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被貼上了「致癌」標籤
科學還是政治,誰終將獲勝？
本報記者 馬愛平
6月26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OEHHA）將草甘膦列入「加利福尼亞州已知可導致癌症」化學品清單，2017年7月7日起正式生效。
雖然，此次裁決僅是漫長的行政程序中的一環，而本案最後的結果還尚未可知，因為，據可靠消息，相關草甘膦生產商不服判決還將不斷上訴。
但是，此案還是在美國產生了一定反響，也在中國再度引發了廣泛關注。
據我國農藥出口榜首
草甘膦近年來一直佔據著我國農藥出口品種榜首的地位。數據顯示，中國是草甘膦生產第一大國，草甘膦是2016年中國最大的農藥出口品種，出口草甘膦達47.7萬噸，佔中國農藥總出口量的34.76%，約9.96億美元 。
「綜合遵循國際公認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國際權威評估機構的觀點來看，目前沒有證據表明草甘膦具有致癌性。」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徐海濱在近期召開的在農業生物技術發展與挑戰研討會上表示。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林敏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說，任何除草劑不可能百分百無毒，相比其它除草劑，草甘膦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是藥三分毒，何況除草劑。討論除草劑的毒性問題，不在於有毒還是無毒，關鍵是看誰的毒性低，對人和環境危害相對小一些。」他說。
這個清單的發布是否會對中國的草甘膦市場有影響？林敏認為不會。「與其它除草劑比較而言，草甘膦屬於低毒性、低殘留、高效的綠色化工產品。目前，還沒有比草甘膦更安全、更有效的除草劑替代產品可用。」他說。
「這只是美國一個州的政策，並不是美國全境的政策。短期對國內草甘膦使用無影響，但如果對這種缺乏科學根據的聲音不回擊，三人言而成虎。」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肖國櫻對科技日報記者說。
安全性廣受監督審核
實際上，草甘膦是全球農業生產中使用最為普遍的一種廣譜滅生性除草劑，擁有40年的良好長期安全使用記錄，在世界16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並在全球進行了總數超過300個的獨立毒理學研究和800個實驗研究。
但是，自1974年在美國登記註冊以來，草甘膦就一直接受著科學界和政府機構的監管。
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建立的世界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美國環保署（EPA）和美國食藥局（FDA），以及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全球三大官方權威機構是目前國際上判斷草甘膦安全性的主要機構，他們的官方結論均為草甘膦是安全的。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如加拿大衛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PMRA)，紐西蘭環境保護署(DOC)和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FSC)等，結論也是草甘膦「不太可能導致人類癌症」。
2017年3月15日，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CHA）風險評估委員會（RAC）再度肯定草甘膦的安全性，即草甘膦是非致癌、非致突變、非生殖毒性、非遺傳毒性、無特定靶標生物毒性的物質。
這個結論對於草甘膦在歐洲的命運至關重要，為草甘膦在歐洲的續登奠定了基礎。接下來，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CHA）將向歐盟委員會遞交提案，草甘膦有可能通過有效期為15年的續登審批。
一項清單引發的爭議
但是，非政府監管機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並不這麼認為。2015年，其將草甘膦定義為2A類「較可能致癌物」。
在該分類發布後，全球諸多科學家和監管機構紛紛做出回應，重申草甘膦是安全的，並指出該評級存在缺陷，並非科學研究，不僅片面參考了部分文獻，而且沒有給出草甘膦致癌風險與暴露劑量的定量關係，其評級流程的設計易於得出可能和極可能致癌的結論。
即使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癌症研究所（IARC）的分級來看，單從致癌性，喝草甘膦水溶液比曬太陽、喝葡萄酒、五糧液、吃鹹魚等人們常吃的食品都還要安全。
該分類發布後廣受爭議，但是卻起到了「意外」的效果——被作為加利福尼亞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提出將草甘膦列入清單的唯一依據。
然而這個唯一依據還有點站不住腳。近期,路透社在一項關於「草甘膦、未公開的數據、爭議性的結論」的特別調查中指出：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亞倫·布萊爾（Aaron Blair）在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主持為期一周的會議期間,已經看到了一些未發表的重要科學數據，直接關係到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專家組將要考慮的關鍵問題：是否有研究證據表明草甘膦導致癌症？
這項未公開的數據來自於美國一項尚未經發表的大型研究——農業健康研究（AHS），亞倫·布萊爾（Aaron Blair）在其中擔任高級研究員。路透社查看了一件審理中的法律案件未公開的庭審文件，其中顯示，亞倫·布萊爾（Aaron Blair）早已知道這些未發表的數據顯示草甘膦與癌症之間並無相關性證據。
今年三月，亞倫·布萊爾（Aaron Blair）在因這起法律案件而宣誓作證時，其證詞也稱，農業健康研究專家組如果能夠將未發表的數據納入考量範圍，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對草甘膦的安全性證據的分析或許就會有所不同。他表示，這些數據很可能會讓草甘膦不符合該機構對於「可能致癌」物質的分類標準。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並沒有做實驗研究，只是根據已有研究論文和報告給出結論。我認為其對兩篇文章給予了較高權重，一篇是認為草甘膦跟淋巴瘤有關聯，另一篇是認為草甘膦跟雌激素受體有作用。」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分析，這兩篇文章都只是初步的觀察，沒有後續文章，也沒有同行的跟進研究。
「這就成了孤證。此後並沒有給出食品中殘存的草甘膦跟上述兩個安全風險有何定量關係，因此，這不是毒理學結論，只能算是生物學一類的初步觀察研究。」姜韜認為。
科學和政治的博弈
事情遠非那麼簡單。
草甘膦作為一種除草劑，在轉基因、非轉基因作物和城市園林綠化都要廣泛使用。
但是，由於抗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或玉米在種植方面省事省力，在使用草甘膦後，省去了人工除草，大豆苗和玉米苗還能正常生長，而雜草就殺死了，因此草甘膦在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種植上非常受歡迎。這就讓反轉人士把草甘膦視為了眾矢之的。
自2015年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發布一項爭議性的報告後，草甘膦就被捲入了歐洲政治和科學的漩渦。一方面，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科學團體給出對草甘膦安全性的肯定結論。另一方面，激進團體持續煽情造勢。
因為草甘膦議題，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與某些反對草甘膦力量展開了拉鋸戰。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執行主席伯恩哈特·烏爾（Bernhard Url）稱，這是一場危險的科學與政治的衝突。他認為，批評者們是在通過損害科學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歐盟中的反對派主要是歐洲議會中的綠色-歐洲自由聯盟和其他一些組織，包括綠色和平以及環境保護基金會。
綠色和平批評說，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評議是為了取悅一些行業公司。綠色聯盟則指責說，由行業支持的那些研究影響了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評議，要求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撤回其評議結果，並敦促歐洲議會主席推遲對草甘膦做出決議的時間，直到爭議塵埃落定。
面對爭議，2017年5月23日，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在其網站發布「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草甘膦評估」官方聲明，公布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公開、公正的草甘膦安全評估過程。
其官方聲明稱，草甘膦的評估採用全面的同行評議程序，這是科學界的典型做法，是良好科學規範的基礎。該程序依據歐盟對農藥的法規要求進行，細緻而全面，整整持續了3年，分析了9萬多頁科學證據和3300多項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涉及到來自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近100名專家和成員國的權威人士。
為了回應公眾對文檔獲取權限的要求，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決定公開由行業提供的、與草甘膦有關的所有遺傳毒性和致癌性相關研究的結果和原始數據。其表示，此前全球任何一家法規機構都從未因任何一例農藥風險評估而公開過如此大量的信息，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
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還在眾多的科學會議上展示了對草甘膦的評估報告，並在一家著名的科學學術刊物上刊登了其關於草甘膦結論的文獻，進一步加深了對其草甘膦結論的審查工作。業界人士認為，這些工作充分體現了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對於科學的嚴謹態度和堅持。
「反轉人士把反抗草甘膦的轉基因性狀來擴大為反所有轉基因作物，實際上，含有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也可以不用除草劑而使用人工除草，因此這沒什麼好反的。」姜韜說。
「同時，轉基因作物分為三代，抗草甘膦僅僅屬於針對農藝性狀的第一代轉基因。除此以外，還有注重提高特定營養成分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以及利用轉基因作物作為生物反應器生產人類特定蛋白產品的第三代轉基因作物。所以，邏輯上反草甘膦也是反不了轉基因的。」姜韜說。
或許，只有通過科學方法，才能確保一個公平與公正的監管環境，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使人們受益於科學技術應用，並保持科研和行業的積極性。而這，對於草甘膦，以及醫藥等其它受到監管的產品，還有普通消費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本報北京7月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