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初，陽城縣幹部和群眾給我們來信，揭發縣委在招工工作中的問題：去年秋天，晉東南地區計委通知陽城縣為集體所有制單位招收七十三個新工人，對象是符合條件的中學畢業生和臨時工；不得招用農村勞動力。縣計委也規定，招工年齡限制在十七至二十五歲。
當時，全縣有符合條件的知識青年九十多人，符合條件的臨時工有不少。可是，陽城縣沒有從這些人中招收一個，七十三個新工人全部從農村招了。招工前，縣委書記趙振宏把分管招工的計委副主任趙克溫找去，吩咐他「要照顧縣社領導幹部的子女」。這樣一來，七十三個新工人中，就有二十九個是科局以上幹部的子女，其餘也多半是他們的親屬。趙振宏一個人就要了九個名額。自我標榜為「沒有收過一盒煙、一瓶酒」的趙克溫，
招工那些天，家裡象趕會一樣。這些「照顧」對象中，有十六歲的小孩，還有生過幾個孩子、年近半百的大嬸子。招工結束後，縣裡才通知這批新工人全部到磷肥廠。這個廠大部分工人在井下作業。
招工通知單上寫的是井下工，來的卻有四十二個女工。這批新工人一來，廠裡小汽車、自行車來往不絕，電話響個不停：「我兒子身體單薄，不能下井。」「×主任的女兒要安排個輕鬆工作。」原來由一部分一九七六年進廠的臨時工擔任井下工，他們絕大多數是男青年，熟悉業務，能吃苦。可是縣裡為了安排這批新工人，把他們全部打發走了。廠裡領導幹部納悶：為什麼招的井下工，卻不下井？
廠領導想退回這批人，卻沒有膽量；給新工人安排輕閒工作吧，井上又沒有那麼大的容量。他們硬著頭皮讓十幾個工人下井。可是人家三天兩頭不上班，四出活動找門路。結果，第一線勞力太少，生產癱瘓，使這個連續六年沒有虧損的工廠，今年一至八月份虧損二萬八千元。縣委卻一再批評這個廠「生產搞得不好，要儘快扭虧增盈」。廠領導幹部氣憤地對記者說：「我們有三頭六臂，也難搞好這個企業！」我們調查了這個問題，向縣委常委作了匯報。我們說，只給縣委匯報，不寫內參，不公開報導，等縣委糾正以後，從正面搞個報導。在場的八個常委都承認這次招工違反了政策，應該糾正。今年三月，縣革委會郭主任、李副主任和縣委組織部長代表縣委向我們說明：縣委開過幾次會，決定全部退回新招人員，然後按政策重新招工。還把縣委的決議給了我們一份。好幾個月後，一天，我在太原街上碰見一個在省某醫院工作的老同學。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膽子不小啊！聽說你攪得陽城縣委沒法工作。咋回事呀？」我怔住了。老同學說明了真情：今年夏天，陽城縣委書記趙振宏的愛人到這個醫院看病，對人講：陽城縣原來形勢很好，自從去年臘月去了兩個記者，攪得全縣不安寧，書記也無法工作了！隔了沒幾天，我們又收到一封群眾來信，說：「原來我們以為你還能主持正義。看來人家用蘋果和香菸把你的嘴堵住了。過去我們只知道官官相護，現在才知道還有個記者護官，官餵記者。」原來，我們第二次離開陽城後，省地勞資部門一次一次打電話，指示縣裡按政策規定迅速處理。縣委主要負責人拖著不處理。他們是「自己不乾淨，怎麼好去管別人」。
有的同志主動要求退回自己的子女，某些領導人不僅不支持，反而說：「你帶了頭，我們咋辦？」上級要求嚴肅處理主管人和受賄的人，縣委不聞不問，只退了不夠十七歲和超過二十五歲的十個工人。群眾議論很多。有的說：退工只按招工表上填的年齡算。其實，有些招工表上填的就不實。還是說真話的吃虧，說假話的沾光。
有的說：一些幹部搞特權，上邊只說一句「下不為例」，就承認既成事實。其實他們是得寸進尺，一犯再犯。對這號人開綠燈，不正之風何時才能剎住！記者在陽城處境難堪極了。前兩次去，反映情況的人很多，這次很少有人找了。有的人拉住我的手說：「我們這裡傳說你犯了錯誤，在報社寫檢查，再不來了，是真的嗎？」也有一些熟識的同志見了，半開玩笑半挖苦地說：「你是給縣委總結經驗來了吧？寫吧，寫得美美的，只要讓縣委某些人高興就行了。如果有糖果香菸，讓咱嘗嘗行不行？」我們相信縣委。誰知等了十個月，正面文章沒做成，意見引來一大堆。真象耗子鑽進風箱裡——兩頭受氣。前些時，《人民日報》報導《唐知縣審誥命》公演的消息時，標題是：「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看來，記者要不就隨波逐流，要不只好回家賣紅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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