。」他仍然糊裡糊塗地以為自己在巴黎周邊住院。他看起來越來越疲乏，開始長褥瘡，膀胱功能也很糟糕。醫生給他上了導尿管，下床時——其實已經很少下床了，後面要拖著一個裝滿尿的小塑膠袋。我時不時離開他的房間，好讓別的客人進來——博斯特或朗茨曼。這時，我便去候診室坐著。在那兒，我無意中聽到烏塞和另一個醫生交談時說到了「尿毒症」這個詞。我明白了——薩特已經沒有希望。我知道尿毒症常帶來可怕的疼痛。我抽泣起來，扎到烏塞的懷裡：「請您答應我，別讓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別讓他焦慮，別讓他有痛苦！」醫生沉重地說：「夫人，我答應您。」過了一會，我回到薩特的房間，他又把我喊了回去。在走廊裡，他對我說：「我希望您知道，我答應的事不是隨便說說，我說到做到。」
後來醫生對我說，他的腎因為沒有供血，已經不能運作了。薩特仍能排尿，但無法排除毒素。要挽救腎，本來可以動一次手術，但薩特已無力承受，而且那樣的話大腦裡的血液循環也會受影響，導致大小便失禁。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讓他平靜地死去。
以後的幾天，他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對我說：「早上護士處理褥瘡時，我有點兒不舒服。別的都好。」「褥瘡」看起來真可怕：一片片大紅大紫的創面（幸好他看不見）。實際上，由於缺乏血液循環，壞疽已經侵蝕了他的肉體。
他睡得很多，但跟我說起話來仍然神志清晰。有時，人們會覺得他仍然希望痊癒。在最後的時日裡，普庸來看他；薩特跟他要了一杯水，愉快地說：「下次咱們一塊兒喝酒，在我家，喝威士忌！（喬治·米歇爾的話大體準確，但他認為這是薩特最後的話，卻弄錯了。）」但第二天他問我：「葬禮的費用怎麼辦呢？」我當然竭力反對，把話岔到住院的花銷上，向他保證社會保險機構會出這筆錢。然而，我明白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並不為此而慌亂。他唯一的擔憂就是最後這些年讓他煩惱的事情：沒有錢。他沒再堅持，也沒問我關於他健康的問題。第二天，他閉著眼握住我的手腕說：「我非常愛您，我親愛的海狸。」四月十四日，我來時他還睡著。醒來後，他沒有睜眼，卻對我說了幾句話。然後，他把自己的嘴唇給我。我吻了他的嘴、他的臉頰。他又睡了。這樣的話語和舉動在他身上是極為少見的——顯然，他已預見到死亡的來臨。
幾個月後，我日夜盼望的烏塞醫生告訴我，薩特會問他一些問題：「最後會怎麼樣？我身上會發生什麼？」然而，讓他擔心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腦子。他當然已經預感到死之將至，但並不如何焦慮。烏塞說，他「忍了」；或者，就像烏塞自己糾正的那樣，他「認了」。醫生給的欣快藥也許起了鎮靜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半瞎狀態剛開始的時候，他總是隱忍以行，從容承受著發生的一切。他不願意用自己的煩惱去煩別人。命運面前無計可施，任何抗爭看起來都毫無意義。他對孔塔說過：「就這樣吧，我已無能為力。所以，也沒什麼好難過的。（《七十歲自畫像》。）」他仍然熱愛生活，但死亡他也不陌生，即使活到八十歲也是這樣。他平靜地迎接死亡，一點兒也不大驚小怪；他對周圍的友誼和感情心懷感激，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滿意：「該做的，我都做了。」
烏塞跟我明確道：薩特經受的苦難不可能影響病況，但強烈的情感刺激卻會隨時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不過，思慮和不快，如果能及時稀釋，不會使萬惡之源的脈管系統產生什麼問題。他又說，脈管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越來越糟，最多兩年，大腦就會受到嚴重侵蝕，到時候薩特將不再是薩特。
四月十五日（星期二）早晨，我像往常那樣問薩特睡得好不好，護士答道：「是的。但是……」我立刻趕了過去。他好像睡著了，但呼吸得很用力，顯然已經處於昏迷狀態。從前一天晚上到現在，他一直是這樣。我守了幾個小時，看著他。六點左右，我讓位給阿萊特，要她一旦情況有變就打電話給我。九點鐘，電話鈴響了。她說：「完了。」我和西爾薇來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個樣子，但已不再呼吸。
西爾薇通知了朗茨曼、博斯特、普庸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來。醫院允許我們在房間裡待到第二天早晨五點。我讓西爾薇去拿些威士忌，一邊喝一邊談著薩特最後的時日、從前的往事，以及有待處理的後事。薩特常對我說，他不想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他母親和繼父之間，他希望火化。
我們決定暫時將他葬在蒙巴納斯公墓，再送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將放置在蒙巴納斯公墓的一個永久性的墳墓中。我們守在他身邊時，記者們已將醫院小樓包圍起來。博斯特和朗茨曼出去要求他們離開。記者藏了起來。不過，他們沒能走進來。薩特住院期間，他們也嘗試過拍他的照片。有兩個記者還偽裝成護士想混進房間，但被趕了出去。護士很有心地拉上窗簾、放下門帘，以保護我們的隱私。然而，還是有一張薩特睡覺時的照片被拍了下來，可能是從鄰近的屋頂上偷拍的；這張照片發表在《競賽》上。
有一刻，我要求留下來和薩特單獨待一會兒；我想鑽進被單，挨著他躺下。一位護士阻止了我：「不行。小心……有壞疽。」這時，我才明白所謂褥瘡的真正性質。我在被單上躺下，小睡了一會兒。五點，護士們進來了。他們在薩特的遺體上又鋪了一條被單和一塊罩布，帶他走了。
後半夜我是在朗茨曼家過的，周三也在他家。後來的幾天，我在西爾薇家住，這使我免於電話和記者的騷擾。這天，我見到了從阿爾薩斯趕來的妹妹，還有一些朋友。我翻看報紙，還有紛至沓來的電報。朗茨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一切事宜。葬禮先是定在周五，後來改為周六，以便更多的人參加。吉斯卡爾·德斯坦派人告知，他了解薩特不希望為自己舉行國葬，但他願意提供安葬費。我們拒絕了。他堅持要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周五，我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飯，想在安葬之前再看一眼薩特。我們來到醫院的大廳。薩特已被放進了棺材，身上穿的是西爾薇買給他看歌劇的衣服，這是我住所裡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爾薇不願意上他家找別的衣服。他神態安詳，和所有死人一樣；他面無表情，和大部分死人一樣。
周六上午，我們重聚在醫院大廳。薩特全身袒露在那兒，臉上沒有遮蓋，衣冠楚楚，面部僵硬而冰冷。在我的要求下，平高給他拍了幾張照片。過了很長時間，有人用布單蓋住薩特的臉，關上靈柩，帶走了它。
我同西爾薇、妹妹和阿萊特進了柩車。一輛滿載著各色花束和花圈的小汽車走在前面，還有一種迷你巴士，裡面坐著上了年紀和不能走遠路的朋友。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後面，大約五萬，以年輕人為主。有人敲柩車的窗戶——他們大多是一些拍照的人，把傢伙事兒頂在窗玻璃上，希望抓拍到我。《現代》的朋友在靈車周圍形成一面屏障，一些陌生人自發地手拉手築起一道圍牆。總的來說，一路上人們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朗茨曼說：「這是一九六八年運動的最後一次遊行。」而我什麼也看不見。我吃了安定，多少有點兒麻木僵硬，一心想著千萬別癱倒。我對自己說，這正是薩特一心嚮往的葬禮，但他已經無從知曉了。我從柩車裡出來時，靈柩已經安放在墓底。我要了把椅子，在墳坑邊呆呆地坐著，腦中一片空白。我看到有人棲在牆上，有人棲在墓上，影影綽綽的一片。我站起來要回到車裡去，只有十米遠，但過於密集的人群讓我覺得自己要悶死了。我與從墓地三三兩兩返回的朋友一起再次來到朗茨曼的家。我休息了一會。後來，因為不想彼此分開，我們一起去澤耶爾家獨立的廳房吃了晚飯。當時的情況我都不記得了。我好像喝了很多酒，下樓梯幾乎要人抬著。喬治·米歇爾把我送回住處。
以後的三天，我住在西爾薇家。周三上午，薩特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我心力交瘁，已然沒法前往。我睡著了，而且——我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從床上掉下來，在地毯上坐了很久。西爾薇和朗茨曼從火化場回來，發現我已滿嘴胡話。他們把我送進醫院。我得了肺炎，兩周後痊癒。
薩特的骨灰移送到蒙巴納斯公墓。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手將幾束鮮花放在他的墓上。
有一個問題，事實上我從未問過自己，但讀者也許會問：死亡迫近時，是否應該向薩特預告一下？住院期間，他極其虛弱，沒精打採，我當時一心考慮的就是對他隱瞞病情的嚴重性。但在那之前呢？過去，他總對我說，如果得了癌症或是其他什麼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情」。不過，他的情況是模稜兩可的。他「處於危險之中」，但他會像自己希望的那樣挺到十年之後，或者，一切都將在一兩年內完結？沒有人知道。任何預設都無從談起，他也沒有可能更好地照顧自己。他熱愛生活。承受失明和極度虛弱的狀態，已經讓他不堪負荷。確切地意識到威脅已經迫在眉睫，這只會給他最後的歲月罩上一層無謂的陰影。畢竟，我也和他一樣，在害怕和希望之間搖擺。我的沉默沒有把我們分開。
他的死卻把我們分開了。我死了，我們也不會重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這已經很美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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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孫凱 譯
《告別的儀式》是法國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記錄下的讓-保羅•薩特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離地刻畫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薩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為之奮鬥到最後一刻的事業，以及他面對疾病和死亡的態度。
1970年，薩特65歲。兩年前的「五月風暴」雖然已經結束，但餘波未平，深受該事件影響的薩特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角色，提出了「新知識分子」的概念。同時，他擔任著數份報紙的編輯工作、參加集會、召開記者招待會支持受迫害人士、籌備電視紀錄片，在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活動的同時，堅持從事文學創作。
但無法忽視的，是不斷折磨他的各種病症：高血壓、視力下降、腦損傷、尿毒症……
日益熾長的焦慮情緒折磨著薩特。他想到了他的身體、他的年齡，想到了死。一個哲學家如何面對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個終身踐行存在主義的思想先驅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作為最接近薩特，也是對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據自己一直以來堅持寫的日記，以及從朋友的筆錄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種材料，詳細記錄了薩特最後十年的生活，無數巨細靡遺的細節和如同親臨現場的對話，罕見地展現了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薩特。
在波伏瓦的記錄後還附有她與薩特的長篇對談，薩特藉此機會回顧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學經歷，並且梳理了對文學、哲學、閱讀、寫作、音樂、繪畫、平等、金錢、時間、自由、生命等諸多主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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