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作為一個詞，最早在《山海經》就出現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識多種事物；《尚書》稱博識多聞的人為「博物君子」；《漢書·楚元王傳贊》中也有「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之意。
無論古代先人們曾經創造過多麼輝煌的文明，終將都會被歷史的長河所湮沒，再創造、再湮沒……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就是文明的永恆和魅力。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某個途徑去尋找這些文明的蹤跡，穿過時空的阻隔，管窺歷史的變遷，對接先人的臆想。這個途徑就是博物館。一座博物館就是一部城市的物化發展史，它是源遠流長的地方史志的重要見證，更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精神的濃縮和表達。了解一個城市的過去和現在以至未來，正是從博物館開始。
從1953年吳晗、鄭振鐸提議創建首都博物館，到1979年在孔廟掛牌，再到2006年新首博出現在長安街畔成為北京新標誌性文化建築……半個世紀裡，首都博物館建設的起起落落，折射著北京的發展，銘刻著時代的足跡。首博中數以萬計的精美文物是歷史與文化的永恆印記，而首博自身的建設歷程則濃縮著北京人對文明的執著追求。
(一)1953年，訪蘇歸來的吳晗、鄭振鐸提議創建首博，其後25年間項目几上幾下，首博無處安身
首都博物館的營建要追溯到1953年。
其時，全國上下正沉浸在一片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熱潮中。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時任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在剛剛結束的訪蘇行程中參觀了「莫斯科歷史與建設博物館」，很是振奮。
當時，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一股建設新型博物館的熱潮正在全國各地興起。北京地區也先後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天文館籌備處，開放了魯迅博物館、徐悲鴻紀念館等。於是，一個想法在吳晗和鄭振鐸心中萌生：參照蘇聯的作法，在全國的建館熱潮中，北京也要建一座「首都歷史與城市建設博物館！」
不過，還需要聽聽文化名人的意見。
4月27日上午，西長安街市政府東廳。吳晗和鄭振鐸召集開了一個關於建立「首都歷史與建設博物館」(即首都博物館的前身)的座談會。
那天，作為與會專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時任文化部文物局業務秘書的羅哲文一早就趕到會場，他選了個角落坐下來，隨後葉恭綽、邢贊亭、常任俠、侯仁之、王松聲、馬衡、常惠、傅振倫、劉開渠、蘇秉琦、啟功、何達、蕭軍等20多位歷史、文化、教育、藝術界知名人士悉數到場。
吳晗在會上介紹了出訪感受，開門見山地提出想在北京建立首都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的設想。他說，建設博物館的工作是為了明天，這是歷史教育、藝術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這個博物館一定是地方性的，與北京沒有關係的不陳列。鄭振鐸更是著重從北京的歷史、文化和地位的角度解釋了籌建這座博物館的意義。
對於這個提議，與會專家都很興奮，討論熱烈。大家達成共識：作為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的文化底蘊之厚重無可比擬；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成就令人矚目，的確需要建一座地方性的博物館闡釋城市精髓，展示悠久的歷史、光榮的革命傳統、豐富的文化遺存、多彩的民居風貌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以振奮人心。在展陳內容上，吳晗認為該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也應比照蘇聯，分為自然之部、歷史之部和社會主義建設之部……
整整一上午，羅哲文一直專注地聽著、記錄著。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一座博物館的藍圖。現在看來，他想像中博物館,很接近今天前門附近的北京城市規劃館。但1953年的北京百廢待興，國家正處在上升期，處處需要用錢，政府不可能撥款建設一座新博物館，要建博物館最現實的方案就是利用北京現成的古建築。
1954年2月，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首都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籌備處。
此後25年間，「首博」的命運與新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運動」中沉浮起落。
編制8人的首博籌備處先是在北海公園的畫舫齋，與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合署辦公，後又搬到北海天王殿。市政府還將天壇公園內的七十二長廊和宰牲亭劃歸籌備處作為展覽地點。
考慮到當時北京史研究方面尚缺少系統成果，文物藏品數量不足，要在短期內完成歷史、自然部分的陳列任務難以辦到，而當時面臨艱巨的建設任務，更迫切需要用取得的成就教育和鼓舞人民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提高民族自信心，於是市領導決定博物館的基本陳列首先是社會主義建設部分。為了加快首博籌建的速度，文化部還從湖南、四川、天津、雲南、山東、上海和重慶等地博物館抽調業務幹部支援首博的建館和陳列工作。
百忙之中的吳晗親自主持召開了關於「首都歷史與建設展覽」的分期、對象和有關問題的座談會，會後首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陳列大綱開始編寫。就在大綱已基本完成，並徵集了一批「社建文物」時，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各地兄弟館借調的人員不得不先後返回，陳列計劃成了空架子。
1958年，向世界證實新中國新面貌及實力的十大建築開始動工，僅用了一年時間全部完成，其中大型國家級博物館佔到一半。與此同時，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定陵博物館、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覽館……一座座新博物館先後建成，火熱的博物館建設浪潮中，專家們再次呼籲籌建「首博」新館。
然而，三年困難時期很快來臨了，「首博」計劃只能擱置。
1960年12月，首都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籌備處第一次被撤銷，與市文物調查研究組合併成北京市文物工作隊，人員縮減，文物移交。
轉眼三年過去，國家逐漸走出經濟困難期，首都博物館籌備處再次批准恢復，地點仍在北海後門的天王殿。只是將原本照搬「蘇聯老大哥」的「首都歷史與建設博物館」正式更名為「首都博物館」。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馬希桂、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張寧……七八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被挑選進館。
接下來，歷史的風向再次陡轉。還未及施展才華，懵懂的大學生們有的被派去搞「四清運動」，有的只能「賦閒」在館。
1966年「文革」開始了。一些博物館迫於政治壓力，只好閉館躲避風險，即使開館納客，也只能辦些「上頭」授意的「紅衛兵破四舊戰果」、「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等展覽。
1969年9月，首博籌備處再一次被撤銷。
(二)1979年，寄居孔廟，首博有了第一個家
1979年，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
當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不久，首博的重建工作第三次啟動。當時，最現實的辦法仍是利用北京現有的古建築。9月，首博籌備處主任梁丹進駐在「文革」中保護尚好的中國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場所——孔廟，準備以廟為館址，為首博正式對外開放做先期準備。原屬首博編制的幹部也重新歸隊，蟄伏於心20多年的願望和熱情終於有了釋放的地方。
幾經推敲，開館首展被確定為《北京簡史陳列展》。
北京歷史悠久，且不去追溯六七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時代，就從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時代算起，距今也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幾個重要的階段怎麼劃分？序幕如何拉開？展覽的重點和高潮在哪兒出現？開會無數，專家們最後終於確定按「燕薊遺址」、「北方重鎮」、「統治半個中國的都城」、「元大都——全中國統一王朝的都城」、「明、清北京城」的劃分來展示。現在的新首博史展中仍借鑑沿用這一脈絡。
經過兩年多緊張籌備，1981年10月1日，在北京東城區國子監街13號的孔廟裡，歷經了三起兩落的首都博物館終於正式開館。
早上九時，一位退休工人第一個走進了首博的大門。館長梁丹親自將他迎進大門，帶著他參觀了《北京簡史陳列展(古代歷史部分)》、《北京民俗展》、《李大釗紀念展》三個展覽和孔廟古蹟。老工人緊緊握住梁丹的手，說：「真希望讓大家都來看看。」
「借宿」古建中，首博借了孔廟的「光兒」：有700年歷史，黃瓦紅垣，雕梁畫棟，碑碣如林，古木參天，硯水湖，大成殿……觀眾流連在古建築群中品味文物，審視歷史，與數百上千年前的古人對話，恍如隔世。
但是，孔廟帶給首博的尷尬也很快顯現。開館兩年後，孔廟被國務院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意味著從此這裡不宜大興土木，必須保存歷史原貌。從那時候起，首博展廳從未展開過大規模修繕。
冬天沒有暖氣，只能閉門謝客；佔地面積2萬多平方米，可利用的展覽面積不超過1000平方米。工作人員不得不把十餘座碑亭封存起來作文物庫房。由於達不到文物恆溫恆溼的保存標準，每年夏天最悶熱的時候，工作人員每天早晨都要打開書畫庫房——崇聖祠內的抽溼機，水一抽就是一大桶。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家邁進快速發展時期，各省市掀起了新一輪博物館新建、重建、改造浪潮，其中起步比較早的以陝西博物館為代表，90年代後，上海博物館、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館相繼落成。
而此時，首博「館廟合一」的局面越來越難以維持：經過幾十年不懈的收藏，首博館藏文物已達到12.6萬件，由於展廳面積小，展品總數不及二十分之一，豐富的館藏和逼仄的展廳矛盾日益尖銳；中外交流無法進行，一些有心合作的國外著名博物館館長到此一轉，就放棄了合作的打算。首都博物館事業發展受到嚴重製約。
1994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剛到任，首博館長馬希桂就跑去「訴苦」，還三次請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調研，希望可以在自己退休之前為「首博」找個新家。建築大師張開濟等專家也為「首博」建新館四處奔走，多次呼籲。但是，建設一座新館當時至少需要5000萬元！馬希桂回憶，當年北京市政府同意建新館，但需要資金自籌。「首博」的新館夢只能作罷。
(三)1997年，半年內6份立項報告，市政府撥專款，新首博建設啟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已吹遍各地，隨著物質生活水平不斷增長，人們對文化的渴求與熱情與日俱增——美術館、音樂廳不再門庭冷落，民間「收藏熱」在悄然升溫，私人博物館也開始發芽。1997年元旦剛過，北京乃至全國第一家經過合法註冊的私人博物館——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就在著名的古文化街琉璃廠西街開門迎客。隨後非公辦博物館像雨後春筍般大規模興建。同年9月，位於宣武區湖廣會館內戲曲博物館正式掛牌開放，這標誌著本市註冊博物館數量達到100座……北京的博物館迎來了又一次發展良機。
此時，擺在時任市文物局局長梅寧華面前的是一道必答題——在首都經濟、城市建設持續快速發展，門類眾多、體制多樣的一批中小型博物館紛紛開放的情況下，北京究竟還需不需要建設一座新的綜合性大型博物館？「館廟合一」與首都的地位是否相稱？
當時，圍繞著該不該建新館眾說紛紜，爭論激烈：
——「北京有歷博、革博、故宮等知名大館，有自然博物館、天文館等專業館，還需要建新的首都博物館麼？花這麼多錢值不值？」
——「建這麼大的博物館，裡面放什麼？」
——「幾十年了，幾代人都在努力，想把建設新首博的事情辦成，都徒勞。」
為了給出最合理的答案，市文物局經過一年細緻調查後得出結論：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現代化大都市，首都北京需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大型現代化博物館，向全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及內涵，展現璀璨的歷史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1998年上半年，市文物局一口氣向市政府遞送了6份請求建設首都博物館新館的立項報告。
來自市領導的回覆令人興奮。此時，北京的經濟實力早已是今非昔比，時任北京市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賈慶林在一次辦公會上明確表示：「北京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四大建築一個都不能少，植物園、圖書館、歌劇院，還要有一個大的博物館。」剛從冶金部調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劉淇聽了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方案後說：「我對北京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博物館很感興趣。」
市政府的決心、市財政的支持，終於令新首博的建設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7月，北京市政府做出了有關籌建首博新館的決定，選址和調研幾乎同步開展。
一開始，新館選址備選地有五個，最後集中到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古觀象臺南側；另一個方案在北京市中軸線鐘鼓樓北端的居民區。
但這兩個方案的缺陷都很明顯：古觀象臺南側建築空間比較狹小，不易展開；中軸線鐘鼓樓北端方案文物局曾想引進房地產開發商合作開發，但由於面臨巨額拆遷補償，建設成本過高，開發商談了好幾家，結果都知難而退了。
首都博物館新館選址陷入僵局。一日，一個電話打進了市文物局局長辦公室：「白雲路有塊地你們要不要？」聽到市規劃局傳來的這個喜訊，辦公室裡沸騰了，能在長安街延長線上建首都博物館新館，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
1999年2月24日，市政府在市文物局召開會議宣布，經過協商，國家機械工業局原則同意將原北京市機械工業局復興門外大街16號院作為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用地。
3月，石刻博物館館長韓永奉調出任首都博物館第8任館長。
在此期間，市政府成立了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領導小組，時任市長劉淇親自擔任組長，下設項目協調辦公室和建設業委會，正值退休當口的市委辦公廳副主任秦德海出任了業主委員會主任。「當時定義要建一座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現代化博物館，總撥款已經定了，每一分錢都要花到刀刃上。」秦德海回憶說，「為了省錢，我們像給自己家幹活一樣，重要設備自己親自招投標，花每筆錢都嚴格把關，公正透明。為這，我們和施工單位連『朋友』都不做，一次，有位工程方的老朋友送了我一袋元宵，也被我退回去了。大家都非常珍惜這難得的歷史機遇，要對得起文博人幾十年不懈的追求。」
幾乎同步，《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制工作和審批完成。
(四)一杯酸奶給了不請自來的法國設計大師靈感
2000年8月16日，經北京市政府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領導小組批准同意，首博業委會決定對首博新館建築設計方案進行國際招標。新館建設工作終於進入「看得見」的過程。
一個緊扣時代脈搏、收藏北京歷史的「容器」，從理念上說，它不應是「文化孤島」和「受機械規律制約的笨重的物質堆」，而應是鮮活的、人文的、有靈魂的。它的存在必將會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城市氣質，應是古都歷史文化最鮮明、最深刻也是最長久的體現。
為了這座建築，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頂級設計師集思廣益，與首博工作人員開了無數次座談會，討論方案。
2000年10月12日，來自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和國內著名設計單位共10家機構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的設計方案獲得票數最多。但首博館長韓永提出了不同意見，理由是觀眾要走三層樓才能看到展覽，方案創意有餘而實用性不足。
韓永的質疑令評委們舉棋不定，因為被邀請的單位即使沒有中標也可以獲得一定設計費，如果廢標意味著數百萬元打了水漂。但大家對文化的追求是「苛求」完美，不允許建築有一絲遺憾。
正在兩難，時任市委書記賈慶林的一句話給業委會吃了定心丸：「寧肯付出時間和金錢的代價，也要找到最佳方案。」
2001年7月，首博新館第二輪設計方案徵集活動開始。這一次，業委會沒有「廣撒網」，而是邀請了四家國際知名的一流建築設計機構。
第五家不請自來——
那天，法國鐵路交通中轉樞紐規劃設計公司(AREP公司)杜地陽總裁正在美國南部一個工地上，接到來自中國的越洋電話，得知首博第二輪招投標已開始，站在一個深坑旁的他全然不顧安全，手舞足蹈地重複著：「參加，我們參加，趕緊報名！」
這位對老莊思想頗感興趣的法國設計師承諾：「自願參加招標，沒中標一分錢都不要！」當時，他的公司正在與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的崔愷團隊合作北京西直門交通樞紐工程。為了加大勝算，設計出真正的京味兒博物館，他盛情邀請總設計師崔愷「加盟」，並當即得到滿意的答覆。
他的熱情和執著感動了評委，破格允許參加投標。
這一輪競標外松內緊，參與者都暗自發力。一位德國設計大師頂著京城三伏天的驕陽，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天安門廣場步測了三天，希望能將中國古代建築的元素融入到新館的設計中；日本設計師跑到全國各地考察了半個多月，設計也很獨特。
當第二輪首都博物館新館建築方案擺上桌面，業委會為自己做出的決定感到慶幸。杜地陽送來的最後一個方案——青銅鼎的造型和現代感十足的設計尤其令評委們眼前一亮。很快，他接到邀請，到業委會親自闡述方案。
靈感就在杜地陽飛抵北京的那個夜晚到來了——他在飛機上要了杯酸奶，看著液體緩緩沿著圓柱形杯壁傾斜，形成了一個美麗平滑的自然弧度，靈光一閃，他放下酸奶，立刻拿出筆畫出了草圖——新首博圓形專題展廳由原來的垂直狀態變成向北緩緩傾斜，一尊青銅器破牆而出，寓意著中國文物沉睡地下千年一朝破土而出的奇妙。
次日，浪漫的法國人闡述方案前，關掉了屋裡所有的燈光，黑暗中，只擰亮一隻手電筒，柔和的光在圖紙上輕輕划過，移動跳躍的光束和大片的光影，神秘、立體而富有想像，強烈地衝擊著專家們的視覺。
杜地陽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新首博北臨長安街，此面運用具有北京特色灰色的磚牆以及一個體積巨大的青銅器，提醒過往者在這裡可以欣賞到珍貴的藝術展品；東邊則是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周圍有辦公樓、住宅，參觀的人們則會有一種回味過去生活的感覺。這種特點的延伸，使參觀者仿佛置身於歷史的時空隧道中。同時，也表現出北京如今正在飛速建設這一歷史特點。博物館還體現了一種與中國傳統宮殿類似的風格，巨大青銅器之間，有一個用木頭和磚組成的空間。「一個城市應該有流露出城市思想的地方，讓這個城市的人們因為此地感到驕傲，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到此地感受到這座城市走向未來的風貌。」
最終，歷時400天，首博新館經過兩輪建築設計方案的徵集終於塵埃落定。法國AREP公司和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聯合設計的方案因汲取了中國建築傳統的精髓，又發揮了現代建築的線條與結構方面的經驗而中選。
「雖然它尺度很大，但總的態度比較安靜謙虛，不特別張揚。如果博物館是佇立在公園裡，或一個很開放的場地上，它會顯得比較突出，但它現在放在長安街這條重要城市街道的一個片斷上，它的位置應該服從於整體。」崔愷這樣描述著首博的建築理念。
2001年12月25日，首都博物館新館的開工儀式在白雲路舉行。
很快，不少市民注意到這一大片空地拔地而起了一座大傢伙。在綠色苫布嚴嚴實實的遮擋下，新首博開始慢慢「長大」。
2003年4月，突如其來的「非典」讓建設工程幾近停滯，但新首博的功能細化仍然馬不停蹄。除了展示功能，博物館的收藏功能尤其重要。12萬件珍貴文物的新家保存條件能否達標？除了溫溼基本要求，上展搬運過程，借展回庫文物消毒過程……建築工地空場上，保管部工作人員、建築設計方、裝修方、首博業委會，每天都像在「吵架」，因為大家知道這座建築將承載北京的歷史，是為子孫後代而建，因此絕對不能有絲毫偏差。
「非典」過後，北京市政府召開的首個辦公會討論的就是有關首都博物館工程建設問題。市文物局局長梅寧華在2005年年底前開館試運行的承諾書上簽了字。
2005年夏天，大英博物館的館長來到中國，特地前往北京首都博物館新館施工現場。一番實地考察之後，他當即決定，要把2006年的大英博物館全球巡展中國站的展覽計劃放在這個正在建設中的博物館裡。
2005年10月，在武警護送下，第一批文物離開了蝸居了多年的老家孔廟。
(五)民族特色濃鬱的現代化博物館終於揭開面紗
2005年最後一個月，在北京西長安街和白雲路的交會處，這座歷時4年建成的首博新館終於撩開了神秘面紗。
2005年12月16日，首都博物館新館開始試運行。凌晨3時50分，寒風凜冽，北京林業大學一年級學生林徵騎著車穿過濃重的夜色，趕往白雲路，他迫不及待地希望了解這座海納百川的博物館。
當晚，王岐山以北京市市長的身份在首博裡招待各國使節。第二天，意猶未盡的美國大使就偕家人「二進館」。
人們看到的是一座兼具濃鬱的民族特色、鮮明的現代感，造型新穎獨特震撼人心的宏偉建築——懸空大屋頂繼承了中國傳統建築挑簷；青灰色的石質幕牆象徵著中國古代城牆；廣場起坡傳承了古代皇家宮殿高臺建築風格……
人們看到的是數千件跨越50萬年的文物精品。
然而，人們看不到的是博物館那些世界一流的先進設備——世界博物館界最大的10噸液壓電梯，使文物運輸車直接開進地庫；來到地下後，第一道安全關口就是裝有指紋識別系統的、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三防門——防水、防火、防盜。展廳裡，充滿氮氣的恆溫恆溼現代化展櫃，給文物更完善的呵護。我們在觸控螢幕上看到的文物全方位圖，就是在這裡的頂級專業攝影棚裡拍攝的，每件文物都在一個自動步進的旋轉攝影臺上連續拍攝1260張圖片，再由電腦將它們進行無縫合成……
這些最先進的設備，保障了庫房裡古老文物的安全，方便了學者的研究，也讓觀眾們更愜意地徜徉於奇珍異寶間。
「首博新館處處體現著過去與未來、歷史與現代、藝術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它是一座融古典美與現代美於一體的建築藝術品」……自首博新館落成以來，業內人士好評如潮。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還特別批示：「首博新館是一個精品工程，其積累的經驗可以在行業內推廣，可以對奧運工程有所啟發和借鑑」。
此時，業委會主任秦德海終於鬆了口氣：「首博是名副其實的陽光工程，預算沒有超過1分錢。錢沒超，質量卻是有目共睹的。建成以來，首博憑藉其獨到的建築設計理念和優秀的建築質量，榮獲我國建築行業工程質量方面的最高獎——中國建築工程魯班獎。隨後，又獲詹天佑獎、建築結構長城杯……建築行業的獎盃幾乎全部收入囊中。」
試運行期間，首博門前觀眾每天都排起長龍。
2006年3月，英國人兌現了諾言——來自大英博物館的272件珍寶在這裡向國人撩開神秘面紗，而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克雷戈則讚嘆不已：「首博獨特的創意和精美絕倫的中國文物讓我們感到震撼！」
(六)收購站的廢銅山裡拾回來的班簋，文物商店撿「漏」得來的「雪花藍」……凝聚著幾代文博人心血的寶貝在新首博悉數亮相
建築和設施只是外衣，文物才是博物館的靈魂。
終於告別了蝸居孔廟的侷促，搬進6.3萬平方米巨大面積的新首博，12萬件(套)藏品可以舒展一下了——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是「新首博」的基本展陳，是北京歷史的起點。從那個遙遠的洪荒年代開始，歲月在展線上划過50萬年，講述著一個民族、一個城市的從無到有。10個常設展，5622件展品，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次」也是國家三級文物，光一級品就有186件，其中不乏罕世珍品。這樣的豪華陣容怎能不讓人震撼？
這些精美的文物，記錄著曾經輝煌或已湮沒的文明與歷史，也記錄著北京文博人用虔誠、心血、渴望寫就的不懈追求。每件展品背後都有一段悠遠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也有著鮮為人知的徵集故事。
在青銅器的展廳裡，有一件國家一級文物班簋，它是從收購站的廢銅山裡撿回來的寶貝。
「文革」對於文物而言是場名副其實的災難，許多珍貴的瓷器、古書畫、銅器被直接送進了廢品站、造紙廠、煉銅廠。為了保住這些珍貴的遺存，以首都博物館籌備處為班底組成了「文物清理揀選小組」，清理查抄文物併到全市各廢品站、冶煉廠「尋寶」。
1972年盛夏的一天，30多歲的華以武和師傅呼玉衡二人來到北京有色金屬收購站翻撿廢銅山。他們翻遍銅山找到了數十片青銅散片。將所有銅片拼合比對，專家們驚喜地發現，這些殘片竟是消失了70餘年的一件青銅重器——班簋。這件西周穆王時的青銅器內底鑄銘文198字，記載了毛伯班受到周天子的冊封和賞賜，同時追述其父毛公生前平亂之功，並向周王請求追諡。曾經它是清宮藏品，深受乾隆鍾愛，曾著錄於《西清古鑑》。
班簋重現，驚動了當時整個考古界。和它一樣被從垃圾堆裡「刨」出來的還有宣德金片三足橋耳銅爐、錯金波斯文三足鬲氏爐、鳳紋透腿菱花銅鏡等。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十年間，文物清理小組從查抄物資中揀選出來的文物538500件，字畫185300件，圖書2357000冊，從廢品站中揀選圖書314噸，青銅文物85噸其中包括班簋在內的59件珍貴文物，它們中的許多現存於首博。
上世紀七十年代，文物商店也撿了不少「漏」，其中最有名的當屬被當作雞食盆的國寶「灑藍釉缽」。據文物商店的老職工回憶，當年捧著這隻藍色大碗走進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門收購部的是一個穿著極不起眼兒的老太太，她怯生生地問：「同志，我想賣了它換些錢，你們給看看能值多少？」老人說，這大碗在她家有年頭了，盛過鹽，餵過雞，但究竟是哪個朝代的卻說不清楚。
當班曹書田接過大碗在手裡掂了掂，沉甸甸的，再一細看，大碗釉色濃淡均勻，胎體厚重，藍色底色中透出點點白色，略顯粗糙，但愈顯古樸深沉。工作人員初步鑑定這物件為清代乾隆時期的瓷器，當時以80元的價錢收購了。此後經過包括耿寶昌、付大卣等瓷器鑑定專家在內的北京市文物局鑑定組和國家文物局鑑定組多次「會診」後斷定，這件貌不驚人的「雞食盆」是一件國家一級文物，創燒於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因為釉面猶如天空灑落的藍水滴，因此叫做「灑藍釉缽」；又因透出的白釉仿佛潔白的雪花飄散在藍色的水面上，因此又稱作「雪花藍」。
進入新世紀，博物館收集藏品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有出土的，也有捐贈的，海外拍賣也進入北京文博人的視野。許多喜愛文物、鍾情收藏的北京人對2000年「乾隆醬地描金粉彩鏤空六方套瓶」的回歸還有印象。
2000年4月初，市文物局文物公司總經理秦公獲悉，「乾隆粉彩鏤空六方套瓶」連同3件銅噴水獸頭等四件文物要在香港公開拍賣。作為國字號的文物公司，憑著高度職業敏感性，他首先感到了事態的緊迫。
這件瓷瓶地位十分特殊。喜好風雅的乾隆皇帝大規模擴建圓明園，他決定在西洋樓擺上幾件符合西洋建築風格的精美陳設。很快，遠在景德鎮御窯的陶器工藝大師、督陶官唐英接到了聖旨。打開一看，「登峰造極」四個字令唐英大吃一驚。為了達到皇帝的要求，唐英把自己悶在屋子裡苦心研究，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嘗試，終於創燒成功了幾款工藝精緻的新式瓷器，粉彩六方套瓶就是其中之一。
這款套瓶在燒制工藝極其複雜，施釉上粉青、醬釉、描金、描銀、粉彩、青花等無所不用，由於過於費工、費料，當時只燒制了一對。因此令乾隆皇帝愛不釋手，立即傳旨把這一對「粉彩六方套瓶」放在圓明園中的西洋樓，供觀賞陳列。1860年，被英法聯軍從圓明園掠去。
如此珍貴的文物現身拍場，很快引起了中國國家文物局的重視。按照有關國際法，國家文物部門召開了發布會，對英國蘇富比拍賣行的拍賣行為進行幹涉，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使國寶回歸祖國。
遺憾的是，當時香港在文物保護方面還沒有參加國際公約，外交途徑未果。為了不讓國寶再度流失海外，市文物局決定「奪寶」——由北京市文物公司火速派一代表到香港現場競拍，秦公坐鎮北京遙控指揮。
5月2日，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人頭攢動，暗藏殺機。六方套瓶的價格很快由420萬港元被抬到1850萬港元，這是同類拍品當時的最高價格。在北京的秦公在屋裡不停地踱來踱去，機會可能轉瞬即逝。
競拍到第44回合時，價格攀升到1900萬港元。秦公通過電話果斷下達指令：「拿下」！拍賣師連叫拍3次，無人應答。聽到場上重重的一錘，全場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這件中國瓷器登峰造極時期的登峰造極之作，終於回歸了祖國。
連續熬了五六個通宵的秦公終於鬆了口氣，然而，也許是身心俱疲，競拍成功後的第八天，秦公突發心臟病，他甚至沒能來得及看一眼自己嘔心瀝血「搶」回來的寶貝，便永遠地離開了人世。後來，這件珍貴的寶瓶成為首博最具代表性的展品之一。
從青花鳳首扁壺，到李蓮英墓葬裡通體晶瑩的翡翠扳指；從忽必烈敬仰的海運法師雕像，到王獻之的《玉版十三行》……如今，在首博現代化的展廳裡，這些凝聚著幾代文博人心血的文物悉數亮相。
三年前的今天，同樣也是國際博物館日，新首博告別試運營，正式開門迎客。
三年來，300萬餘人次參觀者流連其間，感慨萬千。首博已逐漸成為北京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城的「縮影」。《中國記憶——5000年文明瑰寶展》、《長江文明展》、《北京文物精品展》、《紫禁城內外的競技遊戲展》……陸續揭幕，千餘件精品文物展現東方古國的魅力。古老的歷史在這裡重現，優秀的文化在這裡傳承，北京人對文明的追求在這裡凝聚發揚。
它是透射北京的一扇窗，閱盡古都神韻，觸摸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