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任首相裡，僅有一人的軍事成就勝過作為政治家的名氣。這位首相就是威靈頓公爵，阿瑟•韋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Wellington）。他發跡於印度和西班牙半島的戰爭，在赫赫有名的滑鐵盧戰役中打敗拿破崙，最終成為大英帝國陸軍元帥，並獲得法蘭西王國、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和荷蘭殖民帝國六國授予的元帥軍銜，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獲得7國元帥軍銜者。
儘管有不少美國總統是藉助卓著軍功走向政治巔峰，如華盛頓、傑克遜和艾森豪，世界歷史上也有數不清的軍政府領袖，但放眼英國史，軍人首相少之又少。雖然邱吉爾也曾在軍校學習，並以帶領英國民眾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著稱，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前線戰績卻相當糟糕。
威靈頓公爵氣宇軒昂的形象，和薩拉曼卡戰役場景一起，被放到了D系列的英國紙幣上。戰功似乎是解讀威靈頓一生的最重要線索。但軍人首相和其他首相的不同之處在哪裡？為什麼其他國家的政治高層中有很多軍事領袖，而英國特別少？
英國紙幣上的威靈頓公爵來自愛爾蘭的軍人走向政治巔峰相比其他英國首相，威靈頓公爵除了軍功卓著之外，還有一點很特別，那就是他的出生地。作為僅有的兩位出生在愛爾蘭的英國首相（另一位是謝爾本伯爵威廉•佩第－菲茨莫裡斯［William Petty-Fitzmaurice, Earl of Shelbourne］），威靈頓公爵短暫的首相生涯裡也展現出了愛爾蘭經驗對他的影響。
威靈頓從政的起點是愛爾蘭的下院議員職位。和邱吉爾這類英格蘭望族長子相比，因為家中財力有限，他沒有在牛津、劍橋大學求學，攀不上政府核心人士的校友圈。但即便如此，韋爾斯利家族在都柏林的勢力，依然足以讓這位中等貴族家的幼子以不到21歲的低齡獲得一個愛爾蘭下院議席，延續家族在當地政治中的影響力。阿瑟•韋爾斯利競選時不必花費太大的力氣，因為他連競爭對手都沒有。
在阿瑟•韋爾斯利的議員生涯之初，他並未表現出很強的政治抱負。和其他從下院議員成長起來的首相相比，他沒有在議會辯論中表現出能言善辯、八面玲瓏或是縱橫捭闔，自然也從未成為過愛爾蘭或威斯敏斯特下院的真正領導人。議員的工作甚至都沒讓他忙起來。家裡很快又給他在軍隊裡謀了個閒職，再花錢給他晉升。此時，二十出頭的阿瑟•韋爾斯利遊手好閒，也未表現出什麼領兵打仗的天分。
改變阿瑟•韋爾斯利的人生選擇的人也在這時出現，那就是貴族小姐凱薩琳•帕克南（Catherine Pakenham）。當韋爾斯利向自己愛慕的帕克南小姐求婚後，遭到小姐的哥哥拒絕，理由是這個年輕人看起來毫無前途。情感上的挫折讓這位年輕人決心發奮。他離開了英國，到達法國革命後戰亂的歐洲，立志以職業軍人的身份成就事業。他的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變化，從散漫的紈絝子弟變成了極為自律的軍人。
凱薩琳•帕克南，來源：http://www.myheritage.cn/names/catherine_pakenham此後，作為軍事名將的阿瑟•韋爾斯利的人生緩緩展開。從歐洲戰場歸來後，他前往印度，和家族裡的兄弟們共同擴大了英國在印度的影響力，驅逐了法國的影響。財富、榮耀和地位紛紛向韋爾斯利招手。凱薩琳•帕克南小姐雖然容顏老去，依然成為了威靈頓公爵夫人。
之後的滑鐵盧戰役更讓威靈頓公爵聲名顯赫，路上時常有人對他揮舞手帕，或脫帽致意，得享國王般的尊貴禮遇。他的官銜也步步高升，1827年就任陸軍總司令，並進入政府核心。次年，當英王喬治四世面對首相空缺的難題時，他選擇了威靈頓這位國家英雄出任。就這樣，著名的戰爭英雄成了英國首相。
紀念威靈頓公爵戰功的紀念碑，1822年揭幕。雕塑的主人公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來源：http://www.victorianweb.org/sculpture/westmacottr/2.html軍人首相的難題雖然威靈頓公爵的行政經驗不能算一張白紙，但遠談不上豐富。誠然，威靈頓在愛爾蘭當議員的時候參與過一些決策，擔任過愛爾蘭首席國務大臣，在印度時管理過5萬人規模的軍隊，偶爾也參與決定行政和外交方面的事務。但成為首相之後，威靈頓公爵對政治的興趣依然匱缺，和他二十多歲時差別並不大。黨派政治和在軍隊中的至上地位相比，威靈頓公爵對後者情有獨鍾。
管理軍隊和管理英國這樣的國家確實很不一樣。威靈頓公爵在軍中的下屬不敢對他說不，士兵們對將官唯有服從，尤其是這樣一位在軍事領域極有建樹的將領。但當時的英國政府運作，則需要平衡不同派系的力量。
喬治四世選擇威靈頓公爵，是希望他的國家英雄形象能凝聚內閣，提升政府形象。但出身託利黨的威靈頓公爵一旦成為首相，內閣中就有一大批天然的反對者。而且，這批反對者控制了戰爭、殖民地事務、貿易、外交等領域，讓威靈頓公爵的政策頻頻受挫。出任首相後，威靈頓公爵也未將自己的親信和親屬帶入政府。一旦他遇到困局，可以得到的支持力量非常有限。
此外，貴族身份也是威靈頓公爵的「阿喀琉斯之踵」。身為上院議員，他無法在下院積極活動從而實施有效控制，也不懂得如何操縱下院選舉和民意。換言之，無論在政府的基層、中層還是上層，威靈頓公爵都只有非常薄弱的控制力。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他的兩任首相生涯加起來不滿三年。
國家肖像博物館中的威靈頓雕像實用主義的決策風格由於軍人出身讓威靈頓公爵對「黨派利益」不夠敏感，因此，他的首相生涯一開始就挑戰了託利黨內保守派人士的訴求，實現了輝格黨人的目標。促使他完成這一決策的，是他的實用主義。
在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前，輝格黨成員力主廢除《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根據這兩部法案，非國教徒長期無法出任公職，政府中的工作崗位全部由國教徒佔據。由於託利黨成員絕大多數是堅定的國教捍衛者，不想看到非國教徒進入政治高層，也就長期抵制輝格黨的改革建議。而此時在政府內勢力龐大的輝格黨成員，則希望通過廢除這兩部法案，實現改革的目標，讓國家的政治更為自由，民眾的權利更為平等。
就宗教立場來說，威靈頓公爵本人對非國教徒並無太多好感。還是愛爾蘭下院議員時，阿瑟•韋爾斯利就遇到過是否要賦予愛爾蘭天主教徒投票權的討論。在彼時的韋爾斯利看來，賦予天主教徒投票權並無不可，但如果這些人要進入下院就讓人頭疼了。換言之，比起多數託利黨成員，威靈頓公爵向來不是那股要褫奪天主教徒權利的力量，但他也不是帶有改革目標的輝格黨成員，無意改變新教徒佔據政治主導的現狀。
廢止《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的問題，可以看成是韋爾斯利在愛爾蘭遇到的投票權問題的升級版。在阿瑟•韋爾斯利成長為威靈頓公爵的同時，愛爾蘭和不列顛在法律層面合併，愛爾蘭議員得以進入威斯敏斯特下院。如果廢除了《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就很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議會與堅信國教的英格蘭政治家發生直接對抗了。
威靈頓公爵此時的身份也和幾十年前大相逕庭。作為愛爾蘭議員的威靈頓公爵只是初入政治的家族棋子，此時他是已經在軍事上為國家創造奇蹟的英雄，並被賦予了要在政治領域繼續創造奇蹟的厚望。在廢止《市政機關法》和《宣誓法》這一具體問題上，由於支持和反對的兩方勢均力敵，君主又舉棋不定，首相的選擇將最終左右事件的結果。
讓託利黨成員意外的是，算不得是改革派的威靈頓公爵非但支持廢止兩部法案，還說服國王站在他這一邊，讓輝格黨的目標得以實現。這讓託利黨人中反對天主教徒的人表現出了對威靈頓公爵的不信任，紛紛離職。他們擔心新首相的下一步就是賦予天主教徒進入愛爾蘭政府的權利。
在黨內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下，威靈頓公爵的下一步政策是推動帶有宗教寬容性質的法案付諸實施。原因並非是他對宗教寬容抱有熱忱，而是在當時形勢下作出的選擇。早在1825年，已經有改革派的英格蘭議員向下院提案，意在改善天主教徒的政治地位。1828年7月的一次補選風波讓議定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一事迫在眉睫。威靈頓公爵原本看好的人選想利用這次補選獲得愛爾蘭克萊爾選區的議席，藉此進入下院，成為輔佐他的力量。不料，愛爾蘭天主教徒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以絕對優勢贏得了克萊爾選區的議席。
愛爾蘭共和國加入歐元區之前所用貨幣上曾印有奧康奈爾的肖像，他也被奉為愛爾蘭的民族英雄。根據當時的法律，奧康奈爾有資格參加選舉，但當選後無法進入下院。作為彼時愛爾蘭極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活動家，奧康奈爾建立了為天主教徒爭取政治權利的地方組織，他勝選卻無法當選的情況引起了大量支持者組織地方起義，以示不滿。
玩不轉的黨派政治經過了年輕時代的多次重要戰役，威靈頓公爵的軍事才能毋庸置疑。如果他選擇舉兵鎮壓此時愛爾蘭爆發的起義，勝算極大。但作為成長在愛爾蘭的新教徒，自然不會選擇舉兵鎮壓這個方案。他也非常不願意看到愛爾蘭出現地方起義，擔心這是爆發全國範圍革命的前兆，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在英國重演。
威靈頓公爵認為，解決之道只有化解愛爾蘭天主教徒的不滿，讓他們得到想要的權利，同時讓愛爾蘭的天主教會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不列顛。如果允許天主教徒進入威斯敏斯特議會，那麼這群人也就被不列顛政府控制，對國家統治而言是好事。宗教寬容本身並不在他考慮之中。
1828年8月至12月，威靈頓公爵為允許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一事奔走，希望喬治四世也能按照他的理解來認識這種變革。最終，1829年4月，英國政府準許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也讓奧康奈爾順利成為克萊爾選區的議員。
如果從英國政治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威靈頓公爵算是「順應歷史而變」的「改革派」，在沒有引起太多社會動亂的前提下緩解了與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矛盾。從動機來看，他是為了維持現有政府，避免社會動亂引發革命。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此後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議會發聲，進一步要求權利，推動了愛爾蘭民族主義力量的發展。
但是，就黨派政治而論，這是輝格黨的勝利。威靈頓公爵不僅因此失去了越來越多同黨的支持，也讓託利黨在政府中的力量進一步減弱。
時人描繪的威靈頓公爵葬禮場面，來源：http://www.darvillsrareprints.com/images/images/Temple%20Bar%20London/wellington-funeral-procession.jpg通俗歷史中談論更多的也是作為戰爭名將的威靈頓，而非作為英國首相的威靈頓。若不是因為軍事方面的成就，他甚至連自己年輕時欽慕的女性都無法娶進門。作為首席財政大臣的首相，威靈頓公爵也不太擅長處理經濟事務，這也是他執政的軟肋之一。而在被迫下野後，曾經的國家英雄在出行時甚至被人襲擊，被拽下坐騎，還有人向他在倫敦的住所投擲石塊。
然而作為國家英雄，在威靈頓的人生謝幕後，民眾對他的愛戴則依然延續。英國有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維多利亞女王也將他奉為英國特性的代表，對他的品格給予極高評價。
只是在19世紀這個英國政府不斷走向成熟的階段，軍事上的成功固然能鞏固國家統治，但政治運作需要職業政治家，需要能控制議會下院的議員領袖，而不是軍功卓著的國家英雄，也不是時代偶像。威靈頓公爵之後的英國首相們都沒有複製他的發跡道路，或許正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資料：
1. Dick Leonar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remier: Pitt to Rosebe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 Kevin Theakston, After Number 10: Former Prime Ministers in British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 Robert Eccleshall and Graham Walker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London: Routle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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