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網訊】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以下簡稱『郵儲銀行』)通過成立6年來的積極實踐，已經初步探索出了一條大型零售商業銀行在開展普惠性金融業務和追求商業可持續之間平衡的特色發展之路。」郵儲銀行董事長李國華表示。
截至2013年9月底，郵儲銀行資產規模達5.42萬億元，位列中國銀行業第七位;個人本外幣存款餘額達4.46萬億元，居全國銀行業第四位;擁有網點3.9萬多個、ATM約5.5萬臺，提供手機銀行、電視銀行、網上銀行等服務，渠道服務便捷化、立體化、智能化;擁有客戶總數約4.2億人。
定位：必然的選擇
普惠金融是指一個能有效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由於大中型企業和富裕人群已經擁有了金融服務的機會，所以建立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不到的小微企業、農戶以及貧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會。
郵儲銀行行長呂家進認為，普惠金融至少包括四層含義：一是服務對象的包容性，強調客戶的廣覆蓋，農戶、小微企業等低收入群體都應納入服務對象;二是服務產品的全面性，不僅要向客戶提供存款產品，還應當為具備條件的客戶提供匯款結算、養老金支付、信貸融資等一攬子金融服務;三是服務方式的便捷性;四是經營模式的商業化，而並非政策性或扶貧性。
作為一家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已覆蓋全國所有地市和全行2000多個縣市分支機構的大型零售商業銀行，自2007年成立以來，郵儲銀行一直堅持服務「三農」、服務社區、服務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
李國華表示，探索普惠金融的發展之路必須基於自身的特點、優勢、核心競爭力等要素，「任何一個企業的戰略都不是憑空設計出來的，它必須體現企業的歷史沿革、資源稟賦、文化傳統以及所處的外部市場環境等。在2007年成立之初，我們就對中國的經濟結構、金融環境及自身的問題和優勢進行了認真、全面的分析研究，確定了普惠金融的戰略定位。」
其實，早在1919年，郵儲銀行的前身郵政儲金局成立的時候，和其他金融機構相比，其就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儲戶多為平民百姓。當時，中華郵政就提出了「人嫌細微，我寧繁瑣;不爭大利，但求穩妥」的經營方針，滿一元即可開戶。繼承了百年郵政品牌的郵儲銀行自成立之初同樣以「不嫌貧愛富」作為業務拓展的基礎。
對於一般商業銀行來說，要在最大範圍提供基礎性、標準化的金融服務並非易事，也不符合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原則。而智能化、便捷化、立體化的渠道服務和龐大的客戶群體則是郵儲銀行提供普惠金融的天然優勢。
目前，郵儲銀行已經成為服務「三農」、社區和小微企業的重要力量。截至2013年9月底，郵儲銀行累計發放小微企業貸款1500萬筆、金額達1.76萬億元。
郵儲銀行的戰略選擇、取得的成績以及在普惠金融服務方面作出的積極貢獻，得到了政府和監管機構、社會各界的廣泛肯定。
近期，在郵儲銀行承辦的「第十六屆世界儲蓄與零售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表示，郵儲銀行成立以來，公司治理結構日趨完善;建立完善了財務會計核算和信息報告體系，進一步促進了監管效率的提高;資本實力不斷增強;產品和服務不斷創新、效率不斷提高。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餘則指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兩個系統的重要性，即金融穩定當中的系統重要性和促進包容性增長方面的服務重要性。
經營：商業可持續
「普惠金融」的客觀屬性卻決定了，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至今仍然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一家公益性小貸機構負責人就曾坦言，為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成本較高，風險較大，回報率卻相對較低。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卻在發展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近年來，郵儲銀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公司治理結構日趨完善，規模迅速壯大，存款額從成立之初的1.3萬億元躍升至5萬億元;信貸類資產業務從零起步，目前餘額已突破1.4萬億元;銀行淨利潤也從2007年的6.5億元躍升至2012年的284億元，5年增長了約44倍。
郵儲銀行成功背後的商業邏輯是什麼?呂家進介紹，該行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幾點，「一是做好小額貸款，支持農戶發展;二是創新經營模式，支持小微企業發展;三是做好社區金融，改善社區居民金融服務;四是構建新型人才培養機制;五是建立控制風險的IT系統。」
在郵儲銀行承辦的「第十六屆世界儲蓄與零售銀行協會郵政儲蓄銀行論壇」上，中國銀監會監管四部主任沈曉明表示，「中國新一輪的改革正全面展開，中央要求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加大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發展普惠金融就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他指出，作為中國普惠金融的先行者，郵儲銀行要繼續探索，大膽創新，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要積極探索解決各類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問題，同時加大普惠金融產品、市場、機構、流程、系統、制度等創新，提升服務水平和商業可持續能力。
在促進普惠金融發展方面，呂家進表示，「希望政府和監管機構、學術界、銀行界能夠共同研究普惠金融，建立衡量一個地方普惠金融發展的指標體系」。同時，他提出幾點倡議：一要深化普惠金融體制機制改革;二要健全風險分散、補償和轉移機制;三要探索設立普惠金融服務基金;四要制定差別化監管政策;五要優化普惠金融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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