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人大史學講堂」第64講舉行。本期講堂邀請到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沃爾特·沙伊德爾教授作題為「中國、羅馬和第一次大分流」的演講。講座由歷史學院教授徐曉旭主持，美國德堡大學古典系劉津瑜教授和歷史學院王大慶副教授共同擔任評議人。北京大學古典學研究中心的穆啟樂、範韋裡克和劉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胡玉娟和呂厚量，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李永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唐納德·沃斯特、金永麗、侯深、周施廷等專家學者以及來自校內外數十名同學也參加了此次講座。
沙伊德爾教授運用比較史學、全球史等理論與方法，對於人類歷史上的帝國做出了宏觀的和深入的分析與思考。他表示，在羅馬帝國的形成過程中，城邦之間的相互整合是在彼此平等的狀態之下進行的；而在中國，這種政權的擴張則是在君主制之下進行的，是在不平等基礎上的一種吸納，從而使國家機器官僚化，形成了秦帝國。羅馬帝國也存在類似過程，但是也只存在於帝國形成初期的階段。到漢朝—羅馬帝國建立之後，兩大帝國的狀況有趨同的跡象，這是所謂「第一次合流」。但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再無可與之相匹敵的大帝國能重現羅馬帝國的「大政權控制」，雖然不斷出現嘗試者，但最終都歸於失敗。到了近代，出現「歐洲帝國出口」的現象，即殖民主義擴張的進程，形成了大英帝國。
帝國為何長久以來未能在歐洲重現？沙伊德爾教授認為，歐洲本土有兩個因素是中國所沒有的，即民族國家的出現和外部強權的幹預。關於彭慕蘭提出的著名的「大分流」的說法，他認為，在中國，社會精英階層普遍支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而生態邊疆，即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之間的衝突，對建立大帝國非常有利，歐洲則不存在這些因素。農耕與遊牧社會的交往和衝突以及在地位上的不平等，也符合一開始就指出的「整合」過程。歐洲遠離遊牧文明，這方面的影響也就比較小。
歐洲與其他地區拉開很大距離即「大分流」的原因，在沙伊德爾教授看來，也應當從有沒有「大一統」當中來尋求。「多中心」統治和「壟斷統治」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多中心」的競爭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政府與社會之間需要不斷討價還價來達成某種平衡，也有利於社會創新；而東亞模式起初是壟斷性質的，政權經常在與自己的精英競爭，還有與遊牧社會的競爭，這些都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競爭的結果是努力維持現狀，形成較為封閉的狀態，並且主要依賴自己的內在資源。兩種模式的差異非常之大。歐洲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尤其是與「大分流」密切相關的工業革命、航海革命等，它們發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存在「大一統」的帝國。因此，研究「大帝國」對我們進一步理解「大分流」是大有裨益的。
在評議環節中，劉津瑜教授為大家梳理了沙伊德爾教授講座內容的要點，並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王大慶、唐納德·沃斯特、穆啟樂、胡玉娟、侯深等學者以及在場的同學紛紛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與沙伊德爾教授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和探討。
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古典學系教授，國際著名的古羅馬史研究專家。沙伊德爾教授出版著作多部，包括《羅馬和中國》（Rome and China）、《牛津古代近東和地中海國家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和《劍橋希臘羅馬經濟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co-Roman World）。 他的最新著作《古代中國和羅馬的國家權力》（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大獲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