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早上十點鐘的樣子，一群巴黎人聚集到聖母院，參加「理性節」（Festival of Reason）。一隊年輕女性，身著白色與法蘭西的三色的長裙，戴著花冠，舉著火炬，莊重地行進到一座假山前。假山遮蔽了一整個教堂唱詩班的站臺，山頂矗立著一間希臘式的小圓神廟，神廟上鐫刻著「致哲學」。廟的入口兩側列著四個半身像，大概是伏爾泰、盧梭、富蘭克林和孟德斯鳩。山腰處自由火炬之火在一個希臘祭壇上燃燒著（如圖1）。沒有革命的慶典能在這些紀念碑缺席的情況下得以完成。高聳的立柱、巨大的祭壇、雕塑、方尖碑、金字塔、神廟，極不穩定、迅速更迭的革命政府瘋狂地立起「這些象徵穩定的寓言」。
圖1
在巴黎人民欣賞著理性與自由女神的登場的同時 ，另一件獻給理性的革命豐碑正在臨近的經緯局Bureau de Longitudes）建造著。在工程師加斯帕爾·普羅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的指導下，二十多個計算員（calculator）要將數表和三角函數表填滿十七卷的巨冊。用法國政府給普羅尼的指示來說，這些對數表和三角函數表不僅將「不再在精確度的問題上留下期望的餘地，還將會是在計算上前所未有的豐碑」。儘管這些表格起初是作為法國地籍（測量）的一部分委託給作為督導的普羅尼的，卻先後因在建立全新的法蘭西度量衡上遭遇的困難和預算縮減，而無法被應用到實際的測繪中。事實上，這些表格從未被使用。其以十進位劃分一個象限的角度的設計連同同十進位的計時方式，不久便被法國人作為度量系統的一部分被廢除。普羅尼自己也承認，這些表格引以為豪的、計算至前所未有的小數點後14到15位的精度也十分浮誇無用，除了一些「特例」。
普羅尼這些壯觀的表格因此在達成「計算的豐碑」這一使命上超出它的設計者和委託人（法國政府）的想像。如同為「理性節」樹立起來的希臘神廟一般，它們實現了純粹的紀念性，作為物質符號沒有一點實用價值。雖然這些表格本應服務於的那個度量系統同樣是（共和國的）紀念碑，宣告著永恆不變的自然的度量，日常事務中的應用終將稀釋掉這一系統的象徵效力。普羅尼的表格卻不是這樣。這些表格的作為標誌的效力與它們的實用性成反比。如同慶典裡的神廟和火炬，這些表格成為了對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崇拜。恰是因為它最不理性的性質而被欣賞。那高得無用的精確度、難以掌控的龐大卷冊、從未出版的獨特命運和在此之上那計算它們所使用的高明的方法，都令這些表格成為計算歷史上的紀念碑、而非工具。但是如同所有的紀念碑一樣，它們的意義都是多重的。普羅尼並未巴貝奇一般理解這些表格的象徵性，更無法預料到對將來的計算員而言（如蘇格蘭人愛德華·桑格），它們又將代表什麼。為了梳理清楚這些紀念碑的意義，我們必須調查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前期「計算」（calculation）變換的意涵。
計算的含義這一分析是發現（discovery）的真正奧秘，因為它使我們（的思考）上升到事物的本質。它探究真相的方式不依賴普遍的命題，而是靠一種計算—複合和分離各種設想—來實現有利於探究我們的發現（中的真理）的比較。
——艾蒂安·博諾·孔狄亞克， 《人類知識起源論》
計算的藝術總的來說是通過對各種關係的組合來找到對一個獨特關係的表達的藝術。不同類型的組合導致了不同的計算規則。
——達朗貝爾和狄德羅，《百科全書》
洛克和孔狄亞克的著作揭示了「理解力」的發展和運作（方式）。毫無疑問，他們的原則和精巧的語言將對所有的知識領域進行嚴格的分析。
——加斯帕爾·裡奇·德·普羅尼，《致拉克魯瓦的一封信》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計算的歷史是智能的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igence）中的一個篇章。此時計算還未機械化，計算過程是精神的（mental）而非智能的（intelligent）。事實上，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認為智能乃至道德情操都可以通過它們在計算上的本質形式來理解。計算和推斷理性、道德判斷這些高等的智力並列，遠離低技術勞動（menial labor）和自發（automatic）、習慣（habitual）的範疇。在1778年版的法蘭西學書院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就計算（calculateur）給出了如下例句：「這個天文學家是個傑出的計算員」 （This astronomer is a great and good calculator）。計算仍然是一個屬於科學家或者數學家們的獨特活動，而不屬於籍籍無名的苦力們。直到19世紀初，強大的心算能力仍然是給偉大數學家的悼詞中的一個主題。高斯的算術可能是這一系列的傳奇中的最後一個了。所以說，當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將概率論描述為「可化約為微積分的領悟力（good sense）」，他並沒有貶低領悟力，也沒有貶低概率論。
圖2
然而在十九世紀初，計算相關聯的領域正在切換，從「智能」的分野變成幾乎與「智能」相對的分野，不再是專家和哲學家的夥伴，而開始與非技術工人為伍。心算這樣的壯舉迅速成為了平庸的專家的專長和一些吸引目光的小節目，不再是數學天才的徵兆。智能的意義和誰擁有智能這兩個命題的答案一同隨著計算的意義和主體的轉變而轉變。才華不再是對想法（idea）的精湛的排列組合，而是直覺的、不可分析的想像力的爆發。計算與乏味的、需要耐心的重複勞動和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聯繫到了一起，排在了各種智力的最底端。因此意料之中地，因「想像力太鮮活和精神上的焦躁」 而受到輕蔑的女性成為了計算局（bureaux de caluls）的職員，做著彙編表格、給天文和統計項目簡化數據等沉重緩慢的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如圖二）。儘管計算被貶為「自動的」活動，這個降級只有在比照這個詞原本的、社會性的意義時才顯得更為真實。計算最終與「智能」脫鉤，並不是因為計算機器被造了出來，如查理·湯瑪斯（Charles Thomas）的算術機或者巴貝奇的差分機，而是因為計算與被稱為技工（mechanical）的階級聯繫在一起。
這一轉變中，普羅尼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進行的繁雜計算項目是關鍵的一刻 。革命政府採取的十進位度量系統使得原本的通過十六等分圓計算的三角函數表失去其用處。至少對擁抱新系統的大地測量師和天文學家們來說是這樣的。因他作為法國地籍工作督導的能力，普羅尼在1791年被委託創造一個符合理性和法蘭西度量系統的表格，一個使同時代人和後人們露出敬畏之情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和壯觀的計算豐碑」。
根據普羅尼的描述，他受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前幾章中對分工的讚美的啟發，他把這項如修建金字塔一般的任務分割為金字塔式排列的各種任務。金字塔頂是數個傑出的數學家，負責構造用於計算的分析公式。在此之下是七到八名受到分析訓練的「計算員」，負責將公式轉化為具體的需要計算的數值。在金字塔的底部則是七十到八十名人員，她們只會基本的算術，進行百萬計的加減法，並將結果手填到專門設計的書卷上（參考插圖3，4）。通過這些普羅尼所謂的「生產」法，兩份各包含著17卷手稿和說明的手稿終在1801年完成。
圖3，4
這些書卷儘管從未完整出版，它採用的十進位也從未成功取代十六進位，普羅尼的表格和它們組成的方法確實成為了計算史上的象徵意義上的裡程碑。如普羅尼和他的同事竭力地指出的那樣 ，這些三角函數表在精確性上超越了所有先例，而從頭開始計算的對數表則是17世紀以來的第一次。普羅尼和資助他的政府一開始便賦予了這項計劃雄偉到令人矚目、讚嘆的特點。他們成功地將三角函數和對數表這樣簡陋的事物轉變為戰神廣場上的大革命慶典或拿破崙慶典中的宏偉奇觀。人們常常歌頌這些表格夢幻般的精確度，但幾乎不會利用它。即便到了20世紀初，出版的對數表精確度也不過小數點後八位數，而且其範本（發行於1891）還是從普羅尼的表格中摘錄得來的。最暢銷的表格僅僅只有7位數的精確度。普羅尼的這些表格的生產方法常常被討論到，卻從沒有被模仿。普羅尼在他的計算工作坊幾乎不能夠再現。普羅尼的偉大表格的重要性是象徵意義上的，而又不單單關乎象徵主義。
象徵著什麼？對誰而言？這些表格標誌著計算史上的一個時代，也標誌著智能史和工作史上的一個時代。它們因費解而吸引人，因它們的構建引入了一整個群體和一系列被認為不能兼容的活動而令人費解。這個項目將崇高的分析和最基本的算術結合在一起，將阿德裡安·勒讓德（Adrien Legendre）和拉扎爾·卡諾（Lazare Carnot）這樣的數學家和籍籍無名的手工藝人帶到了一起。因此，它將計算趕出了智能的範疇，推向工作的世界。只有在了解到計算這個詞過去的意涵的前提下，才能意識到這個轉變的顯著。
智能 （Intelligence）當一個人舉重若輕，那他便是一個所謂天賦智能/智慧的人。
——達朗貝爾和狄德羅，《百科全書》
平均智能能彰顯和度量一個種族超乎其他種族的優越性。比照著平均智能在法國的水平，我們可以對全歐洲民族（的平均智能）做一個細緻、遞進的表格。
——普羅尼，《平均智能和它的進展》
智能（intelligence）一詞在十八世紀的用法與二十世紀有所重疊，但是並不一致。它們都表示思想上的迅捷，尤其是在解決問題和學習上。然而智能是天生的還是通過教育獲得的？在官能上是單一的還是多方面的？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屬性？這些對立並不能簡單通過啟蒙運動對心智（mind）的理解來解決。洛克和他的追隨者們循感覺論者對心智的探究進行追問，跨過了如今分隔心理學和知識論的邊界。感覺論的研究曾一度是解釋性和治療性的。通過揭示我們如何得出複雜和簡單的觀念（idea），感覺論的研究同時也測試了構想的完備性。孔狄亞克影響了對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心理學的形成，其影響是持續的。他把對觀念（idea）的起源和合理性的研究稱為「分析」（analysis）。這個過程「只包含對觀念進行的複合與分離，而這是為了比對不同的觀念，從而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和它們所能產生的新觀念。」
對孔狄亞克和他的追隨者而言，分析（analysis）既是研究心靈的運作方式的方法，也是對這些運作方式本身的描述。一個健康、不被熱情和混亂的想像力擾亂的心靈會無休止地將觀念的感知進行分拆至基本的元素為止，再將它們重新組合排列。對於孔狄亞克、達朗貝爾、孔多塞和其他哲學家而言，思想（thought）是一種組合微積分，而智能則是熟練的計算（能力）。與自然自發的天才這樣浪漫的看法 形成強烈的對比，孔狄亞克所謂的天才僅是在分析上更加的透徹和組合上更加的豐富。心智的力量，無論是於個人還是集體，在本質上是對觀念進行分析、對比和重組的能力，就如同算數是「對數量關係進行組合的技藝」。
計算對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們在道德和智能的探討上有著深遠的影響。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記錄了早期現代道德哲學家的寫作中先將精明自利提升到不那麼罪惡，再到不那麼高尚的程度的過程。藉由計較利益的貪心，危險的野心得以被馴服。在道德上開始相信私利包含自我規訓和計算，因此帶來可以計算、確認的行為。貪婪不一定高尚，但是可以被預測，因此強化了社會秩序。在薩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s)的《雷塞拉斯》中，Pekuah夫人在得知綁架她的阿拉伯人喜歡金子時感到安心，因為「貪婪是一種單一、容易控制的惡。…只要帶錢來，便有求必應。」 一些啟蒙作家誇大了這一個模糊的讚許，把一切道德判斷，哪怕是那些最值得讚揚的，都看作一種計算。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認為任何行動產生的「善」都可以通過善意和能力的乘積得出。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堅持「只要人類清楚自己的利益，愉悅和痛苦的和或差都是人類的實踐（的結果）。」
對於後世和一小部份啟蒙運動時期的讀者，給智能和迅速組合的能力劃上等號讓他們感到一種悚然的機械感，好似機器中的幽靈。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們注意到了帕斯卡或萊布尼茨設計的計算機器，他們卻鮮有把機器和心靈聯繫在一起。這也許是因為這些機器實際上是失敗的。在尼古拉斯·比昂（Nicholas Bion，17-18世紀法國數學儀器工匠）四個版本的《數學儀器的製造與主要用途》中，沒有任何關於計算器械的記錄。唯物論者拉·美特利（La Mettrie）宣言《人是機器》也不曾利用計算器械探討機器與智能的聯繫，儘管在浪漫派看來他的思想與計算機器有著緊密的聯繫。總而言之，計算（作為人的）智能還沒有成為機械的智能。
工作 （Work）在眾多機械化的工作中，生產釘子算是最細小、常見和不準確的一種了。但是它卻需要最多（步驟）的組合。
——達朗貝爾和狄德羅，《百科全書》
我突然意識到，可以把分工的方法用在這個繁重的工作上，像生產鐵釘一樣生產我的對數值。
——普羅尼，《關於應用十進位系統到對數與三角函數表的評論》
在劍橋的一個晚上，當我坐在分析學會的房間裡，腦袋像要睡著一樣傾向桌子，面對著一本對數表。一個成員走進來，看見我半睡半醒，問道：「巴貝奇，你夢見了什麼？」。我回答他：「我在想這些表格（我指著桌上的對數表）也許可以用機械計算。」
——巴貝奇，《一個哲學家的生命歷程》
到19世紀中葉為止，在法語和英語裡，工作（work）和手工（mechanical） 兩詞的使用都是緊密相連的。連接它們的是「勞動的身體」（laboring body）。儘管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將手工視為藝術（liberal art）一般捍衛 ，還是把工人（worker）定義為「那些以繁重勞動，如肩負重擔等，為職業的人」。工作時身體而非心靈的負擔。哪怕是對簡陋機械的熟練操作，也被視為是習慣和直覺，而不是思考的結果。在達朗貝爾給《百科全書》的序論裡，他對手工藝術誇耀和嘆息道：「多數從事手工藝術的人都是為生活所需，憑著直覺工作（work）。少有能夠說得清楚他們所使用的工具和生產的產品。」
達朗貝爾重複著一個老生常談：「技藝（skill）作為手的知識和習慣作為反思的敵人長期站在智能和思考的對立面，與體力勞動聯繫在一起。劍橋的柏拉圖哲學家拉爾夫·卡德沃斯（Ralph Curdworth）認為自然的無意識的藝術創造類似於音樂家、舞蹈家們習慣性地表演。他解釋道：
我們認為建築師比手工匠要值得尊敬，因為他們理解事物的理（Reason），而手工匠如自然中的物體一樣，只執行（Do），而不知道他們執行的是什麼。這就是自然中的物體與之間唯一的區別。物體依它們特定自然（秉性）活動，而工匠們憑習慣。
在十七世紀末倫敦皇家學會和巴黎科學院受培根影響而進行的對「手藝的歷史」（「histories of trades」）的研究中，存在著對機械的崇尚和對藝術家的鄙夷兩種態度之間的緊張的對峙。如同後來承繼這一研究的百科全書派一樣，學院派們試著搞清楚（手藝）被毫無理性的習慣與行會（guild）壟斷所遮蓋的本質，將機械的工藝從手工藝者手中解放出來。而過於接近匠人嫻熟的手工則有損害智能的風險：
一個人會稱一個聰明的鐘表匠為偉大的藝術家，也會稱一個按別人發明的方法熟練完成操作的化學家為好的藝術家。區別在於，前者幾乎都是讚揚，而後者則是在批評僅僅擁有次等的專業能力。
百科全書家們甚至專門為手工匠這種機巧造了製造業（industrie）這個概念來表明這種特殊的創造性。「這種技巧不如天才或者品味，只呈現了自然的機械運作方式，也僅限於利用感官感受和動物本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羅尼讓手藝人和數學家一同計算地籍表格（對數和函數表）的做法也導致了一個矛盾。他曾經表示「將如此不同的人們聚在一起」在社交上顯得反常，但也因「那些智能有限、無意識的人」竟然鮮有計算錯誤而感到不尋常的智能。計算畢竟代表著最高的智能、最優秀的心智和最先進的社會。（同樣矛盾的，）儘管普羅尼也因自己也辛勤計算、填表而為人所知，他仍然為霍利韋特伯爵為打發無聊的監獄生活而請求參加對數表的計算而感到同情。巴貝奇在1832年的寫作中也不得不承認：「分工可以成功地應用在腦力活動上」會「讓一些讀者感到困惑」。習慣性的勞動缺少智能，而計算卻被認為是智能必要的一部分。這個社會和哲學上的矛盾讓巴貝奇的讀者感到震驚。
普羅尼和巴貝奇相信通過將腦力活動機械化來解決這個矛盾，但是他們對機械化的本質的理解有著細微但是重要的區別。巴貝奇理解中的機械繼承了手工計算員，手工計算員們「機械性」的特點對巴貝奇而言是腦力活動能由機械來執行的證明。（對於巴貝奇而言）普羅尼的分工只明晰了有哪些操作。與巴貝奇不同，普羅尼的機械是一個計算的系統。這個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基於分工的原則分層級的組織的。通過對群體的分工，而非「如過往那樣由個人進行苦思冥想來解決問題」佐證了「平均智能」這樣一個概念。這與普羅尼對機械的認知是呼應的。
普羅尼聲稱他是在閱讀亞當·斯密時電光火石般地得到了啟發，但是這啟發也同樣有可能來自他在路橋學院時的導師，讓·魯道夫·佩洛雷特（Jean-Rodolphe Perronet）（18世紀法國建築師），一個製造釘子方面的專家。他也可能受到《百科全書》中關於藝術的文章中對大規模生產的描述。其中這樣寫道：「每個工人一生只做一件獨特的工作，這樣的話每個工作任務都會完成得很好」（插圖5）。普羅尼沒有從狄德羅或者亞當·斯密那裡學會的恰恰是分工對工人們的智能的抹殺。相反的，他認為分工增長了他們的智慧、使他們行動更加敏捷、促進了他們的創造力。手工藝人們參與這樣細緻的分工變的更不機械了。這樣一來，他們便成了機械的發明者而不是機械的代理人。巴貝奇在閱讀普羅尼的項目時將其理解為一個紡絲工場。在技術層面上這樣的理解是正確的。不過在比喻意義上的紡絲工場出現在18世紀的裡昂，而不是十九世紀的曼徹斯特。
圖5
巴貝奇對於普羅尼的「生產」方法的誤讀同時也造成了「生產」（manufacturing）一詞在19世紀法國與英國的區別。普羅尼對亞當斯密的引用使他的英國讀者想像著將製作地籍表格的工作整個照搬到英國內陸。甚至如安格魯-愛爾蘭小說家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在遊覽巴黎時和普羅尼和他太太成為好友的她也高興地在給她繼母的信中寫道：普羅尼對計算的分工來自閱讀國富論中「我們最鍾愛的關於釘子製造的段落」。可要知道，埃奇沃斯夫人遠遠沒有巴貝奇那麼精通英國政治經濟學。巴貝奇更是難以抗拒地認為普羅尼反覆重申的「生產方法」、對計算速度的強調和將手工藝人們描述為「純粹機械操作」都暗示著以生產力的中心的自動化的工廠制度。因此巴貝奇順理成章地開始了用機器代替操作機器的工人們，直到在金字塔頂和第二層的數學家和計算員都可以被取代，以此節省在技術勞公上的開銷，並且實現像紡紗機吐出布匹一樣快速和穩定的產生計算結果的機器。
與此同時，普羅尼對自己的生產方法有著一個不同的解讀，一個更加符合法國舊政權下奢侈品業而非1820年代英國工廠生產的解讀。身陷與出版商、法國內政部和英國政府代表談判的泥沼中，普羅尼努力讓他的這些表格以他希望的方式印刷發行。對於普羅尼和他的夥伴，誕生在一個不太可能重現的「特殊背景」 下，這些地籍表的製作與內容本身都如此獨特，是「一個科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巨大計劃」。它們如此「珍貴」，以至於不應該像「那些常規或便攜的表格」一樣用在尋常的計算上，而應該用在最罕有的一些計算上。儘管普羅尼熱切希望英國政府能協助印刷這些表格，普羅尼堅持拒絕用英方提議的「便捷、經濟的方法」將這些表格從10進位轉為16進位的數值。普羅尼並非因要將這樣一個為新的度量系統而費力創造的表格重新計算、倒退回到16進位而惋惜，而是這個追求效率的新方法褻瀆了「這個十進位表格各列數值形成的協調性的純粹」。在沒有認識到普羅尼使用的「經濟的」（economical）和「生產的」（manufacturing）兩詞的對立，以及他對「迅速的」（expeditious）一詞的鄙夷，普羅尼與巴貝奇的區別便難以考量。
普羅尼對英方提議的方法的反對的背後是法國生產奢侈品的「生產行會」（manufacture réunie），如塞弗爾的陶瓷或哥白林的掛氈等，而非英國現代工廠的模型。對於十八世紀法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來說，這些巨大的事業在沒有政府巨大補貼的情況下無法與小工場競爭是一個常態。對這些家族生意來說，過高的成本和不穩定的勞動力供給使得價格無法下降。只有一些需求小但是價格高的產品，如供國王加冕典禮上穿的袍子或宮殿的座椅面料用的織物，才能平衡如此難以盈利的用工方式帶來的額外開銷。當普羅尼用「珍貴」或「財寶」來形容他的表格和強調這個表格誕生的非常背景（也可能包括政府的補貼），他在強調一種不以巴貝奇那樣的效率或生產力為目標的大生產。法國大生產的典型是生產少量但是精緻的產品，一些足以彰顯它們的購買者的偉大的「巨大」物品。地籍表格在普羅尼和法國革命政權的想像中正是這樣的物件。當巴貝奇面對這些表格，驚呼他們為「算術計算歷史上從未曾有過的最驚人的豐碑」時，他僅僅呼應了他們豐碑的隱喻本身，而沒有注意到他們的用意。
結論：計算的道德經濟巴貝奇對普羅尼的解讀並不是最終的。計算的意義也沒有停留在創造偉大的地籍表格上。十九世紀早期，計算不光被貶至「人類智能進行的最低等操作之一」，還在道德上變得令人討厭。在傑曼·德·斯戴爾1800年對社會與文學的反思中，她在那些借革命之名為自己謀好處的「自私與虛榮」的投機分子上用「計算」（calcul）一詞。最好的情況下，計算也在危險的無道德的邊緣的活動，最壞的情況下，計算只為自私服務。下面是一段譴責投機分子的典型文字，譴責那些敏捷地從效忠一個革命政府轉到另一個的專家智者：
這些專家智者將幾乎一切不能被計算的事物歸為幻想。他們首先測量政府的力量，不論那到底意味著什麼。因為他們除了和平地投入自己的工作活動外沒有任何渴望，他們只會服從統治的權威。沒什麼比那些沉浸在探究物理定律而將道德放任不理的人更加讓那些專制君主感到放心的了。
託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譴責「機械時代」，視「機械的」「任何可以計算利益得失的看得見的有限事物」為對「動態的」「愛與恐懼、驚奇和熱情、詩與宗教」這些「真正有生命力和無窮的特點」的事物的抵制。一旦計算變得機械，它不光抵制智能，還抵制任何真實的、自發的道德衝動，甚至生命本身。
然而在19世紀中葉，計算，包括計算數學表格等，逐漸重新建立起了道德上的主張。數個巴貝奇的差分機的崇拜者強調差分機確保了「不論人是如何的持續不斷地練習和專注，通過尋常方法都無法得到的迅捷、準確」 。機械計算被寄予超越這一道德困境，即「把人工計算員的專注力限制在數以千計的加減法上」。維多利亞時代的心理學裡，對專注力的掌控逐漸等同於對意志（will），因此也就成為了道德的一部分。僅因為保持專注如此繁重，它構成了重要的責任。如果計算需要超過個人承受能力的專注，也就需要更堅強的品格以對抗疲勞與分心。即便是計算再單調，這一責任也無法被輕易交託給下屬或者機器。
蘇格蘭數學家愛德華·桑格（Edward Sang）便是如此批評普羅尼和巴貝奇的。在愛丁堡皇家學會的支持下，桑格自己重新進行了從1到10000的對數值計算，精確到小數點後28位。桑格堅持認為普羅尼的表格沒有超越他這一壯舉，因為普羅尼把計算交給良知無法保證的「僱傭的助手」：
謹慎的計算者可能會在初次運算裡疏忽，以至於不得不修改，甚至在工作中分心，漏看了數字或者忘記它們，最終造成重複的錯誤。…但是當他僱用助手時，他必須努力防止疏漏，甚至（助手間的）模仿抄襲。
桑格從F.Lefort發表於1958年的研究得知，普羅尼的計算員們從會被銷毀的草稿紙上謄寫結果。桑格強調Lefort不情願地承認，普羅尼和他的那些訓練有素的合作者們並未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地監督他的計算員隊伍。桑格總結道：「這整個運作都在缺少紀律的情況下進行的。使這一項目的意義大大貶值 」。他嚴厲批評這個項目的裝模作樣的紀念性：「難道將來的每一次計算都要與普羅尼的表格做對比嗎？不！即便不管M. Lefort的發現，有原創性的計算員們才不會想要在地籍管理局的水井裡打水，他們只想從自己勤懇工作的細小泉流裡裝滿自己的小杯子」。
在桑格和他類似的計算員看來，計算機器並沒有比懶惰的計算員好多少。依賴無人監管的機器同樣不負責任。醫學統計學家威廉·法爾（William Farr）使用了許茨（Scheutz）的計算器來計算他的《英國壽命表》。他無法放鬆警惕，因為機械運作」需要不中斷的注意力。他要在數列中合適的項上放入控制差分的零件，不時進行檢查，並且在故障的時候及時恢復。在1871年的愛丁堡精算學會的演講上，桑格曾經讚揚過湯瑪斯計算器」。這計算器在1851和1855的世博會上已經贏得了數個獎牌。然而桑格還是不對當時計算器能取得的結果刮目相看，評論「一些非常容易製作的表格便是這些機器的全部用處。我們還是要承認：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智能交個機器、公式、規則、或教條，說一聲我們懶得想，請幫我想」。不光是因為計算器還沒有完善，而是沒有任何機器能夠免除計算員保持專注的責任。
道德上的顧慮並未困擾普羅尼和巴貝奇。作為孔狄亞克知識論的信徒，普羅尼以他的方法來克服人的缺陷。作為曼徹斯特學派政治經濟學的學生，巴貝奇則希望憑藉機器克服人的缺陷。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也就是普羅尼或巴貝奇眼中的計算員，被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會感恩，而非陷入一種拷問靈魂的道德責問。他們1860、70年代的繼承者則抱有更為陰暗的觀點。專注力成為了一種道德責任，而這種道德責任不能被經濟化，哪怕是在計算（這樣的尋常活動）中。普羅尼的偉大表格仍然是一座豐碑，但是照亮它的光卻不同了。它不再是關於精確度或腦力活動的機械化的紀念，而是疏忽大意和懶惰的象徵。
（原文出處 / Critical Inquiry, Vol. 21, No. 1 (Autumn, 1994), p182-202）按語參考文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