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露與甘迺迪兩兄弟資料圖
本文摘自《甘迺迪傳》，[美]羅伯特·達萊克，中信出版社，2005.1
傑奎琳·甘迺迪既減輕了她丈夫的負擔，又增添了負擔。她對政治和作為第一夫人的責任的厭惡讓甘迺迪十分焦躁。在競選總統期間，她對詹森的秘書說，她感覺「很不夠格，很茫然，而我已經懷孕了；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當上總統後不久，甘迺迪就讓白宮的禮賓司長安吉爾·比德爾·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傑基講解第一夫人的角色問題。在杜克解釋該位置的通常禮節職責並問她可能還希望做什麼時，她回答說，「越少越好。我是個母親，我是個妻子，我不是個公職人員。」《哈潑斯》（Harper"s）的編輯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記得在白宮對傑基的一次拜訪：「我覺得她並不怎麼喜歡政治生活，雖然她強迫自己適應這種生活……對我來說絕對明顯的是，傑基·甘迺迪渴望在米德爾堡（甘迺迪在維吉尼亞州的格萊諾拉別墅）度個長周末，更感興趣的是在那裡做什麼，而不是在白宮做什麼。」有個秘密特工在對新聞記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說起自己在甘迺迪的白宮工作2年的經歷時，記得感覺「很為傑基可憐。她真的很孤獨。她好像很悲傷完全是一個悲傷的女士」。
傑基的親筆記錄證明了她最初對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寫給比爾·沃爾頓的一封信中，她請他擔任她的美術委員會（Fine Arts Commission）負責人。她承認，「把所有繁縟禮節和文案工作塞進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殘酷的事情跟我一樣你痛恨這種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沒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這份看起來叫人十分頭疼的差事面前畏縮之前請允許我告訴你我幹了些什麼我很累而且我想見我的孩子們因此我只是告訴蒂什（Tish）[·鮑德裡奇（Baldrige），白宮的社交秘書]她吃驚得差點暈了過去我永遠不會出去午餐、茶會、授級儀式、講話等等。整整2個月的時間，一切都亂了套。現在，這已經成了慣例……我已經學會了一件事如今，我在這裡的生活，曾經讓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現在已經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時刻不是因為這個位置而是因為一個人的家庭的親密關係這是我在白宮絕對找不到的東西……而現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樣雖然可怕的細枝末節的問題總是不斷出現」。
令約翰·F·甘迺迪怒火中燒的這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一是傑基的奢侈。她花起錢來根本不考慮成本，因而甘迺迪指責說她在動用他的本錢。白宮的正式交際預算根本不夠她的花消，結果甘迺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問題叫他無比煩惱，便請來一位著名的會計師幫助約束傑基在各種儀式活動方面的支出。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說法，傑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個人花費超過了她丈夫每年10萬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來購置服裝。有一天，當一位議員走進橢圓型辦公室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狂躁不安的甘迺迪給他看傑基用來購買衣服的4萬美元帳單。「如果你的妻子這麼做，你會怎麼辦？」約翰·F·甘迺迪問道。那天晚上，甘迺迪當著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傑基發作了。「這是怎麼回事？」他問道。傑基溫順地反駁說她對此一無所知。不管怎麼樣她說她好像並沒有買貂皮大衣之類的東西。
令甘迺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喬·甘迺迪中風了。雖然醫生們勸說他用抗凝血劑應對預警徵兆，但是不喜歡失去控制、拒絕承認自己虛弱的喬卻拒不接受他們的忠告。1961年聖誕周期間，他在他的棕櫚灘俱樂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個當地醫院。一個牧師在醫院裡為他做了最後的禱告儀式。聽說他父親得了中風、有生命危險，甘迺迪飛到了他的床邊。雖然沒有失去知覺，但喬有2天時間不認得自己的兒子。那次中風造成了喬右半身偏癱，且無法清楚地說話。在他去世前的8年時間裡，他掙扎著想說話、走路。後來的2次心臟病發作使得他的偏癱更加嚴重。我們不難想像，喬很少能夠連貫的語句和生命活力的喪失多麼令他兒子傷心。他的家族歷來重視體育活動、身體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喬依賴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讓約翰·F·甘迺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體。
面對所有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甘迺迪做出的反應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瘋狂的節奏玩弄女性。他在擔任總統前那種沾花惹草的習性他所敬慕的像墨爾本大人和他父親那樣的英國貴族所樹立的榜樣，他的健康問題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著他的行為。他很清楚這個世界可能離核戰爭有多麼近，而這一點更加激發了甘迺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說要儘可能多地享受放縱的私生活。當然，杜魯門和艾森豪也肩負過同樣的重擔，但他們並沒有這類行為。可是，甘迺迪玩弄女性的習性由來已久，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前景可能給他原本就可能表現出的行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當然，甘迺迪玩弄女性的行為一直是他的一種娛樂形式，但現在，這種習性還能讓他從前所未有的日常壓力中得到一种放松。甘迺迪與數名婦女有染，包括傑基的新聞秘書帕梅拉·特納（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瑪麗·平肖·邁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們戲稱為「閒聊」和「胡扯」的白宮的2個秘書；因與薩姆·詹卡納（Sam Giancana）這樣的黑幫老大關係密切而受到聯邦調查局嚴密監視的朱迪思·坎貝爾·埃克斯納（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個大學二年級「又高又苗條的漂亮」女生、有2個暑假在白宮新聞辦公室工作的實習生。（她「沒有什麼能力，」新聞辦公室的一名職員回憶說。「她不會打字。」）此外，還有戴夫·鮑爾斯花錢請來的好萊塢明星和小明星以及應召女郎。鮑爾斯是個宮廷小丑的角色，為甘迺迪提供放縱機會，為他在加利福尼亞的各個飯店和遊泳池、在白宮安排幽會。
甘迺迪還有些輕率愚蠢的行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達會議期間，他告訴哈羅德·麥克米蘭，假如他3天沒有女人，就會劇烈頭疼。但有時，他的幽會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僅僅是性。他那緊張的婚姻關係以及他那不得離婚的公眾地位也許是他與瑪麗·邁耶發生風流關係的可以理解的原因。邁耶是個漂亮、聰明、成熟的女性，來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對他來說是一種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約翰·F·甘迺迪傳記作家赫伯特·帕米特這麼寫道。「他可以以她能夠理解的方式談話，他們之間的信任是相互的……她是一種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麼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時候，整個世界都可以拋在一邊。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權力中心周圍所有的荒唐之事。」邁耶相信，甘迺迪愛她，而且如果不是無法控制的情形的話，他們會永遠廝守在一起。甘迺迪很顯然並不這麼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訴本·布拉德利，「跟瑪麗一起生活很難。」但是，毫無疑問，與許多其他女人相比，邁耶對於他更加重要。
甘迺迪一定還獲得過另外一種寬慰，即他能夠將自己與瑪麗·邁耶的-一事瞞過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說，他曾經「聽說過他在讀本科的時候是如何到處播情的故事……我時不時地聽人們描述"傑克的女朋友之一"。當他還是個候選人的時候，這從來不是我的記者朋友們的首要話……在那些日子裡，記者們並不覺得有必要對某個政治家朋友進行全面的聯邦調查局式的現場調查。我的朋友們一直無法理解我對他的所作所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瑪麗·邁耶一直是甘迺迪的女朋友之一後。隨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說我對甘迺迪的性生活一無所知，聲明我為曝光的細節感到震驚，為這種殘酷無情感到震驚，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託詞感到震驚」。
即便甘迺迪擔心過傑基的感受，她謹小慎微地避免與他在他玩弄女性問題上當面衝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將這種擔憂拋在了腦後。但是，她對自己丈夫的行為並不抱有幻想。1961年，在他們訪問加拿大結束時，就在總統和傑基向迎賓隊伍中的人們道別的時候，看到迎賓隊伍中有一個「金髮小嬌娃」約翰·F·甘迺迪的軍事助理戈弗雷·麥克休（Godfrey McHugh）將軍這麼描述她傑基「憤怒地車轉身」，用法文對站在她身後的麥克休和戴夫·鮑爾斯說，「你們為我丈夫招募了這個女人難道還不夠糟糕，接著你們還要羞辱我，讓我跟她握手！」有一天，當她陪伴一名巴黎新聞記者參觀白宮的時候，她在他們經過「閒聊」的時候用法文對他說，「這就是據說跟我丈夫睡覺的姑娘。」傑基似乎以為她的話不會讓一個老於世故的法國人驚訝，但他對塞林傑的一個助手說，「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傑基的格調與羅斯否認喬的風流韻事、拒絕與他發生衝撞的做法很相似。傑基儘量讓甘迺迪的職員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不在白宮、什麼時候回到白宮，這樣用一位海軍助手的話說總統可以讓他的「朋友們」迴避一下。這並不是說傑基認可她丈夫的不貞行為。很顯然，她對此非常氣惱、鬱悶，但她選擇了容忍。
有關有關約翰·F·甘迺迪與夢露以及博比與瑪麗蓮之間關係的報導，幾乎趕上了對古巴飛彈危機的報導規模。甘迺迪的妹夫、演員彼得·勞福德稱這些猜測為「垃圾」。但是，白宮記錄中顯示的夢露打給甘迺迪的無數電話，卻表明他們之間並非一般的熟人關係。無論事實真相如何，甘迺迪顯然十分清楚，有關與夢露這樣一個著名的亂性女人之間風流韻事的傳言，對他的總統地位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新聞界潛在的洩密是否給甘迺迪造成了重大政治傷害呢？他不這麼認為。1962年，他仍然相信，雖然街頭小報、刊物可能會報導有關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緋聞，但主流媒體在評論總統私人行為時還會堅持傳統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懷孕了令他寬心不少。新聞辦公室得到消息說，有一個記者將在新聞發布會上向甘迺迪問起這件事。甘迺迪那天特別小心，只邀請了他信任的新聞記者，而那一威脅一直沒有成為事實。此外，正如塞林傑的助手巴巴拉·加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斷定的那樣，新聞界有那麼多人性生活混亂不堪，因此，要他們去追究甘迺迪將是一種令人尷尬的偽君子行為。
甘迺迪還暗示新聞界應當小心。1962年2月，《時代》雜誌寫過一篇文章，提到了《紳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關總統的封面報導。甘迺迪將《時代》雜誌的記者休·賽迪叫到白宮。「我從來沒有擺姿勢拍過任何照片，」他斥責賽迪。「讓《紳士季刊》（這是一份特別取悅於同性戀的雜誌）拍照片的總統一定是個瘋子……我不是在開玩笑，」甘迺迪威脅道。「我對這種事真他噁心、厭倦透頂。這統統都是謊言……你們打算要拿我怎麼樣？你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在甘迺迪的恐嚇下，賽迪答應撤回那篇文章。
同樣，1962年5月，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辦的約翰·F·甘迺迪45歲生日晚會被大量報導後在那天的晚會上，電影女演員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身穿銀光閃閃的緊身衣為總統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樂》有關甘迺迪與夢露之間風流韻事的傳言有令白宮尷尬的危險。甘迺迪讓現在在他的政府裡任職的紐約從前的一名記者發起了一場制止流言的運動。這位前記者讓他的助手告訴編輯們，他代表總統說話，而有關總統與瑪麗蓮之間關係的報導根本不是事實。
甘迺迪還相信，記者們喜歡他，不願意通過發表有關他性生活的報導而令他難堪。當然，他很清楚，總統與新聞界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總是對立的。但是，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特別是在他開始競選總統的時候，他總是滿足新聞界的採訪要求，並因此建立了一種記者們不願意破壞的微妙關係。在1956年的大會上，當甘迺迪身穿T恤衫和短褲準備走出他的飯店臥室、到客廳接一個電話時，有個助手說，「你不能穿著短褲出去，那裡有記者和攝影師。」「我知道這些夥計，」甘迺迪大聲回答，以便讓他們聽見。「他們不會佔我的便宜。」
甘迺迪的機智和口才對於那些在艾森豪時期辛苦耕耘過的新聞記者們來說尤其感到親切當時的總統常常令媒體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或者說的是什麼意思。總統日上的2部電視專輯讓美國人第一次看到了甘迺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傑基帶人們參觀白宮這個政府大廈，介紹了白宮的重建工程媒體因此更加敬重甘迺迪夫婦，從而記者們不大可能去破壞約翰·F·甘迺迪作為一個顧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甘迺迪之所以受到新聞界和公眾的青睞，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傑基給白宮帶來的魅力。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並不十分欣賞高雅文化，但在他們眼裡，總統和第一夫人是美國的貴族。他們舉辦的很有品味的白宮晚會總統一身白領帶、燕尾服的裝束和甘迺迪夫人最入時的禮服打扮他們對藝術的興趣，以及他們與國內外最優秀、最聰穎階層的聯繫，令這個國家自我感覺良好。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美國在約翰·F·甘迺迪的領導下不僅正在重新樹立世界強國的地位，而且還是進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這個國家不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總統和第一夫人毫不遜色於歐洲的老牌貴族。無論以上的感覺中有些方面多麼脫離實際，對於甘迺迪領導下的白宮來說，努力維持其對公眾想像力的控制卻是一種絕頂的政治手腕。
與新聞界和公眾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甘迺迪對於自己能否控制聯邦調查局卻沒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確地告訴甘迺迪，他有情報表明朱迪思·坎貝爾·埃克斯納與黑幫人物有關係，從此甘迺迪不再與她見面。而且顯然，他已經不接聽她的電話。胡佛並沒有詹森告訴一些記者「抓住傑克·甘迺迪的小辮子」。胡佛已經過了退休年齡，而他之所以繼續任職，是因為甘迺迪的好意。儘管如此，甘迺迪也許以為，如果胡佛準備跟他斷交，他會在離任之前試圖把他拉下臺。
甘迺迪玩弄婦女成性的行為有沒有讓他從政務上分心呢？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這樣，尤其是在越南問題上。但是，甘迺迪之所以不願意把自己給予柏林或者其他國際國內問題上的那種關注投放在越南上，並不是總統心神紊亂的表現，而是因為他決心不想讓越南問題對於他的政府來說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當然，通過審查甘迺迪的白宮日程安排，人們會發現他似乎並沒有忽略任何一個在他眼中的重大問題。人們當然可以爭辯說，他對於自己應當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是什麼沒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斷。與外交政策問題相比，有些國內事務獲得他的關注相對較少。但是，有關他過於忙著追求女性或者滿足自己的性慾而無暇理會總統的重要事宜的猜測，卻沒有他日常活動記錄的支持。而且，根據研究甘迺迪的另一位歷史學家理察·裡夫斯的說法，總體上說，尋花問柳「比在網球上花的時間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宮15個月後，甘迺迪沒有什麼理由認為自己玩弄女性的習性妨礙了他執掌政府、領導國家的能力。
儘管是這樣的趨勢，而且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趨勢的緣故，甘迺迪無法忽略黑人對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選民們仍然是民主黨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甘迺迪出於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考慮，終於宣布決定要籤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資助的公共住宅實行種族融合。
甘迺迪一方面等待著伴隨他籤署的行政命令而產生的強烈反應，一方面擔心有關他私人生活的越來越多的負面消息，以及這些消息可能會對他的總統地位造成的破壞。他仍然相信，主流媒體不會宣傳他的風流韻事。但是，當關於瑪麗蓮·夢露與約翰·F·甘迺迪之間曖昧關係的謠傳開始出現在花邊專欄裡時，甘迺迪採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動。他請從前的新聞記者、和平隊的監察長威廉·哈達德去「見見編輯們。告訴他們你在代表我說話，告訴他們這些都不是真的」，甘迺迪說。哈達德後來告訴理察·裡夫斯，「他騙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認識的人當中的信用。」哈達德顯然已經相信到處流傳的有關約翰·F·甘迺迪與夢露之間的許多故事。有關他們之間關係的報導以及博比與瑪麗蓮之間關係的報導，幾乎趕上了對古巴飛彈危機的報導規模。甘迺迪的妹夫、演員彼得·勞福德稱這些猜測為「垃圾」。但是，白宮記錄中顯示的夢露打給甘迺迪的無數電話，卻表明他們之間並非一般的熟人關係。無論事實真相如何，甘迺迪顯然十分清楚，有關與夢露這樣一個著名的亂性女人之間風流韻事的傳言，對他的總統地位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甘迺迪對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擔憂延伸到了醫療領域。由於他相信，與他沾花惹草的傳聞相比，有關他的健康問題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傷害），因此他在公開自己與諸多醫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謹慎。根據喬治·伯克利的說法，甘迺迪非常擔心給人一種「身體受到損傷……要求有醫生時常監護」的印象，因而避免讓「某個醫務人員總是在他的身邊」。
甘迺迪覺得尤其必須抑制大家私下裡對特拉維爾和雅各布森給他注射藥物的擔憂。1962年12月，漢斯·克勞斯對他說，「如果我再聽到他接受打針的消息，我就一定要把這件事公開。任何一個手指頭控制著紅色按鈕的總統都不會跟這種針發生關係。」此外，克勞斯告訴伊夫林·林肯，「如果特拉維爾大夫繼續提出有關總統健康方面的建議和暗示，他就甩手不幹了。他說，這個問題只能是"是"或者"否"他對似是而非的中間戰術沒有興趣。」 尤金·科恩也告誡甘迺迪，特拉維爾是「你健康的潛在威脅」。甘迺迪同意他的脊背毛病的醫治權不再由特拉維爾控制，完全交給伯克利和克勞斯。但是，為了確保不疏遠特拉維爾，同時防止她向新聞界透露他的身體狀況，甘迺迪還是把她作為一名內科醫生留在白宮，並繼續稱她是負責他保健工作的主要醫生。然而，事實上，從1963年6月起，未經伯克利的批准，她已經不能在沃爾特裡德陸軍醫療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為白宮的任何人安排醫療服務了。
但是，雖然雅各布森和特拉維爾在甘迺迪的治療方面的作用已經被削弱，但他們兩人都在繼續參與他的護理。在1962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雅各布森時常為了專業目的走訪白宮。很多人都知道，博比在6月指示聯邦調查局的一個實驗室分析雅各布森注射到他哥哥脊背裡的物質。博比擔心總統可能會對雅各布森用的苯丙胺上癮。但是，由於實驗室的測試沒有最終結果，雅各布森至少在1962年秋季期間被允許繼續為甘迺迪治療。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