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詩畫天地」免費訂閱本刊作者：孫言誠 原標題：《秦始皇與郭沫若》
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第15輯） 山東人民出版社
讀中學的時候，我最崇拜的人是郭沫若。我崇拜他的詩，烈火一樣燃燒的句子、大海一樣翻滾的激情，狂奔的天狗、涅槃的鳳凰，無不令我心馳神往。我崇拜他的戲，燕市擊築的高漸離、竊符救趙的如姬、捨身殉師的嬋娟，個個使我如醉如痴。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郭沫若就是中國的拜倫、莎士比亞。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又崇拜起郭沫若的學問。一個激情四射的詩人，竟然能沉潛入幾千年前死氣沉沉的甲骨金文，而其井噴一樣的學術成果，連界內的學人也禁不住瞠目結舌，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我涉足過古文字，對於其中的艱難困頓，略知一二。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有瑕疵，就像聞一多所調侃的，十句話有七句是錯的。但是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西周斷代、東周分國，把林林總總的金文構築成一個龐大的體系，端的是大氣磅礴。他利用甲骨金文研究古代社會，闡釋唯物史觀，也確實別開生面。他的學術文章，既有梁任公的汪洋恣肆，又有王國維的縝密深邃，不愧為一代宗師！
從讀大學開始，我和郭沫若一起走過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知道為什麼，我心目中的偶像消失了。不是轟然倒塌的，而是像風雨剝蝕那樣，一點一點逝去的。時至今日，在我心中只留下一個斑駁陸離的底座。也許正是因為有這個底座，我對時下一些青年學人嘲諷郭沫若「懦弱」、「可恥」，頗不以為然。不錯，郭沫若吹捧過江青，歌頌過大躍進，罵過劉「工賊」，說過鄧「翻案不得人心」等等。這當然和他的《女神》、《天狗》、《屈原》、《虎符》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凡是過來人都明白，諸如此類的事大家都做過，只不過因為名望、地位和性情，郭沫若的行事顯得更誇大、更荒唐，如此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說，現在的年青一代很少再崇拜郭沫若了。我們這代人心目中的「郭老」偶像，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風雨衝刷得面目全非。一個在文壇上光芒萬丈、在學術上成績斐然的詩人、學者，在自己為之奮鬥幾十年終於舉雙手迎來的新社會裡，竟然一步一步淪為平庸、甚至令他自己也嫌惡的老人，倒真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我於是想到了一個和郭沫若糾纏了一生的歷史人物，那就是兩千多年來被人們說來說去卻總也說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這個秦始皇，像鏡子一樣折射出郭沫若早年與晚年之間的巨大變化。
｜四十年代：大罵秦始皇
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慶。當時，蔣介石一面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面加緊鎮壓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露出了法西斯專制的猙獰面目。「愛國同胞不斷被無聲手槍打死，民主報刊不斷被無聲手諭查禁」（唐弢《回憶·書簡·散記》）。郭沫若、陽翰笙、夏衍等人的160餘種劇本均被列入「取締劇本一覽表」，不準出版，不準演出。郭沫若的行動也受到特務的監視。他曾經說：「在重慶幾年，完全是生活在龐大的集中營裡，足不能出青木關一步」。
但是，郭沫若沒有屈服，他在《新華日報》上撰文疾呼：「連話都不讓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事。」還對友人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文禁愈嚴，總是滅亡之期愈近」（潘孑農《〈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網，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寫出《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書》。
不愧為歷史學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專制帝王的命門。他以呂不韋和秦始皇的對立，揭示了民本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水火不容：「
呂氏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則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萬世為君，使中國永遠是嬴姓的中國」（《十批判書》，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視為一己之私，「不讓任何人有說話的餘地」，這就是秦始皇的統治術。「他的鉗民之口，比他的前輩周厲王不知道還要厲害多少倍。」周厲王時還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則斬盡殺絕，連目也沒有了。此時，郭沫若的批判矛頭直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這無論怎麼說也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對於坑殺儒生（據考是兩次，一次殺了七百，一次殺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憤慨異常：呂氏門下的那批學者，可能是完全被消滅了。然而……人可以誅滅，真理總是燒不絕的。20世紀40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蔣介石。面對蔣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書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盡的，秦始皇是快死的。從左閭裡已經有篝火起來了」（見唐弢文）。他甚至讓戲裡的主人公高漸離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謀的，天下的人都願意除掉你這個暴君，除掉你這個魔鬼，除掉你這個……」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重慶，這是何等的英勇無畏！在寫作《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的過程中，還有個小插曲。有個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頌嬴政，意在拍蔣介石馬屁。郭沫若讀了程文，怒火中燒，一口氣完成了四萬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氣勢真如「長江大河，飛沙走石」。當年意氣風發的郭沫若，恐怕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後來也走上了程憬的路。歷史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1948年11月，郭沫若應黨中央邀請，從香港到解放區來共商開國大業。12月6日，他和翦伯贊等一行三十餘人，安抵東北解放區首府瀋陽。按捺不住喜悅之情的郭沫若，高聲朗誦道：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摯友、導師、心中的太陽，卻鍾情於秦始皇。其實，這信息早在重慶報紙發表《沁園春·雪》的時候，就已經透露出來了。但那時二人的關係尚屬諍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還被主席列為延安整風文獻之一。儘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識分子李巖被殺，指出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是重用權臣、驍將，不用知識分子，為此他甚至想寫李巖和紅娘子的悲劇，以警後世。但毛主席卻從文章中總結出「革命勝利後不能驕傲」的歷史教訓。文章雖說見仁見智，可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論當做革命的鏡子，卻是不爭的事實。有此一層關係，郭沫若罵罵秦始皇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了。五十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右派向黨的猖狂進攻，使主席進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有人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主席立予駁斥："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如此明確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歷史學家范文瀾對話的方式發出來，並且點名民主人士「罵我們是秦始皇」，這不能不使郭沫若驚悸。於是，他開始了艱難而又苦澀的轉彎。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讀〈隨園詩話〉札記》。全書凡77條，其中第8條就是《論秦始皇》。在《詩話》中，袁枚曾對羅兩峰的詩「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擊節稱妙。郭沫若駁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駁焚書：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故始皇毀兵，在中國為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之過渡。且毀兵器而為鍾，不更有偃武修文、賣刀買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燒其書」變成了辦圖書館，為彈壓民眾所採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創舉。為了轉過這個艱難的彎子，郭沫若可謂煞費苦心。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贊在廣西不期而遇。翦將途中所作之詩錄請郭沫若斧正，郭遂將「雄才千古說秦皇」，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他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園春》才把他肯定了。這樣說也和老兄的「不到靈渠岸，無由識秦皇」，扣合起來了（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雖然都是迎合，郭比翦顯然高了一籌。「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輕輕的一句話，既蕩開了郭沫若當年的「錯誤」，又擺正了文人和領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靈渠之後方才認識的雄才，領袖早在幾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識之高下盡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記遊詩中寫出：「秦皇畢竟是雄才，北築長城南嶺開。」用以和翦詩酬答唱和、聲氣相應。至此，兩位史學大師在秦始皇問題上，終於和領袖取得了一致，鹹與維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歷次運動中，郭沫若始終是以革命者的身份過關斬將、高歌猛進，風頭之勁，文藝界、學術界罕見其匹。文革初起時，郭沫若雖曾一度驚慌失措，發表過驚世駭俗的「燒書」高論，但因為有「要保護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還是有驚無險。
然而，七十年代風雲突變，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變得岌岌可危，禍根仍然是秦始皇。原來，林彪反黨集團反對毛，手段之一就是罵他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紀要》中，他們惡毒攻擊「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並高呼「打倒當代的秦始皇」。耐人尋味的是，八大二次會議上那位插話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論，主持批林整風的總理卻放了過去，一個勁兒地批極左，主席自然不滿。1973年7月4日，他召見王洪文、張春橋，先對外交工作發了通牢騷，話鋒一轉就談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書》裡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這次不單是秦始皇了，連提倡人本主義的呂不韋丞相也被拉了出來。主席還寫了首打油詩調侃郭沫若：
別看是打油詩，分量卻字字千鈞。「名曰共產黨」，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吳晗、翦伯贊時說：「他們倆都是黨員，黨員卻反黨。」
吳、翦的下場歷歷在目，屍骨未寒吶，現在輪到郭沫若了。8月5日，毛主席又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文革」開始後，毛主席七年沒寫詩，第一次寫，竟是這樣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風聲越來越緊。9月23日，主席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寫道：他（毛）突然問我是否見過「懂德語」的郭沫若，雖然在此之前「懂德語」並不是同我見面的前提。當我說還從未見過這位先生時，毛澤東說：「他是尊孔派，但現在是我們的中央委員」（基辛格《動亂年代》）。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上萬人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兩次把郭沫若叫起來，宣讀毛主席的兩首批郭詩篇。一位與會者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郭老那天也去了，帶著病，低著頭坐在那裡。江青會上發言問：「郭老來了沒有？」郭老站起來說：「到」（《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已屆82歲高齡的郭沫若，以帶病之軀，在大庭廣眾之下站起來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齒冷心寒。尤其讓郭沫若揪心的是，運動下一步如何發展尚難逆料，所以會後他體溫驟然上升，突發肺炎，住進了醫院。
聽說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醫院探視，順便向病家索要《讀〈隨園詩話〉札記》。郭沫若的書。主席那裡大字本小字本應有盡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書》，就是專門排印的大字本。要看書，何至於向郭老要？這其實是給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藥。果然，郭沫若的病軀很快轉危為安了。評價秦始皇本來是個學術問題，說好說壞，盡可百家爭鳴。但一些學者時而說壞，時而說好，甚至心裡說壞，口頭說好，就不是學術問題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幾年灌輸形成的思維定式——「為政治服務」。文藝為政治服務，歷史為政治服務……甚至科學也要為政治服務。
大躍進時，一位大科學家提供畝產萬斤的科學依據，已經成了對此思維定式的絕妙諷刺。更其荒唐的是，「為政治服務」又進一步演變成「為政治家服務」。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窮盡一切科學真理嗎？各學科都唯政治家馬首是瞻，學術的創造性也就被一筆勾銷了。
學術如此，文藝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對他的孩子說：「我很後悔當初沒有把李巖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郭老晚年二三事》）。當初沒有寫，後來就不能寫了。在知識分子被政治家視為資產階級的時候，怎麼能寫被李自成殺死的李巖？想寫的不能寫，為了「為政治服務」，郭沫若卻寫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識分子蔡文姬。服務是服務了，可無產階級政治家們卻不領情。羅點點寫了這樣一件事：
《蔡文姬》散戲之後，「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人都笑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紅色家族檔案》）。
一個天才的戲劇家，淪落成連小孩子都譏笑的弄臣，實在是時代的悲劇。如果郭沫若寫的是李巖和紅娘子，我想將軍們是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還念念不忘地想寫李巖。
其實，對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郭沫若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李白與杜甫》中寫道：「李白的值得譏評處是在他一面在譏刺別人趨炎附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附勢。」李白「其實不過是御用文人的幫閒獻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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