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近代史，與四千餘年的華夏文明相比，當然只是極其短暫的片段。可就在這一個世紀的時間段中，其所經歷的變遷卻是史無前例和空前壯闊的。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之下，有一大批進步學者和革命先烈率先跳出封建科舉的樊籠，毀家紓難，從政治的民族獨立、經濟的實業富民和文化的民主科學上四處著手，試圖使我們這個古老悠久的民族能夠搭上全球近代化進程的末班車，最終達到擺脫落後挨打，成就國家復興的目的。
這樣的一批人，也可以稱之為「最可愛的人」。他們生前留下的諸多思想文集經過時光的淘洗，都陸續收錄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文庫」當中，成為啟發後輩的思想精華。中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長達17年之久的蔣夢麟先生，在西南聯大艱苦辦學的歲月裡著成的《西潮與新潮》當然也收錄其中。帶著從一位民國學者自傳式口吻的角度，去旁觀近代歷史變遷和進一步了解作者生活為人的目的，打開了這本距今已八十年的「近代史教科書」。
在杭州與紹興交接的地方，綿延百裡的錢塘江在這裡匯入汪洋大海，經過泥沙的沉澱，逐步在入海口形成了諸多大大小小的衝積平原。蔣村就是建立在其上的諸多村落之一，這裡就是蔣夢麟出生的地方。雖然沿海的諸多城市已經逐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但這些村落仍然和五百年前一樣富庶且寧靜，男耕女織的生產形態，經書背誦的教學模式以及族人同居的家庭結構繼續維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出生於小地主家庭的蔣夢麟童年時期一直接受的是四書五經的傳統私塾教育，民間的神話傳說和人物掌故讓其深信不疑。
蛻變是從蔣夢麟立志於進一步求學開始的，生意往來於鄉裡府道之間使得他的父親了解到城市裡的諸多發展動態，認為自己的孩子如果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要離鄉進城，開拓視野。因此，蔣夢麟來到紹興開始接觸教授西洋學科的新式教育。作者用略帶詼諧的語調回憶了他在英文、自然學科的學習過程中逐步矯正過去荒誕的迷信和神話觀念的過程。而正是這一看起來有些啼笑皆非的過程，使得西方的科學理念，時局新聞猶如一根根燃燒的火柴照亮了他頭頂上的燦爛星空，獲得了思想的啟蒙。
作者的求學歷程不正好對應了書名中的「西潮」本身嗎？從餘姚私塾到中西學堂，再到浙江高等學堂，最後遠渡重洋，赴美深造。蔣夢麟由裡到外，從衣著打扮、交往禮儀到科學知識、思想觀念都得到了全新的改造，最終能夠及時且準確地認識世界的時局動態，理性客觀地分析問題的癥結。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見西學東漸的浪潮與個體命運的變遷實現了完美的結合。在這一個世紀裡，還有無數個像蔣夢麟一般的讀書人們藉助「西潮」的時代浪潮實現了自我革新改造和命運的改寫，最終成為中國主導近代化改造的主力軍。究其根本，還是在於「西潮」的勢不可擋並不在於其是西方的文化，而是現代的文化，科學的觀念賦予了他們進步與智慧。同時，接受西學前的傳統私塾教育又為他們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童年的鄉村生活經歷使得他們了解並認清了古老的農村文明身上的情況與問題。理論與實際，中學與西學的互相融通影響讓他們既能居高望遠，知曉世界潮流動態，也能夠立足實情，找到治理中國的良方。
但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從蔣夢麟的文字回憶中，看不出因為接受了先進的西方文化後便因此對傳統文化與教學模式產生的鄙夷與批判態度，相反卻散發出對曾經接受神話迷信的不羞恥，對舊倫理舊綱常的包容理解，以及對鄉學私塾教育由衷懷念的思想感情：私塾古書教育給予了為人處世的基本方針、家人的傳說掌故帶他日後接近現代文學的大門、鄉村淳樸自然的環境給予了他日後研究自然科學的志趣。同時，他還進一步看到了傳統文化對於凝聚人心，鞏固社會價值基礎的本質屬性：「我們利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寺廟、家庭、格言、學校、歷史故事來灌輸道德觀念，使之成為習慣。這就是中國社會得以穩定的理由之一。」從蔣夢麟對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講述當中，我們看不出狂人魯迅、錢玄同式的揭露民族性的無情批判，也沒有青年胡適般的對於舊文學舊倫理的揶揄調侃，而是擁有一種平衡中西文化的視野格局：「一個中國學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據他對本國文化的了解。他對本國文化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因為兼容並包而為通達，又因為通達而更顯兼容並包，蔣夢麟才能在西潮入侵的浪潮中站住腳跟，達到身體內國粹與西學的平衡。在繼蔡元培先生執掌北京大學17年的時光裡，蔣夢麟的這一氣質顯然影響了北大，推動其成為近現代中國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標杆。
《西潮與新潮》除了展現蔣夢麟中庸調和的文化教育觀念，在不少字裡行間也透露出作者對當時中國民主政治與法治建設的看法。「中國的憲法只是抄襲外國的觀念，起草憲法就隨意取捨，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或思想觀念。」辛亥革命以降北洋政府的動蕩無序的確表明了在西學政治體制的引進學習當中，民主素養與法治精神缺乏普遍認識與認同。因為下到底層百姓，上到政府官員，長期接受的是幾千年的皇民教育，又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就養成與封建思想大相逕庭的民主素養呢？推翻舊制度尚且不易，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更為艱難，更應慎重。民主法治既然不能夠作橫向的移植，由此他提出「老乾新枝」的主張，現代的法律可以嫁接在傳統的民間信仰之上。例如傳統社會在法律案件審判前族長對祖宗牌匾的祭拜請願，這就與西方人在法庭上手按《聖經》宣誓一樣，屬於民間傳統的信仰。而保護這樣的信仰，可以減少更廣大的群體在面對新生事物前的牴觸情緒，反而更能促進中國法治的實現。作者提出的這一「老乾新枝」的過渡方案當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這正好彌合了舊制度倒塌但新制度尚待完成前的信仰漏洞，然後再配合全民科學教育與民主法治素養的普及，最終達到理想的民主法治狀態。
《西潮與新潮》描繪了近代中百年國的社會風貌，而對於國家屈辱，民族危亡歷史事件的描述卻顯得過分淡定與從容，顯然這是身處亂世的知識分子處變不驚和臨危不懼的特有秉性。但同時，這些淡定從容的文字當中又有諸多篇幅透露出作者內心的真情實感，其彰顯的愛國之心更令人感動：「我到上野公園的展覽會參觀了好幾十趟，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爭俘獲的中國國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他們陶醉著日俄戰爭的勝利，至今都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時代的主要矛盾：如何讓祖國免受列強的瓜分，在這位與我們年紀相仿的青年頭腦中反覆滌蕩，並支撐著他繼續赴美深造，學得本領報效國家。
在抗戰期間為了知己知彼，鼓舞民族抗戰信心，蔣夢麟更在此書專門開闢新章《中國與日本》，從中國與日本的國民文化的角度談論敵我之短長：「日本人胸襟狹窄，連他們自己都有此自覺，這種狹隘的心理使他們無法具備建立洲際殖民帝國所必須具備的領導能力。他們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的風度。而忠恕之道在中國卻是攜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貞，而且處處為人設想。」很難想像這番淡定理性的文字是在其顛沛西南，艱苦維持大學教學，時刻提防空襲的時候寫出來的，知識分子身上的骨氣和預見，「最可愛的人」身上所散發出的樂觀精神真是言無盡而意無窮，或許真要穿越到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才能切實感受出來。
但國家與個人也並非一直相連，有時這場大戲有著精彩的開頭與過程，卻以悲劇性的事實收尾。蔣夢麟窮其一生都想為國家奮鬥，為教育事業打拼，卻終究沒能成功改變中國落後封建的局面，甚至他自己可能都在毫無自覺的情形下站在了維護封建地主的一方。他曾與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數次交往，對他的政治思想深為信奉，也在本書中多次流露出對孫中山「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無限哀悼和懷念。可這份純真的感情卻被國民黨作為政策宣傳的工具，他也加入到國民黨的官僚隊伍，認同其所謂的「訓政」。最終因為海峽的阻隔，在寶島臺灣度過了自己的餘生，而將滿腔的抱負和無限的才華交給了歷史的遺憾。人在動蕩不安的時局中保存性命尚且艱難，我們又怎麼好後世諸葛亮似的，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一味批判蔣夢麟在階級屬性和誰真正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上的認知錯誤呢？
「政治究竟只是過眼雲煙，轉瞬即成歷史陳跡。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可以肯定的是蔣夢麟在波瀾壯闊，萬象變遷的近代歷史上，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西潮與新潮，重新理解了中國文化，正確對待了西方文化，通過中與西的調和，如一個學成歸來的兒子耐心且認真地理解並呵護祖國母親的不足，最終達到了鼓舞民族自信心的作用。轉瞬之間，又一個甲子過去，現代的中國相較於近代顯得更加繁榮自信與開放，卻也同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國家與個人」的命題在代代「可愛的人」的注視下遞到了我們手上，而我們只想說：無論五指山高，吾必大聖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