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拜佔庭這個詞，無疑是全世界歷史之中最引人遐想的地名之一。即使帝國從未存在過，即使W.B.葉芝從未讚美過，即使那裡僅僅和起初一樣，只是個無欲無求的、位於歐洲大陸最遠端的希臘人小聚居區，拜佔庭這個名字之中的韻律，也足以讓它印在我們的記憶之中，無法忘懷，並在我們的腦海之中幻化出這個名字今天所能喚起的景象：黃金、孔雀石與斑巖，莊嚴肅穆的儀式，鑲有紅寶石和綠寶石的錦緞，大廳之上奢華的鑲嵌畫在薰香的氤氳中發出微光。歷史學者曾經認為這座城市在公元前658年由來自希臘城市墨伽拉（Megara）的移民領袖拜扎斯（Byzas）主持建造。現在他們又認為拜扎斯從未存在過，而我們只能祈禱他們說得沒錯。不可思議的事往往無法解釋。
然後，城市選址，同樣是獨一無二的。拜佔庭位於亞洲的門檻上，位於一塊寬闊的三角形海岬的最東端，南邊是普羅彭提斯海，即今天的馬爾馬拉海，東北方向是約五英裡長、寬闊且水深足以通航的水灣——那裡在最遙遠的古時就已被稱為金角灣，大自然將這座城塑造為絕佳的港口，又是易守難攻的要塞，只需要在靠陸地的一側建築工事即可固守，事實也確實如此。即使走海路進攻也相當艱難，馬爾馬拉海的兩端還有兩個狹長的海峽防護，即東邊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西邊的赫勒斯滂海峽（或稱達達尼爾海峽）。事實上，這裡的位置是如此完美，以至於讓十七年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建城的卡爾西頓（Chalcedon）居民因有眼無珠而舉世聞名：若不是有眼無珠，他們怎麼可能錯過僅僅一兩英裡之外、遠遠優於此地的定居地點呢？
君士坦丁一世最後，那個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歷史上所有的「偉大」統治者——無論是亞歷山大還是阿爾弗雷德，無論是查理還是葉卡捷琳娜，或者腓特烈甚至格裡高利——都不及君士坦丁一世更配得上「偉大」的稱號，因為在約十五年裡他做出了兩個決定，而其中任何一個決定都足以改變文明世界的未來。第一個決定是皈依基督教——在一代人之前基督徒依然是官方迫害的對象，對其迫害的殘忍程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將它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第二個決定是將帝國的都城從羅馬遷到一座新城市，即他在古拜佔庭城的舊址上建立的新城，而接下來的十六個世紀中，那座城市都將冠以他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城市，君士坦丁堡。這兩個決定及其引發的後續事件，意味著他很可能是世界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人——僅次於耶穌基督、佛祖和先知穆罕默德。而我們的故事將從他這裡開始。
帝國分治儘管我們能夠確定君士坦丁於2月27日出生在羅馬帝國達契亞省（Dacia）的內索斯（Naissus），即今尼什（Nis），我們卻不能確知具體年份——這在存世資料頗為零碎的羅馬帝國晚期歷史上，實在太常見了。通常認為他出生在公元274年，但也可能是一兩年前或一兩年後。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綽號為「Chlorus」，即「蒼白者」，在他的兒子出生時已經是帝國最出色、最成功的將軍之一，而他的母親海倫娜出身低微。一些歷史學者質疑她和君士坦提烏斯實際並未成婚，其他人——敵視這個家庭的異教徒——則聲稱她在小時候就在她父親的旅館工作，為索取微薄的錢財而給顧客提供特殊服務。直到她步入晚年，她的兒子執掌大權時，她才最終成為帝國最受人尊敬的女人。327年，年逾古稀的她在皈依基督教的熱忱之中前往聖地朝聖，而她也在那裡奇蹟般地發現了真十字架，並因此榮耀地位列聖人曆（Calendar of Saints）之中。
不管他出生於何年，君士坦丁在他的父親成為羅馬帝國的四個統治者之一時依然是個孩子。早在286年，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認為帝國國土過於龐大，敵人過於分散，交通線也太長，僅靠一個君主無法有效統治，於是他讓自己的老戰友馬克西米安（Maximian）與自己分享皇位。他本人對管理東部領地更感興趣，駐守在馬爾馬拉海濱的尼科米底亞，這裡距離多瑙河與距離幼發拉底河基本相當。在他的支持下這座城市的規模擴大，也更為華美，直到可以與安條克（Antioch）、亞歷山大，乃至羅馬城相比。但在戴克里先的時代，羅馬城除了往日的光輝記憶之外沒有任何足以支持其發展的資質。其地理位置意味著它無法有效作為三世紀帝國的都城。當馬克西米安成為帝國西部的皇帝時，他一開始就清楚自己將主要在米迪奧拉姆（Mediolanum，今米蘭）管理帝國。
兩個皇帝的管理確實優於一個皇帝。但不久之後戴克里先決定進一步分配皇權，任命兩個「愷撒」，這兩位將軍儘管地位低於他和馬克西米安（馬克西米安的頭銜是「奧古斯提」），但在他們管理的領域之中依然擁有最高權威，最終還能夠繼任帝國的最高職務。最早的兩位愷撒之中，一位是來自色雷斯（Thrace）的粗暴野蠻的職業軍人伽列裡烏斯（Galerius），負責管理巴爾幹；另一位則負責管理高盧，承擔將反叛的不列顛收歸羅馬帝國統治的特殊任務，他正是「蒼白者」君士坦提烏斯。
這一安排的缺陷即使在當時也顯而易見。儘管戴克里先竭力強調帝國依然是一個未分割的整體，依靠統一的法律與機構管理，然而他或者他的繼任者不可避免地會把帝國分為爭執不休的四個政權。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事態平穩地發展了一段時間——在這一時期年輕的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的宮廷中生活，某種意義上作為人質以保證他的父親安分守己（畢竟四帝共治時代的四位君主沒有一人完全相信他的同僚們），但身為皇帝身邊人的他依然保持顯赫地位。
他也是以這樣的身份陪同皇帝參與295~296年的埃及遠徵，返程時他穿過凱撒利亞（Caesarea）。據記載，他在那裡時給年輕的基督徒學者尤西比烏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後尤西比烏斯成了當地的主教以及君士坦丁的第一位傳記作家，然而此時的他只是個大約三十歲的俗世中人，是凱撒利亞著名的奧利金神學學院的主要支持者潘菲魯斯（Pamphilus）的朋友和門徒。此後他在《君士坦丁傳》之中寫道，書中的主人公
……擁有一種氣度，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會為之折服，那時的他已經展現出皇帝的偉大。因為沒有人擁有堪與他相比的風度與俊美，也沒有他健壯的體格；此時他在體能方面已經遠超同時代的所有人，讓他們恐懼不已。君士坦丁稱帝兩年後的君士坦丁在另一次對波斯的遠徵中，成了皇帝的得力幹將，而考慮到他那些年極少離開戴克里先身邊，我們可以認定他見證了303年蓄意焚毀新建成的尼科米底亞大教堂一事，這也為隨後八年間近乎無法控制的著名迫害運動拉開了序幕。但在305年，發生了一件羅馬帝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皇帝退位。在當了二十年皇帝之後，戴克里先已經厭倦權力，他離開了公眾視線，隱居到相對偏遠的達爾馬提亞海岸的薩隆納，居住在自己執政時建造的大型宮殿之中，此外他還迫使馬克西米安與自己共同退位，即使後者極不情願。
幸運的是，在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之後，不必詳細討論一系列極其複雜的後續事件，只需要提及伽列裡烏斯和「蒼白者」君士坦提烏斯——此時的他拋棄了海倫娜，與馬克西米安的養女狄奧多拉（Theodora）成婚——按照計劃加冕稱「奧古斯都」，但他們的繼承者，即兩位新「愷撒」的任命問題卻存在激烈爭議。君士坦丁發現自己被忽略，擔心性命不保的他趁夜逃出了伽列裡烏斯在尼科米底亞的宮殿，並為逃避追擊而割斷路上驛馬的腿筋，一路來到布洛涅（Boulogne）與他的父親會合。那裡一支羅馬大軍在君士坦提烏斯的指揮下正準備遠徵不列顛，將四處劫掠的皮克特人（Picts）趕回哈德良長城以北。父子二人共同渡過英吉利海峽，在幾周後就達成了目標。然而不久之後，306年7月25日，「蒼白者」君士坦提烏斯在約克逝世，而屍骨未寒之時，他的朋友兼盟軍——法蘭克僕從騎兵的指揮官阿勒曼尼國王克洛庫斯——代替他立君士坦丁為奧古斯都。在這個短暫的夏季遠徵期間，這個年輕人似乎得到了當地軍團士兵的一致敬仰，他們立即歡呼支持。然後他們在那裡將皇帝的紫袍圍在他的肩上，用盾牌將他託舉起來，齊聲歡呼。
這是個偉大的勝利，當消息從高盧逐漸傳開之後，各省紛紛向這位年輕的將軍表示忠誠與支持。但君士坦丁依然需要得到正式認可。因此他在加冕之後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給尼科米底亞的伽列裡烏斯送信，以及他父親的官方訃告和一幅他本人戴著皇帝的月桂冠、帶有西部奧古斯都（Augustus of the West）特徵的畫像。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記載稱伽列裡烏斯收到這張畫像時立即將它扔進了火中，而他的幕僚們費了一番唇舌才讓他意識到主動與一個更受歡迎的對手為敵的危險。然而這位皇帝在一個問題上依然十分堅定：他毫無理由地拒絕承認這個年輕的僭越者——事實上君士坦丁確實算得上僭越者——為奧古斯都。他不情願地承認他為愷撒，但僅此而已。
對君士坦丁而言這就夠了——至少目前如此。也許他還沒有準備好掌握最高權力，他在接下來的六年間留在高盧與不列顛，睿智且高效地管理這些省份——儘管在被激怒時他同樣暴戾甚至殘忍。（306年某個法蘭克部落發動叛亂，被鎮壓之後，上千名俘虜在大競技場中被餵了猛獸，同時代人的記載稱連這些猛獸都因獵殺如此多的獵物而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奴隸以及其他受壓迫者的境遇。而他的清醒，以及在男女之情上的正直，與他絕大多數的先輩也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這種正直並不能阻止他在307年拋棄自己的結髮妻子米內爾維娜（Minervina），為了獲取更顯赫的盟友而與老皇帝馬克西米安的女兒福斯塔（Fausta）成婚。老皇帝此時推翻了他兩年前遜位的宣言，重新穿上紫袍並挑戰伽列裡烏斯，並且與自己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聯合起來開創大業。兩人一同籠絡了整個義大利，還至少拉攏了西班牙和北非。然而他們的皇位仍算不上穩固。伽列裡烏斯從多瑙河流域——很可能得到了東方軍團的支援——發動的聯合進攻依然對他們構成威脅，而且如果君士坦丁同時從高盧對他們發起攻擊，他們的未來就更無希望了。因此一場婚姻對雙方而言都是有利的，對馬克西米安和馬克森提烏斯而言，他們也許可以在需要時獲得君士坦丁的支援，而君士坦丁與兩個皇帝有了親屬關係。
馬克森提烏斯本打算統治整個帝國的君士坦丁，到底有多久僅滿足於統治帝國一個相對偏僻的角落，我們不得而知；311年4月，老皇帝伽列裡烏斯頒布了一份容忍基督徒的敕令，就此在理論上終結了這次大規模的迫害，幾天之後就在薩瓦河畔的西爾米烏姆逝世。
伽列裡烏斯的死讓三個人得以分享最高權力：瓦萊裡烏斯·李錫尼安努斯（Valerius Licinianus），即李錫尼（Licinius），原本是老皇帝的酒友，在三年前被提升為共治的奧古斯都，此時正管理伊利裡亞（Illyria）、色雷斯和多瑙河各省份；他的侄輩馬克西敏·代亞（Maximin Daia），於305年被封為愷撒並掌控帝國東部；以及君士坦丁本人。但還有一個人，儘管他理論上並不是皇帝，卻一直認為自己是被不正當地剝奪了本該屬於他的皇權，這個人正是伽列裡烏斯的女婿馬克森提烏斯。他是老皇帝馬克西米安的兒子，馬克西米安在前一年因為誤判形勢，在君士坦丁離開時於南高盧起兵與他對抗，結果戰敗被處決或被迫自裁。馬克森提烏斯長期以來厭惡自己傑出而年輕的妹夫，而自君士坦丁繼位之後，他就一直在加固自己在地中海地區的權力基礎。早在306年，在他和他父親在義大利起兵之前，他就已經授意羅馬城的禁衛軍推舉他為「羅馬皇子」，並接受了這一稱號。而五年之後的他和他的三個對手一樣強悍，足以以他父親之死為藉口公開與君士坦丁決裂，稱他為謀殺犯與叛徒，下令在義大利全境的銘文與慶典之中去除他的名字。
馬克森提烏斯戰爭顯然已經不可避免，而在得知伽列裡烏斯的死訊之後，君士坦丁也立即開始備戰。然而在出兵進攻他的對手之前，他必須先與李錫尼達成協議，畢竟馬克森提烏斯控制的是理論上屬於李錫尼管轄範圍內的領土。對君士坦丁而言幸運的是，李錫尼不能親自前往收復這些土地，因為他忙於與東部的馬克西敏·代亞對抗以保證自己的地位，因此得知君士坦丁決定為他收復義大利的消息時大喜過望。這次協議再次依託婚姻保障——李錫尼本人迎娶了君士坦丁異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婭（Constantia）。
在外交基礎打好之後，君士坦丁在311年秋季出發前往科爾馬（Colmar），在那裡越冬並制訂計劃、準備給養。佐西姆斯（Zosimus）稱他的部隊由八千名騎兵和約九萬名步兵組成。也許這僅是他擁有的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但高盧不能沒有軍隊駐守。而且他很清楚馬克森提烏斯的軍力規模，他相信這支部隊的實力足以完成這一任務。為了確保取勝，他親自指揮大軍，在312年夏初率部出徵。
十字架的神跡君士坦丁的義大利遠徵以及推翻馬克森提烏斯一事可以迅速說完。從塞尼山口翻越阿爾卑斯山之後他突襲奪取了蘇薩（Susa）——他行軍路上的第一座重要城市，然而他拒絕他的部下進行慣常的掠奪。他聲稱他們不是徵服者，而是解放者。在都靈城外，情況要艱難得多。馬克森提烏斯的部隊擁有一些所謂的「熔爐甲騎兵」，這些騎兵和他們的馬匹都身披重甲，這種裝備方式很可能源自波斯，而在一千年之後又被中世紀的騎士們效仿和發展。但即使是他們，在君士坦丁最精銳的部下手持齊肩高的包鐵棍發起衝擊時，也最終被擊退，而當他們在一片混亂之中向城下撤退時，市民拒絕打開城門。都靈就此被攻破，隨後米蘭也被佔領，而後在一番血戰之後布雷西亞（Brescia）和維羅納（Verona）也被攻破。君士坦丁繼續向東，抵達了阿奎萊亞（Aquileia），距離的裡雅斯特（Trieste）不遠，直到那時他才轉向南方，經拉文納（Revenna）與摩德納（Modena）向羅馬進軍。
在這次漫長的行軍期間，馬克森提烏斯一直留在自己的都城之中，按絕大多數基督徒乃至一些非基督教史學家的記載，他忙於進行各種令人生厭的巫術，施放咒語，召喚惡魔，甚至獻祭胎兒，以避免自己即將面對的厄運。對這些故事不必太當真，儘管馬克森提烏斯缺點很多，但他從來不缺少勇氣。他相信自己的禁衛軍執政官（Praetorian Prefect）魯裡庫斯·龐培安努斯（Ruricus Pompeianus）以及其他幾位出色的地方部隊將軍，從這一點來看，他留在羅馬在戰略上是完全合理的。但當君士坦丁的大軍高奏凱歌，龐培安努斯戰敗被殺時，他親率最後的也是最精銳的部隊出城迎戰。
兩軍在312年10月28日，即馬克森提烏斯奪權的七周年紀念日，於羅馬城東北方向七八英裡處，弗拉米尼亞大路（Via Flaminia）的薩克薩盧布拉（Saxa Rubra），即「紅巖石」交鋒，水流不大的克裡梅拉河（Cremera）在那裡匯入臺伯河（Tiber）。後世的傳說聲稱，也正是在這裡，在這一戰之前或者這一戰之中，君士坦丁經歷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神跡，尤西比烏斯如此記載：
……一個來自天堂的非凡景象出現在他的面前，而對這一景象的說法若是出自他人之口未必可信。但勝利的皇帝本人在很久之後，他受自己親友與整個社會尊敬之時對這部史書的作者提及了此事，並發誓稱他所說屬實，而在時間的檢驗之後，誰還能質疑他所說的一切的真實性呢？他聲稱大約在正午時分，太陽開始西沉時，他親眼見到天空之上出現光芒四射的十字符號，位於太陽之上，上面還寫著銘文「以此徵服」（Hoc Vince）。見到這一景象的他，和他所有的士兵一同呆立。據說在這明白無誤的上帝指引之下，君士坦丁擊潰了馬克森提烏斯的部隊，將其一路趕向南方，趕到臺伯河向西急轉彎的地方以及位於那裡的舊米爾維安橋。在這座格外狹窄的橋邊，馬克森提烏斯建造了一架浮橋，他可以通過浮橋有序撤退，並迅速將其拆毀以避免追擊。他潰退的部下此時擁上了橋，每個人都拼盡全力想逃命，君士坦丁的部下則緊追不捨。他們本可以逃走，但橋梁的建築工匠過早地撤走了橋上的加固件，整座浮橋突然崩塌，數百人落入湍急的水流。那些沒能過橋的人盲目地向唯一的逃生之路，即那道舊石橋衝去，然而正如馬克森提烏斯所預料的，那道橋太窄了。不少人在橋上被撞死，還有不少人被踐踏而死，更多的人則被同伴擠落河中。而篡位者本人也落水溺亡，他的屍體之後被衝到了岸上。他的首級被挑在長槍上，在君士坦丁於次日勝利進入羅馬時被挑在他的前方。此後首級被送到北非，以警告馬克森提烏斯的支持者。與此同時，馬克森提烏斯的名字也被從所有公共紀念碑上除去，正如一年前這位徵服者的名字被除去一樣。
米爾維安橋之戰使君士坦丁成了自大西洋到亞得裡亞海，從哈德良長城到阿特拉斯山的歐洲土地的統治者。而且雖然這或許並不能標誌著他皈依基督教，但至少表明他在保護與資助他的基督徒臣民。在羅馬的兩個半月間，他不僅自己出資補貼二十五座名義上的教堂，並建立起幾座新的教堂，還要求其屬下的各行省管理者在他們的領土之上也如此行事。在他離開羅馬之前，他將拉特蘭家族在西裡歐山上的宮殿——在他進入羅馬之後不久就前來與他會合的皇后福斯塔在羅馬停留時即居住於此——送給了新任教皇米爾提亞德斯（Melchiades）。這一宮殿在此後的一千年間均由教皇掌控。而後他自己出資建造了羅馬的第一座君士坦丁式教堂——拉特蘭聖約翰教堂，至今它仍是該城的大教堂。重要的是，其中央有一座大型的獨立圓形洗禮堂，這在此後極大增加了受洗的人數。
因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皇帝在米爾維安橋邊感召的十字，不僅是他一生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堪與聖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所受的感召相比——從其後續影響來看，也堪稱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這不是個能輕易回答的問題，而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問另一個問題：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故事的最初版本見於這一時期的另一份主要參考資料，即基督徒學者與演說家拉克坦提烏斯的記述。他在迫害之中倖存下來，大概在這一時期被君士坦丁任命為他的兒子克裡斯普斯（Crispus）的家庭教師。無論那時的他是不是皇帝的隨從，至少拉克坦提烏斯此後也應當有很多機會詢問皇帝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在此事發生一兩年後，他如此寫道：
君士坦丁在夢中受到指引，將上帝的徽號繪製在他的士兵的盾牌上，再率部出徵。他仿佛奉命行事一般在他們的盾牌上描繪上「X」，並在字母上畫出一條先垂直後在字母頂端曲折成弧的線，代表基督。他的記述僅限於此，沒有提到其他景象，只提到了夢。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與基督教的辯護者甚至完全沒有提到救世主或者十字架出現在皇帝面前。至於那個上帝的徽號僅僅是由「X」（chi）和「P」（rho）組成的花押字，即希臘語「基督」的頭兩個字母，而這也是基督教銘文中常見的符號之一。
也許更值得一提的是，尤西比烏斯在325年完成《基督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時完全沒有提到這一戰之前任何的夢境或者奇景。直到他在君士坦丁逝世多年之後寫下的《君士坦丁傳》裡才記述了與那段引文相同的事件。他將拉克坦提烏斯的記述展開，記載當夜基督出現在皇帝的夢中，命令他將在天堂中看到的那個符號繪製在旗幟上，「作為與他任何敵人作戰時的庇護」。尤西比烏斯稱君士坦丁於次日照做了。結果是，包金的長槍交叉成十字架，配有月桂環繞的神聖花押字，即拉布蘭旗（labarum）。尤西比烏斯在多年之後看到這一旗幟時，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和皇帝的孩子們的金色肖像也被掛在了這一旗幟的橫杆上。
那麼，我們從這一切的記載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當然是，在戰場上出現十字架的幻象，這個在西方教堂與藝術館的油畫與壁畫中被描繪了無數次的景象，根本沒有發生過。如果確曾發生，同時代的記載中無人提及簡直是不可想像的，而事實上直到《君士坦丁傳》問世，才出現這一說法。皇帝本人似乎從未如此宣稱，即使在他應該說出這個故事的場合，他也不曾說過，而尤西比烏斯似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在皇帝逝世後不久，耶路撒冷主教西裡爾（Cyril）對皇帝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Ⅱ）保證，近期空中出現十字形光斑一事是上帝的慈愛，甚至勝過他祖母海倫娜在聖地發現真十字架一事。如果主教清楚君士坦丁看到如此神跡，他又怎麼可能將其忽略呢？最後，尤西比烏斯也特意提到「全軍……都目睹了這一神跡」。如果屬實，那這九萬八千人還真的都是守口如瓶了。
另一方面，基本可以肯定，在這場決定性的戰爭之前，皇帝就已經受到某種聖靈感召。拉克坦提烏斯單調的記載可能屬實，但這類經歷未必都會以夢境這種易於描寫的方式發生。有證據顯示，自兩年前處決他的嶽父馬克西米安之後，君士坦丁在宗教方面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並愈發傾向於一神論。310年發行的貨幣上原本屬於古羅馬眾神的位置僅僅保留了一位神靈——太陽神赫利俄斯（Helios），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不敗的太陽」（Sol Invictus），君士坦丁也宣稱於多年前在高盧作戰時看到了有關太陽神的神跡。而這一信仰——此時帝國最受歡迎也傳播最廣的信仰——似乎沒能讓他滿意。尤西比烏斯提到在君士坦丁前往義大利時，他清楚自己很快就要參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戰了，而他要為此賭上自己的一生。他虔誠祈求神的指引。簡而言之，312年夏末的君士坦丁是最急於改宗的人，他的祈禱也理所當然地收到了回應。
如果接受這一假說的話，尤西比烏斯的說法就更容易理解了，這與其說是蓄意造假，倒不如說是無意之中的誇大，而這種誇大更多是由皇帝本人而非記述者完成。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之中，特別是在米爾維安橋之戰後，君士坦丁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執行神聖使命的感覺。在他的晚年，這種感覺愈發強烈並掌控了他，而且在生命末期回顧自己一生中的那些大事件時，他給記憶添枝加葉，實在是再自然不過了。在他的時代，絕大多數人都相信神跡以及上天指引的存在，而他本人回憶稱，在一個應當看到神跡的時候看到了神跡，他人自然很容易相信神跡確實出現過，而尤西比烏斯更是最不會在這一問題上質疑他的人了。
本文摘錄自《拜佔庭的新生：從拉丁世界到東方帝國》，[英]約翰·朱利葉斯·諾裡奇著，李達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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