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民黨大特務、中共叛徒谷正文，在回憶錄中有一段對時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評述，令人玩味良久。他說：
「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臺共在1950上半年幾乎遭受滅頂之災，罪魁禍首就是這位蔡孝乾。蔡孝乾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老臺共的重要創始人之一，是中共在臺灣地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他還是唯一參加過長徵的臺灣籍共產黨員，並被任命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然而，就在解放軍加緊籌備，即將攻打臺灣之際，蔡孝乾被捕，繼而叛變投敵，供出了全部地下組織，造成與中共有關的1800多人被捕，3000多人被槍斃，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臺灣歷史上著名的「撲殺紅色時代」的白色恐怖即由蔡孝乾一手開啟。谷正文的評價，深刻道明了蔡孝乾的弱點和臺共被剿殺的原因。他說，「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臺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歷史當然不能重寫。如果蔡孝乾不被捕、不叛變，如果臺共沒有遭遇滅頂之災，也不能推論臺灣必然被解放。兩岸現在的格局，臺共失敗只能是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則是美國發動韓戰，在客觀上嚴重阻滯了臺灣的解放。
蔡孝乾所以叛變，除去他意志不堅，信仰不篤外，還有兩個原因，就像谷正文分析的一樣，他過於重視物質生活，追求浮奢享受，好色貪財。所以，解剖蔡孝乾的樣本意義，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蔡孝乾，1908年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花壇鄉，1919年進入日本人辦的彰化公學校讀書，1922年畢業，然後留校任代教員1年。1924年至1925年，他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讀書，受到當時在這裡執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蔡孝乾積極要求進步，參加了上海臺灣青年會，組建了旅滬臺灣同鄉會，1925年12月還主持召開了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1926年7月，蔡返回臺灣，宣傳革命，幫助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左翼，後為文化協會機關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1928年，他參與組建臺灣共產黨，4月當選為臺灣共產黨(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中央委員、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負責宣傳部工作。同年8月，他為躲避日本當局搜捕，離開臺灣到大陸，潛至福建漳州。1932年4月紅軍攻下漳州後，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蔡經閩西蘇區到江西瑞金根據地工作。蔡孝乾在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在列寧師範學校(團校)任過教，主編過《紅色戰士報》，還當選了「反帝總同盟」主任。期間，他接觸過不少中共領導，如羅榮桓、周恩來、胡耀邦、項英、毛澤民、毛澤東、毛澤覃、劉伯承等。對自己成為「紅色戰士」的一員，蔡孝乾後來回憶說，這「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不僅是屬於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屬於意識觀念方面的」。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徵。憑藉毅力和運氣，也被眾多犧牲在路上的戰友所感動，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了壯舉。他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徵的臺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徵途中，他與中共諸多領導培養出深厚的革命感情，這為其後來成為臺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在1968年後，以「江西蘇區回憶」和「紅軍『西竄』回憶」為主題，撰寫了24篇文章，連載於臺灣《中共研究》雜誌，1970年彙編成冊，在臺灣、香港兩地發行。在這本書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史詩般的長徵，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實事求是地說，中央蘇區的工作經歷以及長徵路上的生死歷練，對蔡孝乾的一生有著裡程碑式的意義。他目睹了慘烈的湘江戰役，眼見著紅軍一整團一整團地犧牲；他用自己的雙腳走過草地、爬過雪山，經歷過難捱的飢餓、病痛；他也親身經歷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如何與戰士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所有這些，對他靈魂的觸動肯定是深刻的，甚至是深入骨髓的。到蘇區之前，蔡孝乾的確已是共產黨員，但他所從事的工作，與真正戰鬥中的刺刀見紅，和其後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相比，畢竟有著質的不同。此前的蔡孝乾，身上多少還帶著學生氣，甚至不能完全排除進步文藝青年的小資浪漫情調，但經過血與火洗禮後，蔡孝乾已初步具備了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的素質。1935年10月，蔡孝乾到達陝北後，任反帝聯盟(後改為抗日聯盟)主席，1936年4月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9月調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專管對國民黨軍的滲透和瓦解工作)下屬的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他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任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因精通日語，他主要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後因中共「保護幹部」政策，考慮前線危險太大，而蔡的身份極為特殊，遂將他調回延安。1941年12月，在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第一次會議上他被選為同盟常委。1942年6月，蔡孝乾出版了一本系統介紹臺灣歷史和現狀的書，他在該書序言中說：「我們研究臺灣，不只是要了解臺灣本身的情形，而且還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統治殖民地的方針和政策，同時還要學習臺灣民眾與日寇鬥爭的經驗與教訓。」這本書的出版，進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共黨內「臺灣通」的地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蔡孝乾旁聽了這次會議，但未能獲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八年抗戰，蔡孝乾經受住了煅煉和考驗。1945年8月，周恩來親自找蔡孝乾談話，要他擔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赴臺主抓秘密工作。中共華東局也在上海設立華東局對臺工作聯絡站，後來又在香港設立臺灣工作小組香港聯絡站，負責與蔡孝乾聯絡並幫助地下黨在臺開展工作。據《安全局機密文件》記載，蔡孝乾於1945年9月從延安出發，長途跋涉3個多月，於12月抵達江蘇淮安，見到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以及預定去臺的張志忠等人。1946年4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先行搭船前往臺灣。7月，蔡孝乾乘船抵達臺灣，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蔡任書記，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長。蔡孝乾化名老鄭，陳化名老錢，洪化名老劉，張化名老吳，加上華東局派遣來臺的福建人林英傑，成為中共在臺的「五巨頭」。中共臺灣工委在蔡孝乾領導下，秘密發刊《光明報》、《青年自由報》等，作為展開地下工作的工具。雖然力量比較弱小，但在轟轟烈烈的「二·二八」事件中積極工作，還是有所作為。華東局向臺灣工委發出指示，內容包括重新吸收優秀分子、確立完整組織、確保兵源財源，以及佔領臺灣山區，以深山為根據地，在山區建立解放區和遊擊區等原則。經過工委努力，至1948年6月，全省黨員已達300人左右。該月，中共華東局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會議形成的《決議文》提出：「準備群眾力量，擴大黨的基礎，……結成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準備在全國解放戰爭達到全面勝利關頭，武裝起義解放臺灣，完成臺灣人民民主自治運動。」蔡孝乾返臺後，著手開展武裝鬥爭的準備，到1949年底，臺灣工委黨員已達1300多人。1949年3月26日，臺北兩名大學生因單車載人被警察留置警局，引起學生抗議，次日大學生包圍了警察總局，沿路高唱大陸歌曲《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麼》，高呼大陸學生運動口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這引起國民黨政府的高度警覺，斷定校園一定有中共地下黨在幕後策劃。臺灣省主席陳誠決定鎮壓學生運動，4月6日，他派軍警包圍了臺灣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宿舍，引發學生反抗，100多名學生遭軍警逮捕入獄，其中7名學生被槍決。1949年7月，有人撿到一份臺共刊物《光明報》，上交陳誠，陳再送蔣介石。蔣大為震怒，限期破案。很快，高雄警察局抓到4名持有《光明報》的臺大學生，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約談4名學生。學生戴傳李承認，報紙是從妹妹戴芷芳處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線是基隆中學校長、臺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傳刊物。
谷正文後來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破獲中共臺灣工委的過程：8月14日清晨3點半，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的特務，荷槍實彈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印報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鍾浩東歷經了三天三夜連番訊問和嚴刑拷打後，神志不清，恍惚間反問了一句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雖然鍾浩東死都不肯說老鄭是誰，但谷正文已料到他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不久，保密局特務逮捕了高雄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谷正文決計玩一場「捉放曹」，他故意釋放了李汾，意在放長線釣大魚。1949年10月中旬，李汾突然報告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那一天，高雄工委負責人兼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逮捕。谷正文在陳隨身的筆記簿裡，又發現了「老鄭」二字。陳最終熬不住刑訊，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臺北市泉州街26號。1950年1月29日深夜，老鄭，也就是蔡孝乾，終於被蹲守近兩個月的保密局特務逮捕。即使這時，包括谷正文在內的國民黨特務，都沒搞清楚老鄭就是中共在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谷正文曾坦承：「我直覺他若不是臺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蔡孝乾參加過學生運動，走過兩萬五千裡長徵路，經過八年抗戰，鬥爭經驗豐富。被捕後被連軸轉地審訊，他發現對方並不知他的底細，於是就和特務們不著邊際地兜圈子。奇怪的是，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也不急於逼問過甚。他前往高雄布置另一個大搜捕時，特意交代偵訊蔡孝乾的特務牛樹坤等人，老鄭有什麼要求都要儘量滿足。有天中午，在連吃了好幾天餃子後，老鄭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牛樹坤很惱火，又無可奈何，只好買來牛排，讓老鄭飽餐一頓。吃完牛排，老鄭對牛樹坤說，為了感謝你買牛排給我吃，我要對你投桃報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鄭說，有一施姓聯絡人在臺北博愛路電信總局供職，如果抓住這姓施的，地下黨在臺灣的組織就連根瓦解了。牛樹坤不疑有他，與4個特務一起帶著老鄭前往電信總局。快到時，老鄭告訴牛樹坤，一會我去櫃檯指認施某時，你們離我遠一點，以免讓姓施的有所警覺。牛樹坤信以為真，誰知老鄭急轉身就往側門狂奔，但剛跑出門口，就被一路跟來的保密局另一特務張清杉抓住。老鄭一計未成再生一計，被抓回不到半天功夫，又謊稱可帶特務去姓施的家抓捕。牛樹坤等於是帶著老鄭前往臺北市武昌街，一行人沿著櫛比鱗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尋姓施的住處，走到一黑暗轉角，老鄭突然逃得無影無蹤。蔡孝乾成功逃走，谷正文因督導不周，被毛人鳳處分記大過兩次，蔣介石也大為光火，一再勒令儘快抓回。2月下旬，保密局特務偵悉，有一名住在臺北中山市場的老臺共，名叫黃天，老鄭逃脫之後，一直帶著他的小姨子棲身在他家裡。保密局立即趕赴黃家抓人，但老鄭警覺到臺北不宜久住，前一天已搬走。黃天被施以酷刑，終於招出了老鄭的落腳處，特務張清杉隨即帶人喬裝成農夫模樣，直奔嘉義糞箕湖林姓醫師家。無巧不成書的是，2月27日，張清杉等到嘉義後，換騎破舊自行車，沿著鄉間小路前往林姓醫師家，萬沒料到，竟迎頭碰到一西裝革履的人。張清杉正琢磨貧困的臺南農村怎麼會冒出來穿西裝的闊佬，定睛一看，此人卻正是老鄭。據老鄭後來承認，他歷經一個月逃亡，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解饞，沒想到會再碰到張清杉等特務。蔡孝乾二次被捕，竟向谷正文提出一個條件，讓已和他姘居兩年的16歲的妻妹馬雯娟來監獄同住。谷正文滿口答應，在迫使馬雯娟就範後，將其送進牢房，引誘蔡孝乾招供投降。果然，「食色性也」的蔡孝乾和盤託出了中共在臺灣的全部地下組織。他第一次被捕時，谷正文在其筆記本裡發現了「吳次長」三個字。其時，臺灣「國防部」僅有吳石中將一個次長。2月底，保密局特務闖進吳石寓所，稱有人指控他是共產黨，請他去問話。吳石當面駁斥，特務搜查後帶走其夫人王碧奎。經訊問，王碧奎承認老鄭曾多次到吳家，吳石身份暴露。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受此牽連，臺灣「國防部」中將高參陳寶倉、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科長聶曦(吳石副官)等人也紛紛被捕。1950年6月10日吳石將軍副官聶曦就義前留影，他曾協助朱諶之離臺。此外，谷正文還在蔡孝乾攜帶的一張10元鈔票上發現記有兩個電話號碼，經蔡確認，一個是計小姐(就是馬雯娟)的號碼，另外一個則是他直接聯繫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的號碼。朱諶之，原名朱楓(1905—1950)，女，浙江省鎮海城關朱家花園人,出身富裕家庭。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攻擊金門古寧頭，由於情報失準，戰鬥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布島，也因情報失準而嚴重受挫。連續兩次失利，使中共高層決定，儘快派人赴臺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臺灣做好準備。華東局社會部幾經考慮，朱諶之成了第一號人選。朱諶之忠誠、機警、成熟，其繼女陳蓮芳和女婿王昌誠住在臺灣。當時，朱諶之正在香港，即將調回上海和家人團聚。但華東局實在沒有其他人選，徵求朱諶之意見時，她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圖為吳石將軍就義前寫遺書，左邊女子為朱諶之（朱楓）。朱諶之到臺灣後，與蔡孝乾接上頭，並先後7次與吳石會面。吳石將《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捲交給朱諶之。朱諶之按約定，把這些情報交到華東局社會部特別交通員，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海輪大副手中。40多天後，朱諶之憑藉吳石籤署的特別通行證，潛回舟山。蔡孝乾投敵後，毛人鳳獲悉了朱諶之動向，即刻致電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嶽，命其立即逮捕朱諶之，押解回臺灣。朱諶之被捕後決意尋死，她把貼身的金鎖片和大衣肩襯裡的金手鐲摔碎，分四次混熱水吞下。吞金之痛可以想像，次日被看守發現時她已經痛得昏死過去。4件金飾殘片在朱諶之胃裡留了兩天，最後被醫生們以瀉藥排出，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還保留著。審理此案的谷正文曾寫下一篇《吳石等叛亂案》，稱朱諶之「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並贊其「黨性堅強、學能優良」。毛澤東後來得知臺灣這些絕密情報的來歷後，當即囑咐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
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儘管情報送出，但1950年3月，卻堪稱是臺灣地下黨最黑暗的一個月。中共臺灣工委五巨頭悉數落網，下屬組織全部遭破壞，蔡孝乾、陳澤民和洪幼樵成了可恥的叛徒，張志忠、林英傑等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谷正文曾回憶形容，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蔡生活腐敗，誘姦14歲的小姨子(即妻妹馬雯娟)，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臺北最貴的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則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還要去永樂町看戲。如此完全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陳澤民指著蔡孝乾的鼻子痛罵說，我們的失敗都是你蔡孝乾一個人造成的！面對獄友的責難，蔡孝乾內心肯定也在自責。他每天寫自首書，「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經醫生診斷，蔡孝乾患了「幻想症」，曾被送到臺大醫院精神病房治療數月。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並在臺灣「中央電臺」宣讀，公開為自己的變節叛變行為辯解。其後，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等被安置在士林芝山巖情報局，「擔任匪情研究工作」。蔡孝乾任少將銜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長住於士林，並和馬雯鵑生下一女蔡艾安。蔡孝乾長期致力於研究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先後出版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和《論析毛澤東人民戰爭》。1971年，蔡將兩書合併，取名《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由臺灣的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此外，他後期還著有《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1982年初，蔡孝乾罹患急病，當年10月不治，終年74歲。其一，蔡孝乾和保密局以谷正文為首的特務之間的鬥法，居然如小孩玩捉迷藏遊戲一般。蔡一再用計，特務一再中招，但所謂的計，所謂的招，都不高明，卻偏偏活靈活現地真實地演繹了！其二，身為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領導，蔡孝乾居然屢屢貪吃，最終還是因貪嘴二次被捕。俗語說「禍從口入」，講的是因說話惹事，而蔡孝乾，卻是因貪吃惹事。國共兩黨近百年交往交戰史，如蔡孝乾一般的奇葩，估計真難有第二個！其三，蔡孝乾叛變之前，屢屢念叨妻妹馬雯娟，他和馬雯娟發生關係儘管是在老婆死了之後，但其時馬雯娟也不過14歲。有種說法，說蔡誘姦了馬雯娟。匪夷所思的是，谷正文又偏偏利用了馬雯娟引誘蔡孝乾叛變。所謂因果報應，終不過如此！其四，谷正文是中共叛徒，洞悉中共地下組織的運作，熟知如何尋找中共人士的軟肋並加以利用。他能一眼看穿蔡孝乾注重物質生活的浮奢個性，並設計使其就範，可見他的智商、情商非同一般，可謂狡猾至極！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如蔡孝乾一樣的老黨員、老資歷，經受了日據臺灣的壓力，經受了國民黨數次圍剿的考驗，經受了長徵的磨難，經受了抗戰的歷練，他應該是信仰堅定，意志堅韌，可經九死而不悔。但事實是，他一落入敵手，除去玩點小手段，就無比輕飄飄地變節投敵，甚至還落下了吃貨貪色的醜名，讓敵人恥笑。這一切只能說明，蔡的信仰根本不在心底，不過是浮雲；他的資歷只能證明他的老，卻證明不了他的意志。在本質上，他脫不了小資的軟弱懦弱。在艱苦困難的環境裡，在根據地相對安全的氛圍裡，他還能表現出自己像一個共產黨員一樣的情懷，一旦真到了嚴酷的敵我鬥爭環境裡，他終究免不了原形畢露。據說，蔣介石曾對蔡孝乾有四個字的評價「無志無用」，顯然，這幾個字確實精準地點到了蔡孝乾的死穴。「無志」就是無信仰，沒有志向，缺少志氣，一個人若如此，又怎能堪以大用？蔡孝乾是生活在戰火中的人，他投身其中的中共，一貫以艱苦奮鬥示人，沒有什麼財富可給他，也更沒有什麼奢華的物質生活可以供他享受。即便如此，蔡孝乾仍能挖空心思，講吃講穿貪戀女色，可見其老黨員、老資格的名頭下面隱藏了不知多少虛偽自私的小我。蔡孝乾標本的現實意義在於，倘若他活在中共執政的當下，他又會怎樣？那只能是一種情況，過去他禍害了臺共，今天他還能禍害百姓，正所謂誤黨、誤國、誤民！所以，不忘初心，純潔信仰，堅定信念，無論何時都將是中共永遠必須遵守的根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