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李秀明
截至8月26日，電影《八佰》票房已突破12億元，成為中國影史第75部票房過10億元的電影。
曾幾何時，10億元的票房就像早餐的油條豆漿一樣，是一部像樣電影的標配或者起步價。甚至不像樣的電影，也可以在嘲笑和諷罵聲中撈個10億、20億。《功夫瑜伽》還有印象沒?票房是17.5億元。
可《八佰》拿下10億元票房的時間是2020年。從前幾年隔壁二愣子都能揣著鈔票拍電影到今天，中國電影已過萬重山，明星限薪、票房擠水，一直到今年半年多的市場休克。其中艱難，你我局外人也可想而知。所以，《八佰》被寄予厚望，業界希望其成為「救市之作」，而公映後，它也確實不負眾望。
「潮退後才知道誰在裸泳」。在資本退去，市場尚未漲潮前，《八佰》試了試水，證明了一個最起碼的道理：好電影還是能讓人走進影院的。這對經歷艱難，亟待市場復甦的電影業，意義不言而喻。
我把排在《八佰》之前的74部電影名字仔細審視了一遍，沒有發現一部完全純正的國產戰爭片。而你無論看哪一個電影分類，戰爭，都是一個大的類目。無論是美國好萊塢還是歐洲電影界，戰爭，特別是二戰當中的故事都被拍成了一部部經典，片子不勝枚舉。美日在二戰中打了不到4年，《珍珠港》《中途島》《血戰鋼鋸嶺》等都堪稱佳作。從1931年算起，我們抗日打了14年，可是公映了的，讓人記得住的抗日大片，有幾部?
我們有什麼?有抗日神劇，初看讓人啼笑皆非，細想不甚唏噓的海量的抗日神劇。
《八佰》何以成為一個孤例?因為，它讓人看見了人性。
或許是有辱《八佰》，但還是藉此說兩句抗日神劇。《八佰》與抗日神劇最大的不同，是在電影的框架內尊重歷史。戰爭片最大的動人之處，是將人放在了戰爭這樣非人的環境中，在典型環境中體現正義、人性等價值的極限張力。而抗日神劇最無恥的，是把有血有肉的歷史演繹成了漫天胡扯的鬼故事，然後在許多個衛視頻道裡晝夜輪播不停。近些年，衛視的市場一直在努力下沉，觀眾裡很多是我們的父母。
記得當年剛做記者時，一位前輩提點過：做新聞最要緊的是看到新聞裡的人。看《八佰》，又讓我想起這句話。《八佰》裡是有人的。河這邊，是天南海北的兵，南腔北調的話;河對岸的十裡洋場，更是三教九流。然而他們都不是人肉背景牆，整天在陽臺上掛個望遠鏡觀察的教授，整天數落他的打麻將太太，開賭場的、跑江湖的、進步青年、白俄妓女等等或多或少，這些小人物都是有臺詞有表情的，他們讓人看到人和人性。甚至死在四行倉庫前泥水裡的那條狗，也讓人看到戰爭中人命的隱喻。
電影，特別是戰爭電影，最忌諱的就是人物臉譜化，最忌諱的就是每一個微表情都管理到位，流露出不在人間的距離感。而《八佰》中的人是有性情的，特別是倉庫裡的四百多人。王千源是陝西的兵痞，姜武是丟了東北的「瓜慫」，張譯是一心想逃的保安團「老算盤」。兵痞想著家裡的老娘，憧憬女人的味道;瓜慫惦記著千裡之外的兒子;老算盤經常油滑使詐，他惦念家裡還沒見過面的媳婦，「說是肉嘟嘟的」。
有一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瓜慫」要上樓頂赴死，兵痞說送他一程並追問：「到底是啥滋味」。說者的描述堪稱傳神，聽者愣著一陣出神，說下輩子一定要體驗一回。他們在人間，有人的七情六慾，甚至有時損人利己，但是，正是因為這些人味兒，讓他們動人。畢竟，沒有什麼是比人、人的命運更能打動人的。而所謂的神性，都根植在人性的土壤裡。
導演管虎說電影名堅持用大寫的「佰」，是因為佰中有「人」，他要強調那個「人」。也正是因為他用心傳達人了，在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綁著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時，就分外催淚動人，他們喊著自己的名字，普通的，就是那個年代的人的名字，一個個跳下去引爆自己。何香凝見此，說：國人皆如此，倭寇何敢!
因為疫情限人，我隔壁空了幾個座位，但同排觀眾流淚大慟身體顫抖的情形，還是清晰地傳遞過來，一瞬間讓人分神。不過筆者也趁機想到：電影皆如此，市場何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