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的醫學部2號館本館前，有一座銀灰色的雕塑。這件名為「M-Monument」的作品是2008年東京大學醫學部和醫學部附屬醫院創立150周年紀念項目之一學生紀念雕塑設計競賽的優勝作品。整體的形狀M寓意著醫學，Medicine。兩個錐形象徵著醫療從事者與患者之間、醫學部與附屬醫院之間和教育與研究之間的關係。中間閃閃發亮的銀球代表了醫學呵護之下珍貴的生命。紀念項目中的另一項成就即一旁於2011年開館的醫學和健康博物館。圖片說明據「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吉見俊哉研究室」網站均資料圖片
戴燕
現代社會中的人的命運，不是靠傳統辦法就可以拯救，現代社會還必須要相信現代醫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科學知識、人文理念、社會管理。東大醫學部走過了一百六十年的從近代到現代的歷史，這樣的歷史，讓它給很多人帶來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令社會穩定的存在。2 020年寒假，我到東京探
親，每天中午從東京大學的本部棟2號到中央食堂或第二食堂吃飯，都要經過藥學所、醫學部、醫學圖書館以及東大的附屬醫院大樓，幾天後，便注意到在這些樓群之間有幾座雕像。這些雕像，並不像本鄉通鐵門旁邊的第一代工學部長古市公威的坐像那麼碩大，也不像安田講堂附近高高在上的濱尾新校長坐像那麼威風，它們都是只比真人大不了多少的半身銅像，有的就在車來人往的道邊，也有的為冬天乾枯的草木所掩，不留神幾乎看不見。不過，因為每一尊雕像旁邊都配有說明，吸引我飯後駐足瀏覽，漸漸地知道周圍這些雕像，原來都與東大醫學部有關。
附屬醫院南棟有一個小小的醫學和健康博物館，正好從去年起展出東大醫學部及附屬醫院160年的「從近代到現代之路」，海報還貼在我每天進去的龍岡門大門口，於是，我也在午飯後順路去看了這個小而精的展覽，大體明白東大醫學部的歷史，是要從江戶的「玉池種痘所」算起。種痘所是日本在江戶時期為防治天花而設，最早的設在長崎，江戶種痘所則是由一批蘭學醫生1858年在神田松枝町建立，1860年歸於江戶幕府，改名為西洋醫學所，明治初年又改為大學東校、東京醫學校，1876年移至本鄉現在醫學部這個地方，1877年與昌平坂學問所、開成所合併為東京大學。這也就是說，醫學部的成立比東京大學要早了將近二十年，所以，應該是先有醫學部，後有東大。而這也是東大很特別的地方，它在明治十年建立之時，就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接受了江戶的遺產，源起於1630年德川家康時代而專講朱子學及漢學的昌平所，也是由江戶幕府在1863年設置的以蘭學、英學為中心的開成所，還有專門從事西洋醫學教育、研究的種痘所，都是它的基礎，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明治與江戶時代學術思想文化的關係之密切，所謂明治維新，恐怕更是在傳統之上的「更新」，而不是「革新」。
在周圍的這些雕像中，時間最早的，大概是頭戴軍帽的繆勒 （Dr.Leopold Müller，1824—1893）的 半 身 銅像。本來江戶時代的日本，只對荷蘭開放，醫學也是從荷蘭傳來，比如1774年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講人體解剖的《解體新書》，原來是德國人寫的，可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譯的時候，卻是依據的荷蘭文本，我因為去東洋文庫看它最近的「大清帝國展」，碰巧也看到了這個日譯本的初版本。但是到了明治初期，明治政府認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是德國，醫學也是德國最好，於是請進來走出去的，都改成圍繞德國，繆勒便是最早請來的一位。這位普魯士人，先後就讀于波恩大學、柏林大學，後來在普魯士陸軍軍醫學校教書，在普法戰爭中還當過野戰醫院院長。1871年他來到日本，當時的醫學部還在下谷和泉橋。他奉日本政府之命改革這裡的醫學教育，規定醫學生必須是預科二年、本科五年，又強行把藥學從醫學中劃分出去，據說他手段嚴厲，使在校的三百名學生被淘汰得僅剩下五十九人。他在短短的三年裡，就為日本建立起新的醫學制度，而日本醫學界似乎對他也頗為敬重，在他歿於柏林後的第三年即1895年，就特為他造像立碑，碑文還是由著名的漢學家島田重禮撰寫。這尊銅像現在是在藥學部旁邊，不過，原件在1959年被盜，這一尊是1975年重塑的。
離繆勒像不遠，在柔道館的後面也有兩尊並立的雕像，兩個都是德國人，一個叫伯爾茲（Erwin von Balz，1849—1913），一個叫斯科巴（Julius Karl Scriba，1848—1905）。1876年，伯爾茲來到東京醫學校，他是教內科的，又兼做內科醫生，那時他才26歲。後來他娶了日本妻子，一直做到1902年在東大退休，退休後還做過日本宮內省的侍醫。斯科巴是比伯爾茲晚幾年，在東京大學成立後的1881年來到東大醫學部的，教外科、皮膚科、眼科、婦科，前後二十年，最後在鎌倉去世。他還有兩個很有名的事跡。一是在1891年，那時候俄國皇太子即後來的尼古拉二世訪日，在滋賀縣的大津突然遭到砍殺，他奉命前往救治。二是在1895年，代表大清國的李鴻章到山口縣下關與伊藤博文籤訂《馬關條約》，其間也突然遭槍擊，傷及左眼的下面，他也被指派前去搶救。在醫學和健康博物館的展覽中就可以看到，伯爾茲和斯科巴這兩位德國醫學家，都被視為是對日本近代醫學有過巨大貢獻的人，在1907年斯科巴銅像的揭幕儀式上，便是由濱尾新校長致辭，對他大加表彰。據說過去醫學部的學生畢業，也都要在他們兩位的銅像前留影。二戰期間日本四處回收金屬，這兩尊銅像業已登記在冊，但幸好戰爭很快結束，它們才免於被徵收投入熔爐，到今天依然供人瞻仰，讓人記住在日本的近現代醫學史上，有過德國醫學家的功勞。而對我這樣的匆匆過客來說，在一瞥當中，首先是看到了日本對於曾經 「惠及」他們的人，大概一律都抱了感恩的心，而不問什麼是「體」什麼是「用」、「體用」如何平衡，與此同時，也看到甲午戰敗後的李鴻章在全力挽回大清國顏面之時，曾經得到一位在日德國醫生救治這樣一個大歷史中的小細節，這細節讓人回味無窮，也可以說百感交集。
其他的幾座日本人雕像，在繆勒旁邊的是下山順一郎（1853—1912）。他生在江戶末期，1870年經尾張犬山藩（愛知縣犬山）推薦進入大學南校，大學南校就是開成所的前身，
所以，他一開始學的是德文，後來轉到醫學校，是1877年畢業的醫學部第一屆藥學生，隨後去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留學，三年後回到醫學部任教。他還曾在1900年到臺灣考察藥業。他的銅像是1913年所立，與繆勒像兇悍的表情相比，臉上有一種近乎農民的質樸和明亮。
而在附屬醫院前並立的兩尊塑像，一個是佐藤三吉（1857—1941），一個是青山胤通（1859—1917），他們也都出生於江戶末期，佐藤生在大垣（岐阜縣大垣）的藩士家庭，1872年進入大學南校，1883年到德國柏林大學留學，1887年回東大教外科學，擔任過附屬醫院的院長和醫學部部長。青山胤通算是佐藤同鄉，出生在苗木藩（岐阜縣中津川市苗木城）的藩士家庭，1882年畢業於東大醫學部，與佐藤同年到柏林大學留學，學習內科、病理學，又與佐藤同年回到東大醫學部。他還是明治天皇的御醫，是傳染病研究所的創建人。1894年香港發生導致二千多人死亡的鼠疫時，他曾經和病毒學家北裡柴三郎一同到港，在做病理解剖的時候，不幸感染，命懸一線。他還同我們都很熟悉的作家森鷗外（1862—1922）是很好的朋友。其實森鷗外也是東大醫學部1881年的畢業生，畢業後做了陸軍軍醫，只是他文學家的名聲太大，蓋過了他醫生的身份。
說起來，東大醫學部畢業而成為著名作家的，不只有森鷗外一人，在醫學與健康博物館裡，我看到他們列出的名單中，就還有齋藤茂吉、木下杢太郎、水野秋櫻子、加藤周一、安部公房和加賀乙彥。原來科學界也並不都那麼無視文學的存在，這些詩人、小說家也是醫學部的驕傲。而這也讓我想到，當魯迅1902年留學日本，1904年進入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仙臺醫專時，那時在日本，學醫科而跨界文學並且在文學領域取得不凡成績的，已經不乏其人。也許是因為文學和醫學有相通之處，文學關注的是人，醫學關注的也是人，所以，我們常常見到好的醫生，都不僅僅有救病治人的技術手段，還有同文學家一樣的悲天憫人的氣質以及洞悉人心的眼光。當然，森鷗外的文學修養與他從小在島根縣的家鄉藩校學習經歷有關，而他之所以少年學醫，也和他家世代為津和野藩的醫生有關。東大的圖書館裡有一個鷗外文庫，裡面有他的一些藏書，從藏書中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讀書範圍以及興趣所在，其中竟有那麼多的中國歷代詩文集，讓我很是吃驚。魯迅自然是熟悉森鷗外的，他和周作人後來編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其中就收入了森鷗外的作品，並且引述日本評論家的話，稱其創作是「透明的智的產物」、態度中沒有「熱」，這不也恰好像是我們讀魯迅文字時的感受？魯迅在回憶他的醫學老師的《藤野先生》中，寫下的第一句話是：「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世界，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這裡提到的「上野」，就在東大醫學部隔壁。
在醫學部2號館的後面，還有從事生化研究的隈川宗雄（1858—1918）雕像。隈川也是江戶末年出生的人，1883年從東大醫學部畢業，比佐藤和青山晚一年，也是去了柏林大學留學，1890年回到東大擔任醫學部講師，後來當過醫學部部長。與佐藤、青山的半身銅像一樣，隈川像也是一個穿西裝的日本人，臉上有著嚴謹的學者表情，不過又透出一種昂揚之氣，使人遙想那一代日本維新人士的高遠的懷抱。這幾位來自江戶諸藩的青年才俊，昔日的武士後代或者醫學世家子弟，在時代轉變的大潮中，正是憑著他們在傳統中獲得的學識修養和超乎常人的勇氣，乘風破浪，率先接受新技術、新學問、新思想、新制度，成為東大現代醫學的奠基人，那一份執著、堅毅，到現在都令人感動。
特別是在二月初的東京，因為新冠肺炎的肆虐，感染人數逐日增加，沒有哪個國家哪個人能置身事外，前所未有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醫院和醫護人員，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們身上，因為此時此刻，誰也拿不出他們那樣的本領！我照舊每天經過這些雕像，也是每天都在祈禱醫學的進步、醫生的力量能夠幫我們渡過難關，而這時候，我也更加體會到現代社會中的人的命運，不是靠傳統辦法就可以拯救，現代社會還必須要相信現代醫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科學知識、人文理念、社會管理。我想東大醫學部走過了一百六十年的從近代到現代的歷史，這樣的歷史，讓它給很多人帶來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令社會穩定的存在，我祝願天下人都能充分感受到這種存在，並且由此得到更美滿的生活。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