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許多人都在為我國高等教育資源不足，感到憂心。我沒那麼悲觀，我認為現在的中國，是該靜下心來思考，如何將既有資源，做出最大發揮的時候了。
而曾經的那場瑞典之旅，應該能為這個問題，帶來一些答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多年前，我有機會去瑞典做一年的研究，貼身觀察了這個人口不到千萬人的國家，看到他們的學術單位總是用極其細膩、甚至可以說是吹毛求疵的方式，將每一分錢與人力的運用，推廣到極致。他山之石，或許可以為我們帶來不一樣的省思。
「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是隸屬於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簡稱IIES。
他們在編制上雖然只有十來位學者，但是，平均每年有4篇論文，發表在經濟學界的全球前5大期刊，幾十年來，持續引領最前端的學術研究。
舉例來說，在1990年代後期，IIES首開先河，用嚴謹的計量方法，分析憲政體制對政府決策的系統性影響。而在過去十年，他們又大舉投入，氣候變遷的資料收集與分析。
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同樣面對資源有限的問題，那他們是怎麼做的？
一言以蔽之：共享。
與其各自為政，不如分享資源
首先，是設備的共享，這點或許最不難理解。
在IIES，即便是那些最大牌的學者，每個人的辦公室也是不放印表機的。每層樓有一個公用的文具間，裡頭設置了最頂級的印表機和複印機，連線到每間辦公室的計算機。大家要列印文件，就自己走到文具間去拿。
我們再看看中國的現況。大學教授一人一機是常態，迫於預算限制，多數人只能買入門級機型，而且還得自己動手，或請人處理卡紙、加紙、換碳粉夾等各種問題。從整個系的層級來看，我們的做法讓錢花得更多，質量卻追不上瑞典。
學校共同開課，更能彼此互補
再來，是課程的共享。
對學術圈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很多科系的博士班規模都小，有時候一年只收三、五個人。如果要為這一小撮學生專門開設各種必修選修，勢必是龐大的人力負擔。
我曾經任教於加拿大、香港和臺灣，常見的解決之道就是，博士生全部拉去，和碩士生一起修課。但是，碩博士生的求學目的不同，需要鑽研的深度廣度也不一樣，如此權宜之計，會不會弱化了我們對研究人才的基礎訓練？
瑞典當然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解決之道卻出乎意料的簡單。
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總共有3個素負盛名的學術單位開設經濟學博士班，分別是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經濟系，以及我當年訪問的IIES。3個博士班雖然各自獨立招生、發放學位，課程卻整合在一起。
你能夠想像嗎？他們以整個城市為界，打破校與校之間的邊界，讓所有的經濟學博士班一年級學生，全部坐在同一間教室裡上必修課。而第二年的選修課，當然也能跨校修課，學分互相承認。
通過課程共享，負責打基礎的必修課就可以推出全瑞典最強的師資陣容，這些教授不僅熟悉最新的研究方法，教學質量也一流。在選修課方面，也集合了3個單位的學者，就可以提供多元豐富的選擇，而且每一門課的班級規模都可以有10來人，有助於學生之間的討論與切磋。
課程共享不只對學生有利而已。全體教授的教學負擔都因此減輕，可以投注更多心力在備課和指導學生上面，又進一步強化了教育質量。
而各單位因為不需要為特定的教學需求而在聘僱上受限，在教授的聘任上，就更自由了。長此以往，3個單位各自發展出特色，彼此在學術影響力上競爭，但是，在研究領域上互補。
行政讓位給專業，用更少人力，達到更高效率
除了印表機和博士班課程，IIES還有一個最令我們心有戚戚焉的共享，叫做「行政支援」。是的，行政才是最需要有效率，偏偏又最容易浪費資源的地方。
IIES的編制有4位行政人員，各司其職。比方說，一位是行政總管兼財務，另一位負責期刊營運兼網頁編輯，還要照顧所有的訪問學人。
但是，不只如此，幾位行政人員還要全部分配下去，擔任研究中心每位學者的「個人助理」，協助採購、報帳、行政聯繫等各種政務。有了這些專職又專業的行政支援，IIES的學者根本不需要自己聘助理，間接省下了大量人事經費。
至於中國的情況，很多人應該都心裡有數。常見的方式，當然是由每位老師的研究助理幫忙打理雜務，而助理的來源多半是學生（或剛畢業不久的學生），他們幾乎全是行政上的生手，做起事來一點也不老練，等到好不容易進入狀況，也差不多要畢業了。
於是乎，我們在學校裡的助理密度，遠遠高過瑞典，但是，這麼多助理加起來能完成的事情，卻未必比得上IIES的幾位專業行政。
相較於瑞典，中國體制裡的浪費，與效律的缺乏，不免讓人慚愧。但是，我其實更希望大家去思考，善用「共享」的精神，可以如何創造規模，讓每一份才能和每一毛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進而帶來更好的行政服務、硬設備與課程質量。
編輯：dd 格式：黃牛
魯曉芙，財經作家，旅居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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