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雲報客戶端」（雲南日報） 2020-06-02 21:35
雲南省社科院今年四十歲，我在其中工作了35年。現在院裡出了一本書叫《四十不惑一一40人眼中的社科院》，我也應約談了一些感想和體會。
光陰似箭飛逝而去，我從1985 年5 月到雲南社科院工作，至今已經34年了。說到我眼中的雲南社科院，往事歷歷，有很多難忘的回憶，這裡我就對雲南社科院印象最深刻的三個方面談一點我的感受。1983 年1 月我應邀到德國科隆大學印度學研究所與所長雅納特（Janert,J.F.）教授進行納西語言和文本的合作研究，1985 年1 月從德國訪學兩年後回國，繼續在雲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我當時開始考慮調到科研單位工作的事情，在雲南社科院民族學所工作的和志武老師帶著我去見了時任雲南社科院副院長並主持工作的著名民族學家杜玉亭老師，說起我想調到社科院的打算，杜老師很高興和支持，他說：「你就儘快去辦理調離手續，如果調動困難，你就辭了職來也可以的。」我聽了很感動。回去就開始辦相關調動工作的手續。使我難忘的是，雲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鄭子祥主任等幾個領導很開明，記得他們過去也支持我去德國訪學，而現在他們認為我到國外訪學兩年了，要調到科研單位合情合理，所以雲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很快就給我辦理了調動手續。1976年6~8月，雲南省歷史研究所（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的部分學者，在所長侯方嶽的率領下，和一些來自北京的學者到雲南省寧蒗縣永寧鄉摩梭人聚居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第二排左5：雲南省歷史所所長侯方嶽、左1：雲南省歷史所孫代興、前排左3：雲南省歷史所學者劉達成、左2：雲南省歷史所工作人員許衝海、右1：來自北京的學者詹成緒、後排左3：雲南省歷史所學者蔣中禮、6：雲南省歷史所學者周裕棟。
1985 年5 月，我正式調到了雲南社科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鑑於民族學是雲南的優長學科，因此我院在1984 年11 月30 日成立了民族學所，是全國最早以民族學命名的研究機構，其前身是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那時，研究所的辦公地點在雲南大學西院的一座舊樓裡，杜玉亭老師兼任所長。1985年我在民族學所時和師友們的合影：前排左起：古文風、楊美芝、桑耀華、齊挺槐、郭大烈、和志武（已去世）、杜玉亭、王樹五、李慶安（現北師大教授）、李萍、小李； 後排右起：顏恩泉、郭家驥、楊福泉、瞿明安、於曉剛、董建中、穆文春、鄭曉雲、張錫盛、饒琨、楊士傑、王清華
1986 年3 月，我再次應邀到聯邦德國科隆大學訪學，1988 年3 月回到社科院。我回來後不久，就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呂大吉研究員與何耀華老師主持的國家七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與和志武老師一起編撰其中的《納西族卷》，多次在納西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當時去麗江只能坐長途客車，我曾與和志武老師兩次坐夜班客車去麗江調研。到麗江後，我搭貨車、翻山越嶺、打著手電走山路都是常有的事，十幾天的調研中，我訪問了當時著名的老東巴和士誠、和開祥、和即貴、和志本、汝卡人（阮可）東巴久嘎吉、和佔元、路魯人東巴和亦水、和瓦若以及一些本地的老歌手等，詳細記錄了他們的講述，獲得了很多珍貴的資料，完成了《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納西族卷》。隨著時間的逝去，講述者大多已經過世了，此書的記錄已成為非常珍貴的第一手民族宗教志資料。1990年9月10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和程思遠先生出席了東巴文化展開幕式，筆者應邀擔任中英文學術講解，負責向錢偉長先生講解。和開祥大東巴在旁邊。（車文龍 攝）
我院的居住條件也是從很窘迫的狀況下慢慢得到改善的。我1988 年回國後，只能擠住「插花戶」，我分到的是兩戶人同住一個三居室的住宅，非常不方便。我的第一本書《火塘文化錄》（與鄭曉雲合著）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寫出來的，這本書出版後又再版重印，還被聯合國糧農組織翻譯成英文，此專題系列論文之一《論火神》被《新華文摘》轉載，併入選了《中國八五科學技術優秀成果選（1990—1995）》一書中。1990 年，我好不容易分到了一居室，儘管不幸緊挨著牛棚，半夜三四點屠宰的慘叫聲不絕，讓人難以入睡。有個老師教我一個方法，把泡泡糖弄軟了堵住耳朵睡覺。在這個條件艱苦的小屋裡，我完成了《火塘文化錄》的姊妹篇《灶與灶神》，這本書出版後很受歡迎，一年後又再版，之後又在臺灣出版了兩個版本。我在這個蝸居裡還寫了不少學術論文，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刊用的《東巴經中的「黑」「白」觀念探討》和在《民族研究》發表的《納西族的崇尚勇武精神及其源流探索》等，都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寫出來的。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是「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有4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名錄」；珍藏有大批老照片和古籍。我院的科研條件也是從艱難困苦環境下逐漸得到改善的。1990 年我獲得了第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那時社科院經費少，沒有項目配套經費和人才培養配套經費，在國家核心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也是沒有經費獎勵的。但我覺得那時我院的很多中青年學者大都是潛心靜意專心致志地做學問，不辭辛苦地做社會調查，所以當時我院出現了一批成就突出的中青年學者，有不少人後來入選為國家級和省級的學術帶頭人後備人才，成為雲南社科院管理和研究的中堅力量。如今我院的科研經費比起過去不斷增加，對中青年學者的支持力度也不斷加大，職工的績效獎勵也逐年增多，從這一點上可看到我院辦院條件的不斷改善。在我的印象中，我院的國際學術交流十分活躍，在全國都有很好的聲譽。20 世紀90 年代，我從德國回來後參與的第一個國際合作研究是與加拿大魁北克大學的社會語言學家漢妮（Hanny Feuer）教授進行的。1990 年，院裡派我陪漢妮教授到中甸縣（今香格裡拉市）調研，迪慶州的幹部說我帶來的漢妮教授是改革開放後迪慶第一個來訪的外國教授。在調研中，漢尼與我達成一個合作研究藏族和納西族問候語的共識，經過院裡批准後，我們就開始了長達半年的田野調查，先後在中甸的奔子欄和麗江塔城等藏族和納西族村落進行調研，先後訪問了活佛、僧人、東巴、學者、村民等，在半年田野調查基礎上寫成了長篇學術論文《雲南高地納西族和康巴藏族的問候語研究》，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藏緬語研究》上發表了。1991年在奔子欄，奔子欄的藏民的服飾很有特點，上身則是鮮豔而有刺繡圖案的紅絲綢上衣，上身則是鮮豔而有刺繡圖案的紅絲綢上衣，再套一件有很多圖案的夾襖、頭上則纏大紅布的帕子。這是我（左4）和加拿大教授漢尼穿上當地的藏裝，和奔子欄的一戶藏民家合影。（攝於1991年）從1992 年開始，我參加了何耀華院長主持的兩個國際學術合作項目，即與加拿大西蒙大學（Simon University）合作的「雲南麗江『工合』的歷史演變和發展前景——發展麗江工業合作社調研」和與國際山地協會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合作的「麗江玉龍山區域農村發展和生態調查」，為期3 年。這兩個項目調研方法的培訓使我受益匪淺。中加合作項目還組織了印第安酋長代表團來麗江訪問，促成麗江縣博物館到加拿大印第安人聚居區博物館進行東巴文化展覽以及麗江一些民間合作社的誕生，提升了麗江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在中加合作項目實施期間，加拿大著名攝影家烏莉·斯特爾茲（UlliSteltzer）還作為項目成員，在麗江和迪慶拍攝了不少黑白照片，我負責給她安排具體的訪問和翻譯。2002 年，她在雲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了畫冊《我眼中和心中的形象——生活在麗江、白地、永寧的人們》，我為此書作序，這本畫冊受到讀者的好評。而歷時3 年的中美合作項目出版了《麗江玉龍山區域農村發展和生態調查》一書，幫助建立了文海村和玉湖村生態旅遊合作社。1995 年，我以副研究員的資格獲得聯合國大學博士後獎學金，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文本筆者與孟徹理教授和惠特曼部分選修西南民族課程和納西文化課程的學生合影。
我院作為牽頭單位之一的又一個重大的國際合作項目是雲南省政府和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合作進行的「滇西北大河流域保護與發展行動計劃（含大河流域國家公園）」，雲南社科院具體負責該區域各民族社區的社會調查，當時我負責主持麗江的調研，項目成果編撰成《策劃麗江：旅遊與文化篇》一書，受到各界人士的歡迎。這個國際合作也是先搞培訓，中外學者一起交流，相互學習，擴大了學術視野。
1992年在加拿大印第安部落進行調研，與當地酋長合影。
1992年，中加合作項目推動的加拿大印第安社區學校與麗江長水村「白沙細樂」樂隊的交流。
1997年在瑞士蘇黎世大學與德國人類學家、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館長歐皮茨（Oppitz Michael ）合影
我在雲南社科院的這34 年中，感受很深的一點是我院有注重田野調查和重實證、接地氣的好傳統，幾十年一以貫之。我在民族學所時，所裡的所訓就是「熟悉一個民族，聯繫一個地區，研究一個專題」，在這樣的建所育人宗旨下，多年來培養出了一批研究各民族和各個專題的學者。記得杜玉亭老師當時就要求分配到社科院的郭家驥、王清華、鄭曉雲、瞿明安等幾個年輕學人首先深入到各民族村寨去做長期調研，使他們打下了很好的田野調查基礎，積累了很多民族志資料。我一到社科院，就強烈地感受到了我院的這個好傳統，所以我也走上了長期走村串寨的田野調查之路。1993年，我院榮譽院士、國際山地協會主席艾福斯（Jack.Ives）、賽斯（Seth）博士和我們在虎跳峽「山泉客棧」和主人夏山泉一家合影1993年，何耀華院長率領中美合作項目組進行田野調查時穿越虎跳峽。多年來跋山涉水，漫遊於高山深峽、山村農舍，深入納西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常常在炎炎烈日或大雨傾盆中艱難行走山路，常常住在農民家裡。走遍了麗江市納西族主要聚居的大部分鄉鎮，也多次深入到迪慶州的納西族地區以及四川省的一些納西人的居住區。1993 年做中美合作項目「玉龍山的生態環境和農村發展調研」，我和艾福斯的兩個學生和我院的左停、馮昭、杜娟以及麗江縣政策研究室的木麗琴等人多次去海拔3000 多米的麗江玉龍山高寒山村文海和玉湖村調研，當時文海沒有公路沒有電，我們在艱苦的條件下認真調研，獲得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寫出了內容翔實的調查報告。與何耀華老師和郭淨、和建華、楊煉、龐琨、王永奇等同事在迪慶田野調查中。（1997年）
直到2016—2017 年，我還連續兩年到青藏高原阿里等地，走訪了與納西族的遷徙路線和文化相關的很多地區，積累了不少第一手資料。這些深入山野村寨的田野調查使我獲益匪淺，如果沒有這10 多年的田野調查，我就寫不出30 多部著作和200 多篇論文，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樣長期的田野調查，我也不可能對滇西北特別是納西族的社會、歷史、文化和當代變遷有比較深刻的認識。老院長何耀華老師曾帶領我們多次深入鄉村進行田野調查。我們曾一起徒步穿越險峻危險的虎跳峽，摸黑走到金沙江邊的寶山鄉村寨，在農民家裡打地鋪睡。他這種身體力行深入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精神，對我們這些中青年學者影響很深，促成了雲南社科院中青年民族學學者一種踏踏實實深入田野調查研究的學風。我在進行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係研究的過程中，深受何耀華老師歷史民族學觀點的影響，既注重歷史文獻資料，又深入進行田野調查，把第一手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寫出了受到同行好評的《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係研究》，迄今已經出了三個版本。我寫的《東巴教通論》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也充分地融合了中外文資料和第一手田野資料結合比勘的研究方法。 1999年，與我院推動促成的「麗江玉龍雪山文海村生態旅遊合作社」的社員們一起跳唱本地納西歌曲「阿麗麗」。杜玉亭老師長年累月到基諾山寨進行田野調查、每年春節都在基諾山寨過春節的佳話成為激勵我們中青年民族學者深入基層進行調研的力量。我從2006 年開始擔任雲南大學民族學博士生導師，帶了13 個博士研究生，對每個學生都要求做深入的田野調研，寫基於紮實的田野調查的博士論文。我院民族學者參加中國民族學學會在武漢召開的學術會議（左3是杜玉亭老師）（2010年）
雲南社科院的學者們普遍注重田野調查，了解地情民情，常常能寫出聯繫實際、言之有物的調查報告，做出切實可行的建議，這從歷年來我院所做的很多應用性研究得到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好評的實績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在雲南社科院工作34 年，深切感到這是個非常適合喜愛科研工作的人「在」的地方，最寶貴的是有很多自主支配的時間，科研人員不用坐班、沒有教學任務，不像大學老師那樣既要忙上課還要忙科研，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德國著名人類學家歐皮茨（Micheal Oppitz）教授曾來我院訪問，幾次對我說起他很羨慕這種有那麼多自由的時間可以全力來做研究的機構。當然，另外一種觀點也認為：如果對研究工作不熱愛不上心，只是為完成了一項科研任務而工作，社科院這樣時間多而相對自由的單位，也會廢掉一些沒有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而是利用這些時間去做其他雜事的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切都在於自覺和自己是否努力。我為自己能在社科院工作而慶幸，為在這30 多年中珍惜時間獲得了一些成績而慶幸，這是一種深深的緣分！最後我以一首過去寫的詩來結束這篇文章：『作者簡介』
楊福泉，納西族，博士，二級研究員，雲南大學民族學博士生導師。曾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入選 「中國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層次人才；出版發表《東巴教通論》等34 部專著和250 多篇論文，主持6 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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