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仿古建造相關研究中，近代仿古建造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是仿古建築的起步階段。隨著外來文化和勢力的入侵，在文化的交融中，中國開始出現仿古建築。最初的仿古建築不是出自中國匠師之手，而是由西方建造師設計和建設的。其時，西方傳教士為了拉近和華人的心理距離，便於在華進行傳教等活動，請西方建築師利用中國古典建築元素，仿照中國傳統的衙署或廟宇，修建了一批教會和醫院等公共仿古建築。這些仿古建築在建築外觀上呈現了古典建築的元素，使用鬥拱、挑簷等表現形式，蓋在建築的圍合上形成「大屋頂」；在建築內部仍沿用西方的建築材料和建築手法。
之後，隨著以美國建築師亨利· 墨菲(Henry K. Murphy)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建築師對中國古典建築的理解日漸深入，陸續在廣州、長沙、北京和瀋陽等十餘個城市規劃設計並建成了一批學校教學樓等仿古建築，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融合。如1921年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聘請亨利墨菲所作的燕京大學（圖1）總體規劃和建築設計：校園正門位於校區西側，大門和玉泉山塔為校園東西軸線，各種用途的建築群按此軸線分列；建築的外觀均模仿中國的古典宮殿，其中，部分建築還使用了古典建築最高等級的九開間和廡殿頂；所有建築的主體部分均是磚混結構；屋頂採用木結構，屋面鋪設琉璃瓦；建築內部採用當時最先進的電燈、暖氣、冷熱水、抽水馬桶、浴缸和噴泉等配套設施，使燕京大學被公認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學校。
第二階段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仿古建築的高潮階段。以呂彥直、董大酉、莊俊、梁思成和林徽因等留學歸國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為代表，對中國傳統建築展開研究與探索，對中國古典建築做了大量調查與測繪，並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倡導的「在建築中使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的倡議下，探索中國建築現代化的道路，出現了仿古建築的營造高潮，在南京、上海和廣丿葉等大城市興建了一批行政、文教和紀念性建築。
如呂彥直於1925年主持設計的南京中山陵和1927年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南京中山陵所有建築均使用青色琉璃瓦屋面和花崗石牆面，利用了券門、樵掾、鬥拱和歇山式屋頂等古典建築的元素，並吸取了西方建築堡壘式結構理念建成，被人們評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一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為八角形建築（圖2），中央是八角攢尖式巨頂，四周是四個重簷歇山抱廈；建築外部為白色花崗巖基座和臺階、淡青色大理石牆裙、 乳黃色貼面磚牆面、紫紅色水磨石立柱、 寶藍色琉璃瓦屋頂；建築內部採用鋼架和鋼 筋混凝土結構，八根立柱隱蔽在牆壁內，使用空間大，無遮擋，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建築融合東西方建築技術與藝術的代表作。
第三階段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仿古建築曲折發展階段。建築風格由政府意識確定，設計師只是在建築細 部和符號上給予自己的建議，仿古建築進入曲折發展階段。 1955年2月，受蘇聯復 古主義影響且伴隨國家的政治需求，《全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批評了「設計工作中資產階級和復古傾向」，並提出「一些建築師在民族形式的掩蓋下走上了復古道路」，重申了「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講究美觀」的方針。1955年建設的北京首都劇場等一批建築體現了這個時期的特點，具體表現為門、窗、簷口和室內頂棚利用垂花門、影壁、藻井等有代表性的古典建築符號，再使用當代材料和技術予以創造的平屋頂式建築。
第四階段是20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是仿古建築的快速發展階段。近代，形式主義通過各個渠道影響著我國的建築，其拼貼手法浪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卻沒有能夠體現真正的民族 性和地域性。隨著改革開放，後現代主義傳入我國，在歷史主義和地 方主義等思潮影響下，建築的營造由追求人的物理需求回歸為心理需求，更加注重建築的視覺形象，迎合了被新技術和商品包圍的、處於高強度腦力勞動中的人群對建築的需要。
我國城市建設在進入「大建設」的浪潮中後，帶動了新一輪仿古建築的快速發展，形成了兩種表現形式：第一是依託原有古典建築，對原有建築形成補充或襯託，成為傳統文化的集中展示區域，如湖南湘西鳳凰古城（圖3）依託典型江南四合院風格的陳鬥南故居和明清時期湘西地區穿鬥特色的沈從文故居以及臨沱江而建的吊腳樓民居進行擴建，成為品味歷史、體驗美景和感受土家與苗家風情的古鎮。第二是在公共區域新建，如梁思成70年代設計的體現了唐和清兩種風格的江蘇揚州鑑真大和尚紀念堂：平面為四合院式布局，南為紀念館，北為門廳，左右由遊廊周接，體現了清代風格：正堂仿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營造，型制由七楹變為五楹，翼角起翹和屋頂舉折等均體現了唐代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