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王德滋，地質學家、巖石學家，江蘇泰興人。195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系，後留校任教，現任教授、博士生導師；1961年起兼任行政職務，曾任副教務長、副校長，以及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等職，現任《高校地質學報》主編。他長期從事花崗巖與火山巖研究，在我國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崗巖」這一新理念，結束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將火山巖和花崗巖人為割裂的傾向。他率先發現了S型火山巖，破除了國外同行認為不存在S型火山巖的觀點。出版專著、教材、譯著13部，發表論文200餘篇，多次獲國家級、省部級獎勵。1997年，王德滋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德滋院士今年82歲整，頭髮白了，皺紋深了，但身體仍十分硬朗，背不駝，眼不花，講話不急不慢，思維清晰、活躍。
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6點起床，在家中打一套太極拳，看看電視裡的早間新聞，簡單吃一點早餐。然後從南秀村出來，穿過南京大學校園，到校醫院看望老伴。9點鐘時，他一定出現在病房，風雨無阻。他的夫人洪奉青是南大離休幹部，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長期住在校醫院接受治療。他倆相識已整整60個春秋，相濡以沫，病中的妻子對他更有一份深深的依賴。「有一次我剛走到樓梯口，就聽見她在病房裡問：怎麼王德滋還不來啊？」王德滋笑著說。
下午和晚上整塊的時間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王德滋看書、思考、備課、寫文章，他說，要趁現在腦子不迷糊、行動還方便，為學生、為科研再多做一點事。
三位恩師
「教師是神聖的職業，傳道授業，薪火相傳。」
1927年6月27日，王德滋出生於江蘇泰興，父親畢業於南通師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童年的王德滋是不幸的，在8歲和10歲那年，母親和父親相繼病逝，兩個姐姐合力挑起生活重擔，帶著小德滋艱辛度日。
失去雙親的痛苦和生活的艱辛，使王德滋從小養成堅毅自強、奮發向上的性格。他在泰興中學讀初中時，戰火紛飛，日軍的飛機經常到縣城轟炸，泰興中學一度遷至離城10多公裡的一座廟宇中，宿舍則安排在另一座更小的破廟裡，每天清晨學生都要整隊跑步上學。
抗戰勝利後，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由重慶遷回南京，江、浙、滬地區積壓了大量學生未能及時升入大學，當時共有3萬餘人報考「中大」，但「中大」僅錄取500人，平均60人當中才錄取1人，難度相當大。已在泰興擔任小學教師的王德滋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央大學地質系，從此走上了從事地質科學的道路，一生孜孜以求。
回首60餘載的科研生涯，最令王德滋院士懷念的有3位前輩：
丁文江———清末留學日本和英國，是我國地質學的先驅。1936年，丁文江沿著粵漢鐵路調查煤礦，不幸因煤氣中毒去世，年僅49歲。丁文江是江蘇泰興人，和王德滋是同鄉。王德滋說，「丁文江去世時我才9歲，還在小學讀書。我到了高中時才知道他的事跡，對於家鄉出了這樣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從而立下了要從事地質科學的志向。」
李學清————老中央大學地質系首任系主任。他是丁文江的嫡傳弟子，丁文江曾拿出自己的薪水資助李學清到美國密西根大學讀學位。王德滋大學畢業後，留校做李學清的助教，言傳身教之中，更是感悟良多。王院士說，「李教授親自給學生講授《礦物學》、《巖石學》兩門基礎課，學風嚴謹，一絲不苟。我給他帶實驗課，他每次都親臨現場，親自指點，非常負責。」對於李先生的治學態度，王德滋深有感觸。
徐克勤———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一拿到學位立即回國，可算是最早的「海歸」了。他長期擔任南大地質系系主任，前後25年。徐先生的科研貢獻尤其卓著。上世紀60年代中期，南大的科研成果有「五朵金花」盛開，其中一項標誌性成果便是徐先生領銜的「華南花崗巖研究」，王德滋是這項研究的傳承人，他除了繼承徐先生的科研方向外，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火山巖。
南京大學的地質學科成立早、起步快，發展得愈來愈強，並成為南京大學的一大學科特色。王德滋頗為自豪地說，「1982年，南大首開先河，主辦了『國際花崗巖地質和成礦關係學術討論會』，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由大學獨自召開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來自澳大利亞、法國、希臘、日本、英國、美國的專家及國內代表100餘人出席。我擔任了這次國際學會議組織委員會的秘書長。」
回憶恩師，王德滋深有感觸，「教師是神聖的職業，傳道授業，薪火相傳。」作為一名南大人，他曾多次向校領導建議，一定要做好年輕教師的選留和培養工作，因為他們是南大的未來，現階段特別要培養一批優秀的70後出生的青年教師，南大這一步棋走好了，在未來的競爭中就會持續領先。
貴在堅持
「我不過是出於對地質科學的無限熱愛，才會不惜犧牲休息時間，孜孜以求。」
王德滋的科研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從1950年他畢業留校任教一直到「文革」結束，這20多年間，王德滋的學術研究備受非議和幹擾。回憶這段往事，王德滋說，「作為一名黨員教師，應該比別人多辛苦一點，多犧牲一點休息時間，做到教學科研與行政工作兩不誤。我不過是出於對地質科學的無限熱愛，才會不惜犧牲休息時間，孜孜以求。」面對種種不公，這位畢生研究巖石的科研工作者也像巖石一樣堅硬，對於經受的所有磨難，只視作人生道路上的小小曲折而已。
科學研究的道路從來是不平坦的。王德滋熱愛地質科學，他始終牢記丁文江的名言：「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並身體力行，終生不渝。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高校的科學研究剛剛起步，平時行政工作繁忙的王德滋只能利用星期天堅持搞科研。寧鎮山脈是中國地質研究開展最早的地區之一，但是煌斑巖研究卻是個空白。瞅準這一空白，王德滋獨自背個背包，攜帶水壺、乾糧，清晨乘最早的一班火車從南京出發，出了火車站再步行10多裡到達工作地點，然後獨自一人翻山越嶺，一面進行地質觀察，一面採集標本，傍晚又背著沉重的巖石標本，乘最晚的一班火車回來。就這樣連續放棄了10餘個星期天的休息，他終於把整個寧鎮山脈裡的煌斑巖都調查清楚了，並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室內研究，最終完成了一篇學術論文《江蘇高資下蜀地區煌斑巖研究》，發表在1957年的南京大學學報上。
下放農場期間，白天8小時強勞動後，晚上沒什麼事。王德滋覺得這時間浪費得太可惜了，就利用農場每月放假回南京的機會，帶回一些英文的地質專業書籍。開始時候不敢公開看，就拆成散頁夾在雜誌裡面，悄悄地看。農場夏天蚊子又多又大，他就躲進悶熱的蚊帳裡面堅持學習。
1976年，10年動亂結束，科學春天到來了。
1978年至1984年，擔任南大的副教務長；1984年至1988年，擔任南大副校長，這10年的工作異常繁重，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2小時以上。王德滋給自己定下的要求是「雙肩挑擔不歇肩」，一副是學校行政工作的重擔，必須認真挑好，不能有任何鬆懈，因為這關係到南京大學整個事業的發展；還有一副是「輕擔」，那就是自己的科學研究和研究生培養，主要利用業餘時間來進行，「輕擔」雖輕，卻從未放下，做到常流水不斷線。
許多南大人至今都還記得，王德滋曾講過這樣一段質樸而雋永的話：「我們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業發展是無限的。我們應該在有限的任期內努力工作，對南大的歷史和未來負責。」
踏遍青山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王德滋依靠羅盤、鐵錘、放大鏡這3件「法寶」，踏遍了福建、江西、浙江3省的山山水水。
1997年，王德滋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那年他正好70歲。他謙虛地說，「儘管我很努力，由於自己花在科研的時間畢竟相對較少，比我的同齡人還是慢了一拍。」
天道酬勤。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王德滋依靠羅盤、鐵錘、放大鏡這3件「法寶」，踏遍了福建、江西、浙江3省的山山水水。他數十年持續不斷地開展花崗巖研究，並把花崗巖和火山巖及其成礦關係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科研工作推進到一個更新的境地，其創造性的成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更對找礦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王德滋在國內較早注意到酸性、中酸性火山巖與花崗巖的成因聯繫。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浙江莫幹山地質考察時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山麓是大片的花崗巖，山頂卻為流紋巖，二者之間無明顯界線，而是逐漸過渡。後來他在浙江桐廬又發現類似現象。這引起了他的深思，認為花崗巖與火山巖之間必然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於是，王德滋在國內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崗巖」這一新理念，並在《中國地質》刊物上發表了這一觀點。此後他又進一步提出，在時間、空間和成巖物質來源近於一致條件下，花崗巖實質是流紋巖、英安巖所構成的中心式火山機構的「根」，形成了在成因上有機聯繫的花崗質火山—侵入雜巖，並通過大量野外考察，證明其觀點的普遍性和正確性。幾乎與此同時，美國著名巖石學家R·L·Smith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西部聖胡安火山也有類似發現。可以說，王德滋在火成巖研究上的一個突破，是他的一個重要研究特色。
上世紀80年代末，王德滋在江西首次發現證據確鑿的S型火山巖，它向東延伸至浙江境內，呈帶狀分布；後又在武夷山西坡發現另一條與斑巖錫礦有密切關係的S型火山巖帶。經過多年研究，他將S型火山巖劃分為富水、貧水和富氟3種類型。這項研究工作，不僅修正了海外專家的片面觀點，且大大深化了對S型火山巖形成機制的認識。在此基礎上，王德滋將花崗質火山—侵入雜巖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同熔型，另一類是陸殼重熔型，並研究了它們的制約因素和成礦專屬性，深化了對華南金屬成礦分帶的認識。在多年系統研究的基礎上，他和同事們合作撰寫了英文專著《中國東部中生代火山—侵入雜巖及其成礦關係》。
王德滋在上世紀90年代關於「橄欖安粗巖省」的研究，也在學界頗受關注。他介紹說，近年來國外的研究，一般把橄欖安粗巖視為島弧靠近大陸一側的晚期成員。他在指導研究生對分布於蘇、魯、皖地區的大面積橄欖安粗巖進行研究時，發現其明顯有別於島弧地區的橄欖安粗巖。據此，他把散見於該區眾多盆地內的橄欖安粗巖視為一個整體單元，劃分出「橄欖安粗巖省」，具體來說，即把中國東部中生代火山巖的時空分布，劃分為3個火成巖省，北部和南部均為高鉀鈣鹼性火山巖省，中部為橄欖安粗巖省，呈現一種典型的「夾心式」分布格局。此項研究是南大地質係為主承擔的「中國東部金礦研究」重大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德滋是該項目所屬二級課題的主持人。專家評審後，對「橄欖安粗巖省」的劃分及其與金礦的關係給予了充分肯定，整個項目被評價為「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當選院士之後，王德滋還主持了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東南部晚中生代花崗質火山—侵入雜巖成因與地殼演化」。他組織了一個老、中、青三結合、以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為主體的團隊，開展了4年鍥而不捨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2003年獲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
為霞滿天
他決定從學術研究的第一線逐步向第二線轉移，並給自己重新定了位，就是要當好「伯樂」、「教練」、「參謀」。
王德滋清醒地認識到，他畢竟年逾古稀，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人的創造性思維的旺盛期是在25歲至45歲之間，以後隨著年齡增長將不斷趨於衰退。於是，他決定從學術研究的第一線逐步向學術研究的第二線轉移，並給自己重新定了位，就是要當好「伯樂」、「教練」、「參謀」。
作為「伯樂」，王德滋院士以發現優秀的年輕人才為己任，力薦賢才。現在，王德滋所在的南大地球科學系已有了一批40多歲的學科帶頭人，他們都奮戰在教學、科研的第一線。作為「教練」，王德滋從自己幾十年從事地質科學積累的經驗出發，充分利用自己了解國內外科研動態的優勢，在年輕人向科研高峰攀登的過程中及時為他們指點迷津。作為「參謀」，王德滋熱心諮詢工作，常常主動為學校和社會的發展獻計獻策。幾年來，王德滋在江蘇、浙江、福建先後作過10多場專題講座，5000多名聽眾接受了一次「自然、資源與人」的科普教育。
採訪當中，王德滋又興致勃勃地談到了最近正在進行的兩項工作。
其一，促進本科生教材的建設。
2006年春，有一次他到地科系實驗室聽課，竟然發現學生仍然在使用他1974年版的《光性礦物學》，而且是影印本，字跡模糊，但學生仍然當寶貝，他們多麼渴望有一本好的教材啊。這件事對王德滋的觸動很大，決心再次修訂該書。他不顧年事已高，在研究生謝磊的幫助下，花了一年多時間終於完成了修訂工作。原先書中200多幅地質圖是手繪的，不夠精確，在新的版本中，全部用計算機繪成。最近，該書（第三版）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不僅如此，在他的推動下，地科系有6本面向本科生的主幹課教材的編寫工作都已陸續啟動。在王德滋的眼中，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寫教材的。他覺得最合適的人選是剛退休或即將退休的老師，這一批60歲左右的教師是學校的寶貴財富，積累了多年教學經驗，又具有相當的學術水平，應該動之以情，讓他們發揮餘熱，組建成老中青結合的團隊來編寫本科生主幹課教材。
其二，為南京市建設出謀劃策。
從19歲來到金陵古都求學到現在82歲，秀麗的南京城已經成了王德滋的第二故鄉，他深深珍愛著這片家園。他曾在一次院士論壇上建言：南京城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應該積極發展4大板塊，即紫金山板塊、湯山板塊、幕—燕—棲濱江板塊和老山珍珠泉板塊。這4大板塊建設好了，南京就能成為一座享譽世界的大花園。但是，現在有些青山已遭受嚴重破壞，必須大力進行生態恢復。只有這樣，將南京建設成為花園城市的美好願望才會變為現實。
2006年夏天，王德滋自發組織了一個調研小組，冒著酷暑3次趕赴浦口，對浦口的交通狀況、城鎮建設、旅遊資源和科技教育進行調研，之後又親自動手完成了一篇題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新浦口》的調研報告，引起了南京市委的高度重視。
去年，王德滋還接受了一個新任務：南京市委組織部為了培養一批優秀幹部，請院士與年輕人結對培養。王德滋的培養對象名叫王軍，是南京園林研究所副所長，40多歲，很優秀。王德滋認為，培養年輕人需要靠科研項目來帶動。不過，王德滋搞的是地質學專業，而王軍從事的卻是園林學科，「專業不對口，如何結對培養？」王院士想到了生態學是地質學與園林學這兩專業的結合點，於是，他又在南大物色了一位從事生態學研究的博士生導師和他一起開展跨學科研究，課題選定為「南京幕府山生態修復研究」，王德滋布置給王軍兩項「作業」，其中之一就是對在幕府山建立礦山遺址公園的可行性研究，另一項是對幕府山濱江綠化帶的設計報告。
現在，以王軍為主的科研團隊已經組成，最遲今年底就可以拿出研究報告。王德滋認為，結對培養是一種雙向的學習，通過和年輕學者合作，自己也學到了園林、生態等領域的不少知識。他說，「年輕人朝氣蓬勃，和他們一起研究，我也仿佛年輕了很多！」
和王德滋院士面對面坐著，採訪更像是聊天。眼前的他正微笑講述著一件件要做的事，寬厚、從容、樸實。人生旅程中，他堅守自己的科研目標和道德取向，晚年更是努力散發著光和熱，凝鍊成生命的智慧與深沉的大愛。
圖片說明：
圖1：王德滋
圖2：1950年7月，王德滋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系。
圖3：1992年至今，王德滋院士任南京大學校友總會副會長。百年校慶期間，他在校園留影。
圖4：王德滋與夫人洪奉青在家欣賞一件青銅器。
圖5：1988年，王德滋在江西相山考察S型火山巖。
圖6：王德滋在野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