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國網訊】「領導力就像美，它難以定義，卻能感受到。」
對於企業管理者來說，自身領導魅力的培養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環境混沌和面對新生代員工的今天。而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 「內聖外王」是很多士大夫的人生信條。那麼，什麼是「內聖外王」？如何做到「內聖外王」？讓我們一起來聆聽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建君教授的分享。
張建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略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個人魅力型權威
德國偉大的思想家麥克斯·韋伯根據權威的合法認受性(legitimacy)的來源曾經提出三種權威類型：法理性權威、傳統性權威和個人魅力型權威。
法理型權威指通過法律法規的規定、合法的程序、或上司任命而得到的權威，比如美國總統的權威，現代組織中的管理者的權威等；
傳統型權威指依據長期形成的傳統、慣例等得來的權威，比如父親對子女的權威，傳統村莊中老人的權威，中國封建時代繼任帝王的權威等等。
個人魅力型權威指那些由於創造了非凡的業績或擁有高尚的人格的個人權威，如戰爭英雄，某些宗教精神領袖，品德高尚行為出眾的個人等的權威。
如果說前兩種權威均來自於外在——規則或者傳統——賦予的話，那麼個人魅力型權威則來自於個人，是自致的。在這三種權威類型中，個人魅力型權威以其神秘性和重要性而一直在學術界受到非常高的關注，歷久而彌新。在現實世界裡，很多領導者也都希望自己擁有個人魅力，下屬出於對自己的佩服敬仰而自願自覺地服從。
實際上，當我們仔細檢討人類歷史上那些具備個人魅力的個人（領袖）時，我們基本發現了兩種類型。一類是取得了非凡的外在業績從而受到追隨者的服從、崇拜以至神化的人，如加爾文、拿破崙，華盛頓，毛澤東等。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最初來自於他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和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如他在紅軍長徵中指揮的四渡赤水，抗日戰爭中對中共軍隊的任務的定位，解放戰爭中的三大戰役。這些非凡的成就成為他被中共其他領導者和士兵追隨和崇拜的原因。
第二種類型是那些擁有或實踐了高尚的人格和行為而受到人們景仰的人，如聖雄甘地，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印度的特麗莎修女等。特麗莎修女的個人魅力來自於她偉大的人格。她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一生為貧窮和疾病的人們排憂解難，從日常細微的行動中表現出非凡的大愛。和前一種類型的個人（領袖）比，他們並沒有傲人的外在業績，之所以受到人們的追隨和景仰是因為他們非凡的人格，包容的胸懷，對世人的博愛等等。
如果我們把這兩類個人魅力型領袖的特點放在一個人身上，不正是中國儒家主張的理想的人格典範嗎？
儒家的內聖外王
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內聖外王。簡單地說，內聖指個人內在的修養和高尚品格的形成；外王就是外在的事功。自孔子以降，儒家聖賢們都把內聖外王作為理想的人格典範。《左傳》中提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為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立德就是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立功就是追求外在的事功，立言指參悟社會和教化他人。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不朽」的事業，應該成為終身追求的理想。宋代的張載也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成就內聖外王理想人格的並不鮮見，最典型的包括明代的王陽明和清代的曾國藩等。
王陽明
被世人稱為「陽明先生」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是「陸（九淵）王心學」的集大成者，被稱為儒家的最後一位聖人，其所創的「陽明哲學」到現在都還在影響著華人文化圈和韓國、日本等國。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重要主張，認為 「天理」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要求人們「知行合一」，通過提高自己內心的修養和知識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慾與雜念，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運行，即所謂的「致良知」；教化人們，應將道德倫理融入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慾，就可以破除「心中賊」。
令人佩服的是王陽明還取得了非凡的事功。他曾任刑部、兵部主事等，最後官至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兼巡撫。他在贛南巡撫的任上只用短短30天就成功地平定了南昌的寧王朱宸濠叛亂，這成為他一生最大的功業。以一文人而能成就如此事功，不能不說是很了不起的。就做人來講，他為官清正，不阿權貴，曾因結怨大太監劉瑾被貶貴州。王陽明死後被追封為侯，諡號文成，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曾國藩
至於曾國藩，近年來在大陸幾乎家喻戶曉。曾國藩帶領湘軍平定了長達13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叛亂，讓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得以延續，成為「同治中興」的第一名臣，他自己也被封侯，備極榮耀，他的事功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需要提及的是他「內聖」的方面。曾國藩一生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在道德修養上的功夫在他生前就已被廣泛讚揚，後來更是成為很多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比如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經把曾國藩作為崇拜對象）。從他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做人、持家和教育後代方面的嚴謹。他知人善任，心胸開闊，有容人之量。他和左宗棠同為湘江將領，中興名臣，但兩個人風格迥異，曾幾次交惡，但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並不以個人情感損及公心，影響國事。在左宗棠奉命西徵後，曾國藩為西徵籌餉，始終不遺餘力，並且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及所部交給左宗棠指揮。這種高風亮節是很多人難以做到的。左宗棠雖然對曾國藩多有抱怨和不滿，但他在曾國藩死後送的輓聯多少反映了他對曾的評價：「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同時期的令一副對聯對曾的評價更高：「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通向內聖外王之道
那麼如何實現「內聖外王」呢？儒家也告訴了我們一套做法：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從內向外推的過程，即一個人必須先從自身的修養做起，正心誠意，然後管理好家庭，再然後才是治國平天下。因為儒家強調「三綱五常」，主張由家及國，由孝及忠，以對待父親那樣對待皇帝，所以從齊家到治國也就有了合理性。另一方面，儒家主張得道而王，期望由那些能夠自我完善、施行德政的有德之人成為統治者，所以修身也就成為外王的前提。也就是說，通向內聖外王的關鍵是一個人必須先修德，然後才能成為好的領導者。《論語》中就有很多強調德政的語句，比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論語·為政)
回到曾國藩的例子。曾國藩對個人道德修養的注重是他成功的重要前提，他的一生都在不斷地以聖人之道嚴格要求自己，不曾一刻懈怠。比如，他認為做人做官都要耐煩（也就是忍耐，有度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處事不急不躁，不抱怨，頭腦清醒。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做出決斷。他不僅這麼要求自己，也這麼要求下屬和子女。有一次，他接到他的弟弟曾國荃的來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表達出對上司和同僚的不耐煩。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這樣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他告訴弟弟一定要耐煩，能耐煩然後能從容鎮靜，從容鎮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穩如泰山。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忮不求」作為治心的內容。忮，就是嫉賢害能；求，就是貪利貪名。「怠惰的人自己沒有修養，嫉妒別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就是前一種人。所以曾國藩認為，要想成功，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說「人如果完全沒有害人的心，那麼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樹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說「人能完全沒有偷竊的心，那麼義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滿懷都是荊棘；不去掉『求』，滿腔都是卑汙。
曾國藩曾引用莊子的話，認為美名成功於長時間的積累。品德高尚、修養很深的人雖然不會馬上獲得赫赫之名聲，也無突然而來的美名，但久而久之自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就象一年四季的更替，讓人們不知不覺；就象桃李，雖然自身並不言語，但「下自成蹊」。
曾國藩後來取得的業績和得到的讚譽，不能不說與他的修身功夫有關。能夠從自身的修養做起，正心誠意，也才能識人用人，心胸寬廣，也才能取得外在事業的成功。
對管理者的啟示
以上的討論對那些希望擁有個人魅力的領導者有什麼啟發呢？
最重要的就是重德修德、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這是讓領導著獲得個人魅力的重要途徑。臺灣學者鄭伯壎的研究表明，華人社會的領導者中基本存在著三種領導行為：威權領導、仁慈領導和德行領導。其中德行領導的特點包括行為合宜, 品德高超，公私分明，以身作則。這些正是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內聖」的特點和實踐「內聖」的行為結果。鄭的研究還發現德行型的領導具備良好的領導效果，如果能夠與仁慈型領導行為相結合，就會達致最佳效果。相比之下，只表現出威權行為的領導的效果就不那麼理想。
重德修德在當今的中國尤其有現實意義。在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於多種原因，目前社會上道德缺失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講誠信、不講道德成為社會的公害。但正如戰亂中的人們深深地嚮往和平一樣，生活在道德秩序缺失中的人們對德也就有了特別的渴望。許多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選人用人時都對德提出了要求。如蘇寧的原則是 「人品優先，能力適度；敬業為本，團隊第一」；中寶集團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重」等等。
個人魅力是領導者終生的財富，不會隨著職位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於法理權威和傳統權威（基本上都是位置帶來的權威），個人魅力型權威的權威是屬於個人的，是個人身上摘不下來、別人也無法偷去的東西。這也是我們希望領導者重視品德和修養的原因，因為這些是個人永遠的資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高層管理教育中心（EMBA&ExEd）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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