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和媒體記者或純粹的朋友敘舊，對我當年窩居鄉下十年寫作的生活形態多有興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溝通方式是一個常被問到的話題，我便如實相告，主要依賴一條郵路，無論寫信說事或投寄剛剛寫成的小說稿，都是到一個郵政代辦點去辦理。這是一個僅有一人撐持業務的「郵局」，在我卻鑄成永久的記憶。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獲得專業創作的自以為人生的最佳境地的同時，便決定回歸鄉下祖居的老家，求得一個耳目清靜的環境，卻不是陶淵明式的避世隱居。我在這裡可以坐下來潛心閱讀業已解禁的世界名著；可以平心靜氣回嚼20年鄉村生活，形成新的作品；我幾乎本能地關注著生活運動尤其是鄉村世界的變化，自然缺少不得一份報紙，能否每天看到當日的地方報紙，成為一個小小的卻也揪心的問題。多年來每天讀報的積習已經成癮，不讀似乎就有一種缺失或虧欠。讀報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我居住的老家的地理環境的制約是根本原因。
我祖居的村子雖然距西安不過50華裡，卻是一個被地理環境限制著的「死角」。村莊位於白鹿原北坡根下，再往北不過兩三公裡便是聞名古今的驪山南麓，形成一條狹窄的川道，其間自東往西流過一條被秦始皇曾祖改名的灞河（原名滋水）。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才開通了一條砂石公路，我的祖居的村子是這條公路的終點，儘管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駛來一輛汽車，但是鄉民出行推車挑擔騎自行車畢竟方便得多了。我回到這樣環境的老屋裡，首先想到如何能讀到當天的報紙。得知這裡的郵遞員仍舊是我熟悉的那位姓史的鄉黨，便找到他商量。他做這方地域的郵遞員已經多年了，仍然屬於郵局聘用的農民工，未能獲得郵局正式職工的資格。他負責我所在的這個鄉鎮東半部的十餘個村莊的報紙和信件的投遞業務，半邊是白鹿原的北坡上的村莊，下邊是坡根下一排小村莊，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圈兒，可以想見其辛苦。和他說明訂報的意圖，他笑著解釋，東邊三個村子沒有一戶報紙訂戶，只是在有重要信件時，他才騎車去某個村子。我當即明白，如果我要每天讀到當日報紙，就意味著他必須比往常多跑5裡路，僅僅是為了給我送一張報紙。我確實於心不忍，便和他商量了一個省事的辦法，把我所訂的報紙投送到他每天必經的村子的我的一位親戚家，由我走讀上中學的兒子放晚學時順便捎回來。這樣，每天傍晚兒子回家，正好是我停歇工作的時候，坐在祖居的小院裡，借著尚未暗淡的天光，打開《參考消息》，看世界的這個和那個角落又發生了什麼值得關注的大事和趣聞；還有貼近我生活的《西安晚報》，既有國家大事的新聞，更有城市和鄉村的新鮮事和某些人的劣行。我曾在該報上讀到一位農村女人首創家庭養雞場的新聞報導，竟然興奮不已，隨之便搭乘汽車追到西安西邊的戶縣，花了兩天時間進行採訪，先寫了一篇報告文學發表在《西安晚報》，後又以其某些事跡演繹成8萬字的中篇小說《四妹子》，這是我寫農村體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說。
每有或長或短的小說或散文寫成，或者要投寄一封信，我便騎自行車趕到8華裡遠的郵政代辦點。這個郵政代辦點設在一所軍事大學裡。這所軍事大學始建於上世紀50年代末，地址選在白鹿原北坡向裡深凹的一個大豁口裡，據說可以隱蔽空中偵察。軍事大學於60年代初開學，為了這所規模非凡的軍事院校通郵的方便，郵政局便在校內設立了一個郵政代辦點。這樣，我生活的這方地域，破天荒地有了一個可以訂閱報紙也可以寄信寄物的郵政機構，當地近10公裡內的鄉民跟著軍校沾光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郵政代辦點設在軍校大門內右側的一排平房裡，僅僅只佔一間小平房。我把自行車撐在路邊，便拿出要寄的稿件或信件，走到開著的窗口，便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不笑也不驚評，卻在眼神裡顯示出「你來了」的意象。我便先開口說我要辦的事，如果是寄信，便說要幾張郵票；如果是郵寄稿件，便把封好的信遞給他，讓他在桌旁的磅秤上稱一下重量，然後在算盤算出郵資的錢數，我交了錢，他撕下郵票給我。我用他擺在窗臺上的漿糊貼好郵票，再把裝著文稿的信封給他。他砸上有「掛號」字樣的郵戳，仍然不說話，眉宇和眼神裡顯示出「辦妥了」意象，我也不便多嘴，點點頭便告辭了。
我至今依然記得那張面孔，以及那臉上的表情。那張面孔的臉色微黃偏白，很潔淨；眼睛不大也不小，永遠是一種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細更不歪，端正而莊重。他的形象和他的神態，完全專注於案頭的工作，多餘一句客套話都不說，更不會有東拉西扯的閒話乃至廢話了。有一次交辦完郵件離開他的窗口時突然想到，他是和我短言少語呢，還是對所有人都如此這般？我便側立一旁抽菸觀望。一位穿戴整齊的軍校女學員走到窗口，手裡拿著一個包紮規整的郵包送進窗口，肯定是稱重量，然後看見她從窗口接過郵包，很認真地貼郵票，之後就把郵包再送進窗口，轉身離開了。我大約只聽見一兩句簡短的對話，是說多少郵資的話。一位同樣年輕的男軍人走到窗口，和那位女軍人的過程如出一轍。接著看到一位穿戴不凡的中年女人走到窗口，從衣著打扮和走路的太過自信的姿勢，我猜測這是一位軍校高幹的夫人（此軍校屬軍級級別）。她走到窗口，卻不寄郵任何東西（如需郵寄東西，肯定有通訊員代辦），只聽她嗓門很響亮地向窗口內詢問，只聽見她的問話聲，卻聽不到窗口裡的他的聲音，約略可以聽得出來，她給遠方老家的郵件，怎麼還沒收到？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到達××省××縣××公社××村子？不會丟吧……從她離開窗口時的表情判斷，得到的是肯定的可以放心的答覆，咣當響著的皮鞋敲擊水泥路面的聲音也是歡愉的。我便跨上自行車走了……這人就是不愛說話。
約略記得一次例外，在我接過郵票往信封上抹漿糊再粘貼的時候，他卻主動開口了：「你前日在報上登了一篇文章？」我頗驚訝，他竟關注我的寫作了，便毫不遲疑地以「噢」予以肯定。他接著又說了一句：「昨日回局裡參加政治學習，我聽大家說的。」他沒說郵局裡的人如何說我這篇小說或散文，倒是我很想聽的話題。他卻閉口再不說了，也沒說他看沒看那篇文章。我儘管很想聽文學圈外諸如郵局的讀者對拙作的看法，看著他已沒有再議此事的興趣，我也壓住了想問的話不再問。
在我窩居鄉下祖屋寫作的十年裡，每有或長或短的小說寫成，便騎上自行車，騎過後來被車碾得坑坑窪窪的砂石公路，心情卻是一種踴躍，每有一篇新作寫成，無論是篇幅較大的中篇小說，抑或是短篇小說乃至三兩千字的散文,在送到郵政代辦點的這8華裡的路途中，都是一種踴躍著的心情，砂石公路上坑坑窪窪致成的連續性顛簸，不僅破壞不了踴躍的好心情，反倒激發著踴躍的連續性。乃至趕到熟悉的郵政代辦點的窗口前，和那張熟悉的臉孔對面時，領會到那眼神裡又現出「你又來了」的意象，我也不說一句客套話，只把郵件送進窗口，照前辦理……我已記不清十年間經他的手寄出過多少文稿和信件，卻可以肯定，那十年間的文稿和信件十有八九都是經他的手辦理的，寄往本省和外省的編輯朋友。更準確也很難能的是，無論稿件或信件，從來沒有丟失過。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郵寄通訊幾乎是我唯一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且不說鄉村裡不敢奢望電話，城市家庭也是稀罕物。郵政代辦點的這位代辦員，便成為我實現和外部世界溝通的最可靠的橋梁。
新的世紀剛剛到來，我又回到離別了七八年之久的原下的屋院，一個人住了兩年，夜晚坐在院子裡看從東原漸漸移向西原的月亮，早晨常常是被飛到屋簷或院中樹梢上的鳥叫聲喚醒，在我是一種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踏實也最美好的感覺。寫作的欲望潮起時，便在那間小書屋裡鋪開稿紙。每有或長或短的文章寫成，依照七八年前的輕車熟路——輕便自如的自行車和大半生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家鄉路——趕到距家8裡遠的軍校大門內的郵政代辦點，依舊是那間門口牆上掛著綠色郵箱的平房，依舊是打開著的窗戶下層的窗口，窗裡桌後依舊坐著那位微黃偏白面孔的代辦員，變化僅僅只是他的頭頂出現了白色的頭髮，畢竟過去七八年了。他在看見我的一瞬，眉眼裡現出一縷不易覺察卻仍被我覺察到了的詫異的神色，問：「你不是進城了嗎？」我答：「我又回來了。」之後再無話。我交辦了寄件，點點頭便告辭了。這兩年時間裡，我到這個一個人操作的郵政代辦點的次數，比之前的那十年的頻繁來去少得多了，我已有了手機，家裡也安裝了電話，無論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閒事，隨時便用話機說清了，幾乎不再使用寫信的交流手段了，不寫信也就不寄信了，只有寫成新的文稿，必須趕到一個人操作著的這個郵政代辦點的窗口前。我至今不會使用輕便快捷的電子文稿的傳遞方法，還依賴於原始的郵寄手寫稿件的途徑。
到了我重回鄉下祖居屋院的第二年，記不清是哪個季節，我又一次騎自行車趕到那個熟悉的郵政代辦點的窗口前，交辦了要郵寄的稿件，剛轉過身要離開的時候，窗口裡的他說話了，讓我等一下。我再轉回身，就看見那張向來平靜到不動聲色的面孔，呈現著謙謙的微笑，對我說：「麻煩你辦點事。」我自然欣然接受，等待他說事。他依舊是少見的謙謙的微笑，以平靜而又達觀的語氣告訴我，他很快要退休了。我不覺一愣，看不出這張呈現著中年人氣色的臉，已經年上花甲了。我在發愣的一瞬，感到了心頭的微微一震，頓生難捨的眷眷之情。我隨之問：「你竟然要退休了？看去頂多50歲。」他卻不作辯解，依舊謙謙笑著告訴我，他的孩子知道他認識我，便買了我的兩本書，讓他再見我的時候給書上簽名。他說他退休後就難得和我見面了。我自然應諾。他破例拉開那間平房的門板，讓我進屋；他把我的兩本書擺在桌子上,侍立一旁，讓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習慣用自己的鋼筆，在那兩本書上籤下我的名字。這應該是我最用心最認真的籤名之一。他連著說了兩聲感謝的話。我為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和讀者不知籤過多少萬冊書了，卻不敢接受他的感謝的話。我和他握手告別。他竟破例走出門來，在我推起自行車的時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點不忍鬆開。
2011.11.2 二府莊
（註：此文獲光明日報和中國郵政合辦的「信達萬家郵政故事」徵文特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