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一所地處魯西南一座縣城裡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還未擺脫昔日所謂「考研基地」的標籤，現在又製造了新的「神話」。
2020年10月20日，被稱為全球四大大學排行榜之一US News（《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新發布的2021年榜單上，曲師大赫然出現在中國數學學科的榜單首位，尾隨其後的是國內數學領域強校北京大學。在這個榜單上，曲阜師範大學的數學排名，不僅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全球第19。
在國家教育部2017年的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在數學學科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評估結果為A+，曲阜師範大學的評估結果為B-，全國排名第67。但現在，在這個最新出爐的排行榜上，曲師大的數學無疑實現了「逆襲」。
2018年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育學講師米格爾·安東尼在學術媒體上撰文指出，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被「市場化」領域的一項指標，因此，它們應該給出自己的「消費者警示」。儘管現在許多排名都對其不同的排名方法做了一些解釋，但不太清楚的是，讀者們是否仔細閱讀和理解了這些方法的意義，或者這些指標實際上衡量的是什麼。
在2019年US News發布的中國數學學科榜單上，曲阜師範大學與位於青島的山東科技大學尚未進入到排名前10的位置。但一年之後，這兩所山東地方高校，卻突然躍居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在最新的排行榜上，國內高校緊隨曲阜師大之後的分別是北京大學、山東科技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這些排名結果背後是一道不難理解的數學統計題。在US News的排名方法中，每個榜單的排名依據由13項指標組成，每項指標被賦予一定的權重。其中，文獻計量指標佔比多達65%，包括標準化論文引用指數、論文引用總數、引用率前10%的論文數量、引用率前10%的論文總數佔比等，其餘指標包括全球學術研究聲譽、區域學術研究聲譽等。
對比曲師大、北大、復旦、上交這四所高校得分最高的三項指標可以發現，後面三所國內頂尖大學的突出優勢全都是「區域學術研究聲譽」、「出版物」和「與國際合作的論文總數佔百分比」這三項。而曲阜師範大學得分最高的都是與論文和引用相關的文獻計量指標，其中「標準化論文引用指數」、「數學領域引用率前10%的論文數量」以及「數學領域引用率前10%的論文總數佔比」三項均為全國第一。
但這些指標並未進一步細分發表在不同層次期刊上的論文的權重，也沒有區分本校與外校的引用。「一個高水平期刊的論文，被引用了100次，跟一個亂七八糟的期刊論文200次的引用，質量能一起比較嗎？「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林成華說。
曲師大的論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引用情況。例如，一篇2010年發表的數學論文被46篇文章引用，有14篇屬於本校引用。另外一篇2016年的文獻中，33篇引用該論文的文獻有10篇屬於自引。
美國東北大學曾經的一位校長理察•弗裡蘭對排名的看法是：排名給你提供了一個可能玩轉的場地，一種競爭的方式。在其擔任校長的10年裡，弗裡蘭將學校在US News排名中的位置提升了60多位，被媒體評價為「US News發布排名以來，最戲劇化的事跡之一。」
曲師大數學在文獻計量相關指標上的突出表現有跡可循。數學、工程學、化學是曲師大ESI世界前1%的3個學科。所謂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學指標），是在人為劃分的22個學科中，通過對論文數量、總被引、篇均被引等指標的統計，排出居世界前1%的高被引論文、引用前0.1%的熱點論文等，已經成為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重要評價依據。
在2020年1月發表的今年第1期數學領域ESI數據排行中，曲師大位列中國第10名。其中，論文數量與中科院、北大、復旦相比還有差距，但「高被引論文數」達到120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在該指標上的數據分別僅為25、21。
值得注意的是，夾在這一眾名校中的，還有排名第7的山東科技大學，其「高被引論文數」更是達到194篇，在排行榜中顯得尤為突出。2020年5月的ESI數學學科榜單中，山科與曲師大則分別躥到了第一和第三的位置，曾在小圈子中引起了爭議。
與各式評價體系都難免成為指揮棒一樣，近年來，國內一些高校也想方設法提高ESI排名。據新華社等媒體報導，由於ESI並不區分自引與他引，有的高校將本校發表的論文整理出來，鼓勵學校教師優先引用這些論文，一些學校則直接通過現金獎勵的方式，引導對本校ESI學科論文進行引用。這類做法意味著，無論是US News還是ESI排行榜，其背後量化的指標看似公正，實則具備可以操縱的空間。
曲師大數學學院教授白玉真在接受採訪時曾對此表示，這是US News的機構行為，與學校無關。他說，他們知道本校數學學科的實力是什麼，也知道與北大數學系之間存在著差距。「可能再過十年，我們也撼動不了北大數學系（國內）第一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李俠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他對曲師大此次排名的看法：一個大學策略性地提升自己在排名中的位置，如果所發表論文沒有學術不端事件，並不能批評它有太大問題。「存在規則，人家就可以在規則中取勝。但這種事是不鼓勵的，它並沒有實質地推動科學的發展，而且帶來很不好的示範效應。」
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印刷了第一個「美國最好的50所學院排名」封面。當時，恰逢美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就像消費指南一樣，指導人們在上千所大學機構中做出選擇變得必要起來。該榜單也成為第一個全國性的大學排名。第一個全球性的大學排行榜的出臺則要等到2003年，由上海交大發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簡稱「ARWU」）。
一年後，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也有了自己的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簡稱「THE」），此後，越來越多的全球大學排行榜開始湧現。目前，世界上已公開的大學排行榜有50多種，世界大學排名機構有10多個，其中，影響最大的四個分別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發布的US News、THE、英國誇誇雷利·西蒙茲公司的QS排名與ARWU。
1996年，當校長理察•弗裡蘭從前任手中接過位於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時，這所學校不過是一所培養藍領階層的三流大學。弗裡蘭注意到，那些US News排名榜上位居前列的高校都有較高的知名度與聲望，申請者人數多，校友捐贈多，而排名靠後的大學不得不拼命掙錢。在弗裡蘭看來，這張清單，有能力成就或毀掉一所學校。
因此，他提出了學校的戰略：必須進入該榜單前100名，並將這看作事關東北大學生死存亡的大事。「毫無疑問，這個排名系統存在遊戲規則。」弗裡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於是他指示研究人員破解該排行榜的「密碼」，並複製這套法則。
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努力。比如，根據US News的排名方法，班級規模在20人以下，就會有加分，東北大學就把大量的班級規模控制到19個人；錄取率，在排名公式中也起到很大作用，錄取率低的學校顯得更有競爭力，於是學校招徠更多申請者，並拒掉更多的學生，一年以後，學校排名提升了7位……2006年，弗裡蘭退休之後，在當年最新出爐的US News排名裡，東北大學已經成功擠進前100。
除了前述幾個國際大學排名，國內比較有名的幾個榜單包括：中國校友會推出的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上海軟科發布的中國最好大學排名、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製作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本科教育質量百優榜、中國重點大學競爭力排行榜，以及由「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負責人武書連製作的中國大學評價等。
每個榜單各自衡量的側重點並不相同。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程瑩，也是發布了AWRU、中國最好大學排名等排行榜的上海軟科公司創始人。他指出，需要參考大學排行榜的讀者要仔細閱讀並弄明白指標背後的含義，選擇對自己有用的內容，才能更好地估量榜單的價值，有針對性地參考。「有的排名針對就業，也有的針對某一學科水平，甚至有排名針對技術專利，學生和企業等都能各取所需。」
比如，QS排名最在意的指標是學術同行評價與師生比，兩個指標的權重分別達到40%與20%，而上海軟科發布的中國最好大學排名將30%的權重賦予生源質量（新生高考成績得分），其次才是科研質量（10%）、頂尖成果（10%）等，中國大學評價則更簡單，只有兩項一級指標：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權重各佔50%。
即便是不同榜單中出現的相同指標，也不一定衡量相同的東西。以聲譽影響這一指標為例，當前四大世界大學排行榜中的三個均有這一項，但對應的二級指標和賦權卻各不相同，QS的聲譽指標考察學術聲譽和僱主聲譽，而THE則注重教學聲譽和科研聲譽。
大學排行榜面臨著各自不同的公信力挑戰。中國科技大學大學評價課題組曾發表文章稱，以2010年「中國大學評價」榜單為研究對象，發現其在指標設計上存在缺陷，比如，「本科生培養得分」一項主要取決於「大學本科畢業生數量」，以「數量」代替「質量」。在這個榜單上，麻省理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等世界名校的本科生培養得分均在榜單的100 名之外，與常識嚴重不符。
圍繞大學排名的操作過程，也不時有「潛規則」曝出。2009年，時任天津大學校長龔克透露，曾有一家排行榜的製作機構找上門來索要「贊助」，遭到學校拒絕。同年，《人民日報》報導，成都理工大學曾於2004年和2006年兩次邀請「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負責人武書連來校講座，隨後兩次給武方面匯款數萬元，此後該校在武書連的排行榜上名次提升。
在沒有絕對正確或者真實反映大學現實的排行榜出臺前，洪成文說，學生和家長在參考大學排名的基礎上，可通過高校招生專家、親朋好友和網絡渠道等手段，將排行榜的信息與所獲得的信息加以比較、權衡，作出更加個性化且理性的決策。李俠建議，該可以參考一個大學長期積累的口碑。相對於短期發了多少文章，一所學校如果有非常好的口碑，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沉澱的結果。
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林成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1世紀頭十年，中國高等教育正處在強調向國際接軌時期，而且中國也沒有非常權威的評價體系，因此，高校非常看重國際排行榜。一二十年後，當中國成為全球的科研大國時，中國一流的高校，已經開始更加理性地對待這些排名。
但對於那些普通高校來說，排行榜依然很有吸引力。將一所學校原來的排名從110名進入100強，這是一個校長顯性的績效指標；學校知名度提高了以後，也有利於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洪成文也表示，排行榜影響不了那些最頂尖的學校和那些差到進不了排行榜的學校，因此對於高等教育界的影響只是中間那一小部分高校。
李俠將科學界對數量考評的片面追求概括為「績效主義」，而刻意地提升大學排名則是績效主義在當下的一種極致化表現。結果，它產生的深遠影響是，讓科學偏離科學本身，而為「指標」而指標。
「我們知道唯數字的客觀主義已經造成了科學界一個很壞的指揮棒，它沒有真正推進中國科技的發展，只是造就了無數論文的產生、無數引用率的提高，這種『進步』是一種規則性的產物，但它好歹能夠相對客觀地激勵學術界。」李俠說，如果這些指標取消了，比如未來評委認為一個人水平夠高，就給他評教授，那怎麼避免人情社會和裙帶關係呢？某種程度上來說，儘管依賴量化指標過於粗糙、簡化，但它有一種相對的競爭公平性，也給了不同機構流動的可能性。
「你可以擁護我們，或者痛恨我們，但我們不會撤退。大學官員們普遍意識到我們的存在，對他們來說是利大於弊。能解決的問題的並不是我們，我們只是把數據放在那裡而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一位編輯曾說。
本刊記者/彭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