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濟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早期共濟會是順應歷史發展的進步社團組織，它與啟蒙主義者一道支持世俗國家、反對天主教的教會獨裁，為歐洲歷史進步做出過巨大犧牲。在打倒了天主教廷並建立起至上王權後，共濟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並與世俗國家分道揚鑣。通過控制國際金融資本，共濟會對多數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發揮重要的影響。在美國，不少總統在共濟會中擔任高職，並受到華爾街國際資本及其支持的共濟會組織控制；在蘇聯後期，秘密的影子權力機構共濟會操縱了蘇共解散、蘇聯解體。應高度重視共濟會問題，避免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顛覆性威脅。
［關鍵詞］共濟會 世俗國家 國際金融資本
近些年，關於共濟會的研究多了起來。討論的問題概括起來大體涉及：共濟會是一個什麼組織，它在歷史上及當前的作用是什麼，它與國際金融資本是怎樣的關係，它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影響如何，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個組織等。筆者就這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早期共濟會是順應歷史的進步組織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關於「共濟會」詞條的解釋是，共濟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並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
共濟會帶有許多宗教色彩，要求會員必須信仰上帝和神，只有宗教教徒才可以加入共濟會。學者高鵬程研究認為，基督新教構成了共濟會會員的主要來源，共濟會是基督新教教徒們的世俗化聯合組織，是「聯合起來的人的中心」，是在碎片化的基督新教組織上矗立起來的、統一的精英化世俗兄弟會組織。
何新先生是中國關於共濟會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他的研究結論通透了許多歷史亂象。據何新研究：「古代共濟會起源於古代迦南的猶太石工社團。後來隨著猶太人在歐洲的遷徙，這一秘密組織傳布於世界，成為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之間互相支持、保護、聯絡的『兄弟會』。」
早期共濟會是一個「順應歷史」的進步社團組織，它與啟蒙主義者一道支持世俗國家、反對天主教的教會獨裁。在反教廷進步目標的召喚下，吸引了許多曾為人類歷史做出重要貢獻的傑出知識分子，比如伏爾泰、孟德斯鳩、歌德、海頓、薩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拿破崙、華盛頓、富蘭克林、馬克·吐溫、柯南道爾、加裡波第、牛頓、愛因斯坦等，推動了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及（光明）啟蒙運動。
1717年，近代共濟會第一個聯合組織「共濟總會」（Grand Lodge）在英格蘭成立。1723年，《共濟會憲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公開出版。18世紀30年代起，共濟會開始迅速擴大，並在整個歐洲建立了許多新的分會。與基督教的出現引起羅馬統治者的恐慌一樣，共濟會的出現也引起天主教教會的震怒。1738年4月28日，克萊蒙十二世（Clement XII）在羅馬頒布反共濟會法令，由宗教裁判所審判官彼特·洛莫拉提烏斯（Peter Romolatius）發表。它的全名是《譴責共濟會，依據事實處以絕罰，除非死亡其赦免權只保留給教皇》。在該法令中，共濟會成員被描寫成一夥「像賊一樣破門入戶，像狐狸一樣試圖把葡萄園連根拔除」的人。法令發布後，對共濟會成員大規模的無端迫害由此開始。共濟會與天主教結下的深仇大恨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
加拿大學者約翰·勞倫斯·雷諾茲在《陰影中的人——歷史上著名的秘密團體》一書中認為：300年來，天主教會事實上是把共濟會與驚跑中的魔鬼撒旦相提並論的。19世紀末期，利奧十三把共濟會支部描述為「那些密謀團體挖掘的痛苦的無底深淵，這裡有異端邪說和不同教派，可以這樣說，就像在一個廁所裡，他們把胃內所容的悖理逆天和褻瀆上帝的汙濁全部嘔吐出來」。很明顯，利奧對基督教仁慈的看法還是有他的限度的。18世紀的語言刻薄並沒有因為20世紀的啟蒙思想有所衝淡，也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天主教仇視上。2002年11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婁恩·威廉士譴責共濟會與基督教水火不容，就是由於其隱秘性，以及「可能來自撒旦激勵的」信仰。
共濟會在近代起步階段所受到的宗教迫害與布魯諾等受到迫害一樣，反證出當時的共濟會為歐洲歷史進步曾做出的巨大犧牲。對此，我們後人應予以尊重。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當時有那麼多進步知識分子和傑出人士都自覺加入其中並前赴後繼地獻身於共濟會組織的歷史事實。共濟會會員起草了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以及美國憲法。共濟會發動了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據說當時籤署《獨立宣言》的56位美國開國元老中，有53人效忠共濟會。「不僅華盛頓、門羅、富蘭克林、漢密爾頓等『國父』級的人物都是共濟會會員，而且像羅斯福、杜魯門等後任總統也都是共濟會會員；在美國軍隊中，美軍第一任總司令華盛頓手下有33名共濟會將領」。
「藍色會所」（Blue Lodge）是共濟會的基層組織，更是共濟會滲入國家政治的最前端觸鬚。它具有幹細胞自我複製的特點，「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發揮重要作用。在美國獨立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社團『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法國大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雅各賓派俱樂部』（Jacobin Clubs），都是從藍色會所轉化而來。」《光明會：陰謀論的前世今生》一書的作者林賽·波特就18世紀的歐洲革命說：「共濟會要對革命負責」。毋庸諱言，共濟會在推倒天主教廷、扶持世俗王權、推動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建立的鬥爭中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二、共濟會從進步轉變為反動
用新的宗教崇拜整個地取替天主教崇拜，是歐洲近代資產階級崛起的重要策略。在打倒了天主教廷並建立起至上王權後，共濟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並與世俗國家分道揚鑣。對於共濟會來說，它只不過是要利用世俗世界（反之亦然）的力量完成打倒天主教廷的任務，接下來的任務便是取代天主教，使自己成為世俗世界的無冕之王。由此，它仿效當年羅馬教廷的做法，在世俗世界（它不僅在各國政權間而且還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大搞均勢策略，其目的是將眾多的世俗國家在這種均勢中消耗殆盡。
值得注意的是，與羅馬教廷裡外呼應，英國既是近代共濟會勢力的策源地和重心，也是歐洲大陸均勢外交的大本營。英國用均勢戰略實現了全球擴張，《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詞條說，「共濟會的傳播是由英帝國的向外擴張引起的」。共濟會「借船出海」，隨英國擴張而散布到全世界，並在世俗國家的羽翼下推進其反國家的世界戰略。
1891年，全球最大鑽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羅茲會所」。羅茲在加入共濟會的當天便對共濟會沒有鮮明政治目標、不直接介入國家政治的傳統工作方式提出批評，他這樣寫道：「今天，我加入了共濟會成為其成員，我看到了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和權力，他們所擁有的影響力。在慶典上，我曾想到並懷有這樣的疑問，這麼龐大和由男人組成的一個組織，竟然讓他們自己從事具有如此諷刺的、極度荒謬的儀式，完全沒有任何對象和終極目標。」為此，他決意為共濟會引入更大的政治抱負和更加明確的政治方向。他明確提出，「要成立具有終極目標的秘密社團」，這就是：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
這裡，共濟會的目標並不是為大英帝國，而是利用大英帝國的擴張將自己的「統治擴展至全世界」，這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何新也認為：「共濟會的真正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由北美及西歐的財富和權力的世襲精英集團控制下的世界政府，進而建立一種從屬於西方遊戲規則的新世界秩序。」一句話，共濟會與當年的天主教廷一樣，其意不在「城池」而在「天下」。但這個「天下」並不是馬克思說的勞動者嚮往的「共產主義」天下，而是西方白色人種中的剝削階級精英、金融寡頭控制的天下。
在這方面，何新先生有開拓性的貢獻，盧麒元先生在《何新發現了什麼》的博客文章中對共濟會的總結也非常到位，他寫道：
共濟會的確是一種超越了常規國家治理模式的非政府國際組織。該組織以間接而隱蔽的方式，試圖實現對地球資源的重新分配。他們的目的是牢牢掌握地球資源的分配權，從而確保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他們的方法就是通過對金融資本的壟斷，掌握全球商品的定價權，從而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進行全面控制。共濟會的「統治」方法基本上是虛擬的，不涉及土地和人口，甚至不直接涉及產權，「統治」的要點在於資本壟斷。
資本無祖國，但是，資本家是有祖國的。當有祖國的資本家，操縱無祖國的資本的時候，他們需要具備跨越國界的能力。這種跨越國界的能力，需要強大的國際組織方能建立。共濟會正好就是這種能夠跨越國界的非政府國際組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共濟會非政府的特色，為他們提供了最佳的保護色，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共濟會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們找到了跨越國界的最佳方式，那就是藉助於資本的中性特徵，實現資本持有者對時間和空間的跨越。資本家比無產階級更現實。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時候，資本家們也聯合起來了。共濟會就是資本家的「共產國際」。歷史地看，共濟會比共產國際更有效率。經過兩個世紀的不懈努力，他們已經完成對全球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整合，並且形成了對美元及其衍生資本的絕對控制。通過控制國際金融資本，他們逐漸延展其影響力，以至於可以對多數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發揮重要的影響。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後，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資本的金融殖民正在加速。他們已經建立起了美元金融資本的日不落帝國。
共濟會的「統治」模式，或許是後帝國主義時期的新型的帝國主義模式。
至此，共濟會已從早期的進步組織徹底墮落為國際資本集團的工具。目前人們所說的（也是我們後面將討論的）共濟會已是國際資本控制的共濟會，而不是早期勞動者自發組織起來反天主教迫害的那個共濟會。
理解了上述要點，也就理解了共濟會為什麼跳出國家民族間的鬥爭而支持和參與一切國家鬥爭。比如，在扶持英國皇室的同時也資助和扶持脫離英國的北美獨立戰爭，其目的並不在於建立新國家，而在於可以不斷利用並隨時廢棄國家主權外殼，以達到全球統治的目的。共濟會並不是為國家而戰，而是為消滅國家而戰。共濟會主張「國家消亡」，但與馬克思主義建立勞動者統治世界的目標根本不同，共濟會要建立與勞動者相對立的資本統治下的世界。共濟會不需要國家，當然更不需要無產階級的國家。
同時，在利用共濟會推翻舊政權或建立資產階級新國家後，作為民族國家的一方，也開始與共濟會分道揚鑣。在英國，讓共濟會始料不及的是，「光榮革命」成功後，英國卻轉變為以本國的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這樣，曾經與英國資產階級共同奮鬥的新教中便出現日益激烈的反對新教從屬於國家政權的「清教」運動，這一運動及其教派受到英國王室的嚴厲鎮壓和驅逐，這些人到北美後便造成北美脫離英國的獨立運動並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這反過來又使英國王室在美國獨立事件中已經意識到共濟會組織的重要作用，並親自出手控制共濟會。1805年，拿破崙政變成功，次年他便邀請法國知名猶太人召開會議，以確保這些曾在推翻舊政權的大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猶太人對法國新政權的忠誠。拿破崙借用古代猶太法庭的稱呼，將這次會議命名為「偉大的公會」（The Great Sanhedrin）。法國大革命前後，共濟會傳入俄國並得到多位皇帝的支持。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濟會會員。亞歷山大一世前期，共濟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812年，俄國擊敗法國拿破崙後在維也納會議上取得對歐洲事務的主導權，此後，亞歷山大一世開始對共濟會加以防範。1822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頒布敕令禁止共濟會；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此禁令。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共濟會在歐洲受到當年的同盟者即民族國家的反覆打壓，其活動沒有多大的起色。
這裡需要回答的是，這僅僅是權力之爭嗎？
答案是，這不是簡單的權力之爭，而是進步的權力與反動的權力之爭。與中世紀不同，近現代史中的共濟會不幸墮入反動的權力一邊。這是因為支持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基礎是大工業和國家不動產，而站在共濟會後面的影子權力是歷史上對人類生產活動破壞性最大的金融資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資本墮落的「高利貸」本質：
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貨幣貯藏只有在高利貸中才是現實的，才會實現它的夢想。貨幣貯藏者所要的，不是資本，而是作為貨幣的貨幣；但是通過利息，他把這種貯藏貨幣轉化為資本，轉化為一種手段，他依靠這種手段佔有全部或部分剩餘勞動，以及一部分生產條件本身，雖然對他來說這種生產條件名義上仍然是別人的財產。高利貸好像是生活在生產的縫隙中，像伊壁鳩魯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樣。商品形式越沒有成為產品的一般形式，貨幣就越難獲得。因此，高利貸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
在這裡，資本不是直接支配勞動，不是作為產業資本和勞動相對立。這種高利貸資本使這種生產方式陷入貧困的境地，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使生產力萎縮，同時使這種悲慘的狀態永久化。在這種悲慘的狀態中，勞動的社會生產率不能像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那樣靠犧牲勞動本身而發展。因此，一方面，高利貸對於古代的和封建的財富，對於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壞和毀滅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總之，破壞和毀滅生產者仍然是自己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受到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破壞的不僅有歐洲，在中國戰國時期，商業資本普遍泛濫也造成「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的局面。當時導演這場悲劇的不是各國諸侯，而是隱藏在各邦諸侯後面的呂不韋之類的古代「華爾街勢力」。管子看明白了問題所在，他說：「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中一國而二君也。」為了消除這種「一國而二君」的政治困局，秦王嬴政向呂不韋痛下殺手，隨後果斷採取統一國家貨幣政策，其目的就是杜絕呂不韋金融勢力復闢的任何可能。由於較早地經歷了商業資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災難，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節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重農抑商」就是產生於這樣的背景並貫徹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的重要措施，這一政策使秦以後的中國有幸避免了歐洲式的破碎。
看到了歷史，就知道現代共濟會之所以受到人們詬病甚至打擊，並不在於共濟會本身，而在於隱藏在共濟會後面的金融壟斷集團——這也是共濟會從進步轉變為反動的原因。
三、美國的警示：共濟會通過控制金融來控制國家權力
美國這個被扔在美洲荒野的「俄底浦斯」，很可能就是近代歐洲各國驅逐共濟會政策的產兒，同時它也是共濟會的真正作品及其最大的受害者。
一部美國史，就是共濟會與資本的主客關係異化顛倒過程的縮影。美利堅合眾國從生氣勃勃地建立、到利用國際資本走向強大，再到今天異化為華爾街國際資本集團實現利潤的工具，從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頹變為屈從於華爾街國際資本集團的半殖民地國家。
狡兔死，走狗烹。鑑於幫助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建立民族國家成功後反被拋棄的教訓，共濟會在幫助美利堅民族建立民族國家的一開始便注意牢牢控制國家權力以防「卸磨殺驢」的悲劇重演：他們推出美國共濟會成員喬治·華盛頓為開國領袖並賦予他大長老教父的高位，此後「美國的總統基本上只有共濟會成員才能擔任。在這些總統中，不少人在共濟會中擔任高職。其中，至少有兩位總統同時也是美國共濟會的掌門人」。共濟會從組織上對美國總統實行最嚴厲的（對不聽命的總統不惜以暗殺手段）控制。這時資本與世俗政權的關係，如馬克思所說：「雖然在觀念上，政治權力凌駕於金錢勢力之上，其實前者卻是後者的奴隸。」
通過控制金融來控制世界是共濟會的傳統手法。在資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這話轉用於目前的美國，同樣會發現，在金錢面前一切總統都要退位。何新說：「在美國歷史上先後有7位總統在任上被暗殺。為什麼？研究美國金融史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些夭逝的總統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準備在貨幣改革上做文章或反對共濟會的意旨。」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總統任期：1861～1865年）和約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總統任期：1961～1963年）這兩位總統均因為他們試圖改革美國貨幣和金融體系，打破共濟會對美國貨幣發行的壟斷而被刺殺，改革政策在其死後隨即終止。
託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總統任期：1913～1921年）迫於財政需要，接受共濟會財閥的全部要求，在「聯邦儲備法案」上簽字，由美聯儲取得美元發行權。威爾遜卸任後對此深感後悔，他說：
我一時失策，把美國推向了毀滅之路。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家已被信用系統牢牢地控制著，這個信用系統高度地集中。這個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國家失去了自由和主權，經濟沉淪於受制於人的糟糕處境。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見，不再擁有司法定罪權，不再是那個多數選民選擇的政府，而是由極少數擁有支配權的人操控之下（運作）的政府。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是如此地有組織、如此地悄然無形、如此地無孔不入、如此地連鎖在一起、如此地徹底和全面，以至於沒人敢公開譴責這種權力。
何新認為：「威爾遜所抨擊的這個無所不能的秘密權力就是共濟會。」
事實上不僅是威爾遜，即使到現在，卸任後民族良心自責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德懷特·戴維·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總統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後時刻「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告誡美國人：
截至最近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是沒有軍火工業的。美國的犁頭製造商在需要時可以立刻改制刀劍。但現在我們不能再臨陣磨槍，拿國防當兒戲了。我們已被迫建立大規模的永久性軍火工業，350萬男人和女人直接列入了防務編制，每年花費在軍事防禦上的錢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淨收入。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裡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一個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榮。
艾森豪意識到美國已「大權旁落」於「軍事—工業複合體」，這個「複合體」不是別的，它正是牢牢控制著美國政府的有華爾街巨大財閥支持的共濟會。
20多年後，美國人對這種「軍工複合體」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此時，「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已入暮年，他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後悔不迭，在一次講演中說出了與威爾遜、艾森豪同樣的話：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我們每年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麼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複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並且我們如今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這裡，凱南所說的在美國已經尾大不掉並使美國人「依賴程度已經很深」的「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威爾遜說的「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都是指共濟會或操縱共濟會的金融財閥。
但這對美國來說還不是最惡劣的。如果說，在尼克森之前，美國華爾街的主要財源是軍火工業，為此，華爾街在戰後仍需要戰爭以支撐其收入贏利。那麼，為了戰爭，他們將凱南提出的目標遠超出美國國力的全球遏制蘇聯的戰略瞬間炒熱。而對於同時期李普曼從美利堅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主張「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節制國力的觀點，則有意淡化；對於主張從「朝戰」或「越戰」撤出的總統或暗殺（比如甘迺迪）或縮短其任期。
目前的美國連同它的政府已成為華爾街賺錢的工具。接受它資助的總統上任後不管推行什麼政策，如不能為華爾街獲利，那就必須走人。
尼克森是成功將美國脫離越戰沼澤並與中國修好的總統，但達到此目標的代價是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鈎。這樣，原來保證美元堅挺的至少是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現在則讓美元脫離民族勞動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鈎，只要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美元就會保持堅挺，而美元堅挺就是華爾街堅挺。
學者梁亞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石油美元不勞而獲的寄生本質，他說：
美國憑藉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回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說服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並且只能使用美元。
由此就不難理解，尼克森為何在上任的第二年便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戰爭造成國際油價暴漲，由於當時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油價上漲使世界各國對美元需求激增，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後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
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OPEC）國家。1975年，歐佩克成員國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美元從黃金本位進入石油本位時代。金本位條件下的美元要靠勞動產品，而石油美元則要依靠為控制世界富油區的戰爭，這一方面在更大的範圍內滿足了美國華爾街軍工財團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為華爾街在軍工利潤外增加了另一條支柱，即能源收入。軍工保證能源，能源保證金融，金融保證華爾街控制美利堅民族的力量。自此，華爾街就成了與美利堅民族利益相排異、並令「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一種看不見的權力」集團，這個集團現在看來就是從歐洲轉移過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坐大，並在尼克森之後轉變為依附於美利堅民族身上且尾大不掉的寄生力量。此後，美國外交基本就是圍繞中東的石油進行外交。其工作的重點是石油的價值而不在於石油的使用價值；並不是為了奪取石油而是要保證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交易的國家，美國不惜以軍事手段打擊，以對石油使用價值的壟斷和軍事打擊來強行保證國際對美元持續和旺盛的需求。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實體生產國家徹底異化為一個寄生的「美元」生產國。
以大量美國人民生命為代價維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國財富瞬間劇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並沒有回流到美國人民那裡，而是流到了華爾街；並沒有增加美國的力量，而是增加了華爾街也就是共濟會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美國，其性質已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異化為一個受到華爾街國際資本及其支持的共濟會組織控制的「半獨立」國家，美國及美利堅民族只不過是增加華爾街力量的工具。
美國已拜倒在壟斷資本的腳下並將自己異化為半獨立的國家，其突出表現是金融管理權力的喪失。我們知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相當於美國的中央銀行，職能是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提供金融服務，維護金融體系。但它卻不是國家銀行，而是私人銀行家和大企業集團的組織，是純粹的私人金融組織，不受政府控制。美聯儲所有的高層都是這些集團的首腦，然後美國政府從這些首腦中「任命」主席。我們所說的美元，每一張都是出自美聯儲之手，而不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利，只有發行國債的權利。美元的流通是由於美國政府向美聯儲「貸款」所有的美元，讓它作為貨幣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流通，而以美國國債作為抵押。美國人民每年交納數量最多的稅是個人所得稅，但這些錢沒有流進政府並作為財政預算，而是直接進入美聯儲的帳戶，作為美國政府「貸款」美元使用的利息。1933年5月23日，時任美國國會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主席長達10年、並最終於1936年10月3日因質疑美聯儲而被暗殺的法頓（Louis T.Mc.Fadden）議員抨擊美聯儲說：
有些人認為美聯儲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部門，其實它是一家私有的壟斷公司。為了他們自己、他們的國外客戶、國內和國際投機者和騙子、富裕和貪婪的高利貸者的好處，一直掠奪美國人民。
進入21世紀後，美國這種半獨立狀態並未因其「民主制度」而有所改善。200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員（2008年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Ron Paul）抱怨說：「影響美國人的決定並不是由美國人自己做出的，甚至也不是由他們選舉出來的代表做出的。」
理解了美國金融系統的本質，就理解了美國為什麼不顧國力許可於2001年揮師阿富汗、兩年後又直搗伊拉克巴格達的動因；也就理解了美國從阿富汗敗退的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經濟危機；由此就不會懷疑，如果美國戰略東移不能擊垮中國，美國不僅不會繼續向本土收縮，反而還會重返中東。儘管美國已十分疲憊，但這與華爾街無關，為了美元的堅挺——其前提是保證世界石油以美元購買，美國必須軍事控制中東富油區。曾為華爾街中東政策立下汗馬功勞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2011年卸任時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似有所指地說：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他建議總統再次向亞洲、中東或者非洲地區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這裡人們會問：難道蓋茨上臺時腦子就不正常，下臺時反而正常了嗎？其實與威爾遜、艾森豪等一樣，蓋茨在臺上時是為華爾街辦事，下臺後則為美利堅民族說點良心話。
有人會問：難道以華爾街為後盾的共濟會會犧牲美國？對此，即使資產階級學者也能看得明白。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併兼任蔣介石政府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說：「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這並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濟會的目的是使世界在資本權杖下實現超越民族國家的統一。共濟會曾支持和參與民族國家的建立和衝突，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讓國家最終屈服於國際資本並利用資本消滅民族國家。這時，一個個國家主權只是它向其統治全球目標前進的、踩後就棄的階梯。如此就理解了為什麼華爾街並不在意美國的原因。在將美利堅民族榨乾之前，它早已準備好新的國家附著體。
與20世紀初中國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最先認識到國家危機並產生革命覺悟的經歷類似，今天美國知識分子也最先認識到國家危機並率先發起聲勢浩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中民眾聲討的對象是北洋政府不同，今天美國人民革命的指向並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不是美國政府而是操縱美國命脈的金融壟斷資本財團，這一現象所含的喻意及對未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四、共濟會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共濟會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如果我們不能重視共濟會的存在及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顛覆性威脅，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就是前車之鑑。據俄羅斯歷史學家O.A.普拉託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年》一書第25章「共濟會一覽」中披露，20世紀80年代，正當蘇聯與美國競爭已取得相當優勢、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之時，共濟會領導層即將蘇聯列為主攻目標。他們認為，在建立共濟會領導的全球秩序道路上蘇聯是主要阻力，必須摧毀，況且蘇聯國土上還有相當龐大資源可資掠奪。為此，美國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加速了在蘇聯推進培養利益代理人的計劃。1945～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包括最高領導人如M.戈巴契夫、A.雅科夫列夫、Э.謝瓦爾德納澤、Б.葉爾欽等，均是國際共濟會會員。該書還披露：「戈巴契夫與共濟會的最初聯繫，可能發生於他在義大利休假時期；А.Н.雅科夫列夫與共濟會的聯繫，是他在美國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間。」「許多專家認為，馬爾他是戈巴契夫與布希達成根本性協議之地，該協議不久就導致了蘇聯解體和東歐陣營的劇變。」正是在馬爾他——馬爾他「聖殿騎士團」的首府，他們籤署了重要的歷史性協議。而戈巴契夫作為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也成為馬爾他騎士團勳章獲得者——這象徵著共濟會與意欲背叛祖國的蘇共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進入一種新階段。
早在1991年，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在美國休斯敦演講時，對此曾有暗示：
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受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巴契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普拉託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年》中披露了共濟會對蘇聯滲透的歷史背景。指出，蘇聯國土上出現的第一個正式的共濟會機構，是國際猶太共濟會分會「聖約信徒會」。該分會是根據共濟會領導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請求建立的，得到了戈巴契夫本人的批准。1990年4月，法國共濟會大東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記者會上說，許多俄羅斯人加入了他領導的大東社。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周圍出現了一個改革思想家集團，該集團成員包括：Ф.М.布爾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納扎羅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爾巴託夫、А.Е.鮑文。這些黨的意識形態顧問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外殼下販賣親美主義的新思維，推動國家政治領導人採取了導致蘇聯滅亡的首期措施。1990年是俄羅斯歷史上生死攸關的一年，國家管理制度在很短的時期內發生了嬗變。利用過渡時期，戈巴契夫和他的前政治局同僚們（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梅德韋傑夫、普裡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如果說以前政治局中還有所謂的保守勢力，那麼現在，再也沒有人能夠限制他們。許多國家防衛機構被有意識地撤除和破壞，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權力機構——正在大規模建立組織的俄羅斯共濟會分會。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布辭職，蘇聯最高蘇維埃於次日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葉爾欽領導的俄羅斯聯邦繼承了蘇聯主要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當晚，克裡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正式落下。一切似乎是事先彩排好的，西方為蘇聯解體安排了一個宗教節日——這一天正好是聖誕節。
基辛格對此深感慶幸，他說: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之時，共產主義卻開始解體。在20世紀80年代初，共產主義一度要席捲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風水輪流轉，共產主義開始自我毀滅。不到十年，東歐附庸衛星國解體，蘇維埃帝國土崩瓦解，幾乎把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侵吞之所有權益全都吐了出來。從來沒有一個世界強權，未經交戰失利就如此迅速、徹底地四分五裂。
蘇聯曾在與西方競爭中贏得了相當的優勢，想不到卻瞬間敗在意識形態建設失誤上。這在當前美國對華遏制圈日益收緊、反華聲浪日起的形勢下，確實是中國需要認真總結並及時制定防禦措施的前車之鑑。
19世紀初，為了消除政教二元衝突，黑格爾將國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說：「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在200多年過去的今天，神還在地上行進，但它——至少在美國——已不是國家也不是羅馬教廷，而是國際資本及依附其身的半神半人的共濟會。在這裡，共濟會只是國際資本的婢女。
因此，重視共濟會問題，更要重視的是共濟會現象後面的更大力量，這就是國際金融資本。造成二戰後南北差距擴大及包括政治生態在內的各種生態災難的原因並不是共濟會的存在，而是國際金融資本的存在。由此而論，當前世界政治矛盾的焦點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今天鬥爭的主要對象仍是國際資本。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而只是與這些資本依附的各種形式做鬥爭，那我們打倒了共濟會之後，還會有其他更多的組織形式蜂擁而上以至無窮。
資本曾幫助世俗國家打敗了羅馬教廷和封建王權，它被歐洲驅逐後又在美國登陸，打敗並掌握了這個國家。昨天的美國是共濟會成功運作的結果，而共濟會卻成了今天美國失敗的原因。可以說，美國是歐洲極不情願「交給」共濟會經營的——大概也是唯一的——試驗地。自「二戰」後才半個世紀，美國就被它折騰成如此模樣，讓人對資本主義更加不抱信心。在金錢面前，美國正從世界舞臺上開始退位；同樣的道理，在利潤面前，如不鬥爭，這個世界連同全人類都會在國際資本面前——不管它採取古代「呂不韋」還是現代「華爾街」的形式——無足輕重並黯然失色。
毋庸諱言，進入21世紀的美國衰落使人們再次將公平問題提到世界歷史的議程，世俗世界與資本世界的二元衝突將再次發生。在未來的歷史中，這樣的景觀將在西方世界再現。當資本幫助世俗國家打倒天主教和封建王權後，它也就開始轉入與世俗國家的鬥爭。當資本超越國家而形成一種國際聯合後，民族國家就成了它們的阻力和要消滅的對象。但資本主義大工業「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國際資本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國家混戰（比如兩次世界大戰）的這一結果，釋放出的恰恰是與國際資本尖銳對立的、越來越多和日益團結的、主張公平的社會主義國際力量。
那麼，未來西方的前途如何呢？那要看世界還存有多少正能量。1913年，列寧曾預判「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到20世紀末，這個預判已成現實。那麼，在人類歷史又進入新千年的今天，這個判斷是否會出現逆轉呢？這不能僅看GDP總量的變化，而要看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和中心國家的政治結構。可以這麼說：如果今後的亞洲地緣政治，仍能保持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對稱型板塊結構，中國仍能保持「一個中心為『忠』」，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結構，而西方若再次陷入「兩個中心為患」即政教（這在中世紀表現為政權與教權，在今天則表現為政權與金權的）二元對立的政治結構，那馬克思的預判就是一個不可逆的命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大膽預見：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