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在一個「祛魅」的現代世界裡，人到底該如何生活？
生命終結於百年前的韋伯沒有為今天的我們提供現成的答案，只是提出這樣的要求：智性的誠實，踏實而審慎地行動，以及為自己行為結果負起責任的勇氣
「真正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關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負有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韋伯說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12868字，細讀約需2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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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慕尼黑的春天來得格外地遲。至5月下旬，天氣依然陰冷，經常下著小雨。馬克斯·韋伯開始咽喉沙啞，症狀持續了三天，似乎有所緩解，他又開始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花園裡閒聊。第二天早上，他開始發高燒。醫生的診斷結果是支氣管炎，認為是他講課過度勞累造成的。
自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到後期，一場被後來的歷史學家命名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在軍營以及往來於歐洲大陸和美洲的船隻中蔓延，並在數周內傳遍世界各地。據最保守的估計，病毒掠去的人數高達兩千餘萬人，遠超「一戰」的總死亡人數。
發燒到第二周，韋伯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轉。但到周三，他開始出現輕度的譫妄和幻覺。周四，他開始向醫生強調自己身體已經康復，但有人聽到他在哼唱著一首有關死亡和墳墓的曲子。
他躺在病榻上，抱怨自己的心跳越來越慢，腦子越來越小，「我下一周還要講課呢。」和困擾他過去二十多年的疾患相比，這次得病的情形更嚴重。——「那時我還能思考，我還能與全能的上帝鬥爭。祂不能用疾病來強迫我。噢，如果這次我得的真是肺炎，那麼，我就可以清算自己生命的資產負債表了。」
他咳嗽得越來越嚴重，高燒不退，譫妄症更嚴重了，不斷地出現幻覺。其間，他以一種神秘的口吻莊重地宣告：「真理就是真理。」醫生們想著辦法把韋伯從死神那裡拉回來，他氣息奄奄地說：「不要再煩惱了，那樣於事無補。」
6月14日當晚，韋伯完成了最後一次艱難的呼吸，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在現代學術思想史上，韋伯擁有一串長長的頭銜和名號：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學的創始人、法律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開創者、比較文化研究先驅……他所研究的領域極為廣泛，橫跨政治、經濟、法律、歷史、宗教、哲學和音樂，是一位真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一百年過去，馬克斯·韋伯仍被公認為對現代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家。
馬克斯·韋伯（左）與弟弟們合影
1864年4月21日，馬克斯·韋伯出生在德國中部一個名叫愛爾福特的小城。
他是老馬克斯·韋伯和海倫娜的長子。老韋伯來自德國西部的一個亞麻商和紡織廠主的家族，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並投身政治。1869年，他帶著一家人遷居到普魯斯王國的首都柏林。在柏林，老韋伯是一位活躍的政治人物，他屬於右翼自由黨，在市議會、普魯士邦議會和帝國新國會都有席位。
母親海倫娜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資產階級中上階層家庭主婦，忙於操持家務，養育一個接著一個出生的孩子，還要圍繞著丈夫的種種生活和社交需要忙碌，常常到「一到晚上就暈眩」的地步。
海倫娜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新教基督徒，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義關懷，總是竭盡所能為陷於窮苦境地的人們提供幫助和救濟。但是老韋伯對妻子的精神世界和宗教關切既不關心，也沒有興趣深入了解。他整日忙於他的政治事業和社交，周旋於各種會議，為競選而奔波。回到家中，他總認為自己是家庭的核心，理所當然地享有妻子的愛、順從和服侍的舒適。
這一對夫妻在婚姻中日漸隔閡，在很多社會問題的看法上有分歧，情感上也越來越疏遠。相比父親，韋伯和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海倫娜常常親密地稱呼他為「我的長女」。日漸長大的韋伯日益同情母親在家中的處境，對父親的自我中心、專橫越來越不滿。
在柏林，老韋伯家是重要的政界社交場所——往來的有政府官員、外交官和學術界知名人士，包括狄爾泰、施密特、西貝尓等當時德國思想界的扛鼎人物。
耳濡目染之中，韋伯家的男孩子們也因此早早地對德國當時的議會、政黨議題、政治人物有了很多認識和了解，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當時俾斯麥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動德意志統一，確立德國在歐洲的霸權。
韋伯幼年時從一次腦膜炎中僥倖存活下來，故身體一直十分贏弱。他很早就展露出在智識上的興趣，13歲時寫過論及德國歷史發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歷史論文。
這是一個有點自負的少年，對學校裡的老師缺乏衷心的尊崇，對同學們的「低下」品味也很有些看不上。在當時給就讀於柏林大學的表兄的信裡，14歲的韋伯對西方歷史上備受推崇的古羅馬政治家、演說家西塞羅大發微詞，認為他不過是一個玩弄措辭的文人、一個低劣的政治家、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演講者。他認為西塞羅真正該做的事，是用武力消除政治陰謀，而不是向羅馬元老院發表高談闊論的三次著名的演說。
在回信中，年長六歲的表兄對這位自大的少年進行委婉地暗示：認為他不過是在拾人牙慧罷了。氣得韋伯寫了幾封長信，為自己申辯，強調這些見解都是源自他自己的思考。
隨著韋伯在智性上日漸成年，對信仰十分認真的海倫娜開始為這個早熟的長子隱隱擔心。她一直沒搞清他的信仰狀態——他和上帝之間到底是怎麼一種關係？
他極為好學，但對信仰表現出淡漠和懷疑，明顯缺乏宗教熱情。當海倫娜有意無意地對少年韋伯施加信仰影響，他顯露出抗拒——他對布道書不感興趣，「我注意到，那種強有力的現實主義文體完全抓住了他，使他那麼專心致志。」海倫娜擔憂地感慨。
按當時歐洲的基督教傳統，幼兒出生後一個月時受洗禮，到13歲左右時受「堅信禮」，宣告對信仰的確證皈依。一個人只有被施堅信禮後，才能成為教會的正式教徒。
儘管缺乏宗教熱情，在智性上，少年韋伯很認真地對待了這項宗教儀式——他把希伯來文學習到能夠輕鬆閱讀《舊約》原文的程度。在堅信禮上，他所得到的啟示性經文是《新約·哥林多後書》中的一段內容——「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聖經經文能夠更好表達支配這個孩子生活的律法了。」在《韋伯傳》裡，韋伯的遺孀、終生伴侶瑪麗安妮留下一句如此模凌兩可又耐人尋味的評論。
終其一生，韋伯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出一種徘徊於父親和母親之間、兩頭不靠的情態。
信仰上的最後一躍，要求個人放棄理性。耽於理性的韋伯很清楚自己「欠缺宗教共鳴（religiously unmusical）」，無法做到像母親那樣沒有懷疑地投入到對上帝和神跡的虔信和順服。但是，他又做不到像父親那樣心滿意足於世俗的地位、成功和舒適享受，別無他求。
耐人尋味的是，韋伯終其一生把大量的學術精力投入到了宗教對人類行為和生活的影響的研究，並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在熟悉他為人和品格的同事、友人眼中，他對工作的嚴肅態度和奉獻精神，舉止中的莊重與情操，以及言談中所具有的力量與洞見，都表現出強烈的宗教傾向。
1882年，18歲的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延續父親的道路攻讀法律專業。這是德國最古老的精英學府，出過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一批西方思想學術巨子。讀書期間，他對文學、經濟學和哲學在內的許多人文科學都有廣泛涉獵，還在一個表兄的引介下，參與了當時思想界對神學和哲學方面的討論。
在海德堡大學，他還加入了父親所屬的「決鬥兄弟會」，開始飲酒、鬥劍，訓練自己「桀驁不馴的侵略性」，還因揮霍享樂而欠下債務。他也從一個肩膀下垂、身體羸弱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肩膀寬闊的強壯成年人，臉上有著鬥劍留下的疤痕，一掃過往「害羞與缺乏安全感的氣質」。當母親海倫娜吃驚地看到他這副模樣，生氣地給了他一巴掌。
在海德堡讀書期間，他曾到斯特拉斯堡的軍營服役，從一個舉止笨拙、總是出錯的新兵成為一位有軍銜的指揮官。在隨後數年裡，韋伯幾度到軍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演習，1888年還參加了在德意志和斯拉夫邊界舉行的坡森軍事演習。
當時，德國走上對外擴張、爭奪霸權的道路。對戰爭、和平和國家一類的政治議題，青年韋伯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他當時關注了錢寧所宣揚的和平主義。錢寧是美國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和牧師，他的主張中有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他自始至終都擁護和平、反對戰爭，他認為戰爭是人類一切惡的集中，因而要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
多次在部隊服役的韋伯並不認同錢寧的觀點。他認為，政治和道德之間有著「離」「合」。他對政治的思考，最終集中地體現在他生前所做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上。
在1897年之前，韋伯的學術關注都集中在經濟史和法律史的交叉領域。他在188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羅馬農業史》， 至今仍是美國許多高校經濟系教授給學生開的必讀書目之一。
少年時期的馬克斯·韋伯
1897年秋，33歲的馬克斯·韋伯經歷了第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
在此之前，這顆冉冉上升的學術明星過著十分忙碌的生活。25歲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他先在柏林大學接替著名經濟學教師戈爾什密特的職位，不久又獲得了國家律師資格。1894年秋，年僅30歲的韋伯被弗萊堡大學聘任為經濟學正教授，他所做的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騷動。兩年後，他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一個極為重要的講座教席，成為這所著名學府中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在繁重的學術和教學之外，韋伯還給自己安排了許多公共政治事務——為政府機構做諮詢，為民間改革團體進行特別的研究，一項有關證券交易所，一項是關於德國東部的莊園。
他總是如痴如醉地埋頭工作。每當妻子瑪麗安妮試圖勸他早點休息，他總是大聲說：「我若不是工作到凌晨1點，就不可能算是一個教授。」
韋伯的精神崩潰似乎有某種家族遺傳史——他的一個近親表弟曾進入精神病院，並在病發數年後自殺——但直接的觸發原因是：他為了維護母親，和父親老韋伯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這次失和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傷疤——老韋伯不久後就去世了，父子再沒有修復關係的機會。
在從西班牙回海德堡的歸程中，他開始發燒不退，被內疚、緊張、疲憊和焦慮所壓倒，之後身體出現了官能性不適——1898年到1899年間，他開始情緒失控，會在公共場合公然號啕大哭，貓叫聲也會讓他暴怒不已。
那些過去召喚他生命的智性生活，此時已成「毒藥」——當他閱讀自己的演講稿時，那些字總是一團混亂地在他眼前浮遊。「無論讀書、寫字、說話、睡覺，他沒有不感到痛楚的；他所有的精神技能和部分軀體機能都拒絕運作。」瑪麗安妮描述。
「一隻冰冷的手使我得解放」——「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將再也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我已經不再有需要去感覺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壓倒。現在，我最大的希望，是過一種充滿人性的生活，並且盡我所能使我的寶貝（對妻子的愛稱）快樂。」他在給瑪麗安妮的信裡如此寫道。
海德堡大學不想失去這位已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特準他全薪休假。在一次治療性度假後，當他試圖再次承擔一部分教學工作時，又一次崩潰，不得不到一所精神病院接受了幾周治療。學校依然沒有準許他辭職，給了他三年假期，其間薪水照發。但韋伯不能接受自己無法對工作履行全職的狀態，最終還是堅辭了海德堡大學的教職。
在給那位自殺身亡表弟的雙親的安慰信裡，韋伯吐露出某種心曲：「或許正因為他的病，他發展出一種敏銳的感情，一種自我清明，以及一種深深隱藏著的、驕傲而高貴的內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們也絕難見到這些。」
在妻子的照料和陪伴下，韋伯忍受著斷斷續續的精神折磨，整整四年無法正常讀書、寫作和思考。直至1903年，逐漸康復的韋伯才重新開始學術生活，他參與了德國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期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的編輯工作。
此後20年間，他時不時地受抑鬱症困擾，在緊張的學術工作、精神崩潰和治療性旅行中來回切換。
在和周期性精神崩潰的角力中，韋伯的學術生活邁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研究成果的數量在攀升。1904年，他撰寫、發表的研究主題，包括對普魯斯容克貴族莊園的研究、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以及他最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悉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第一部分。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影響最廣的代表作，當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讓他一舉成名的著作，最初是以系列論文的形式於1904、1905年發表在學術期刊上。
上世紀80年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被介紹到中國大陸，三聯書店於1987年12月出版了這本書。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帶給中國的思想衝擊極大。
在人們過往所熟悉的政治經濟話語裡，資本主義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東西」，何以談及「精神」與「倫理」呢？如果對德國思想傳統略有了解，都知道「精神」一詞在德文中有著極為崇高的地位，它具有統領意義、引人接近神聖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
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本特別容易被誤解和誤讀的書。
一是因為中國缺乏歐美那樣的宗教傳統和教改運動歷史。二是因為思想界幾十年來受單一決定論的影響，人們很容易從對庸俗「經濟決定論」的反對，走向另一個思想極端——誤以為韋伯鼓吹的是「文化決定論」，以及以為韋伯主張的新教倫理觀念是歐洲率先產生資本主義的單一原因。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追溯了宗教觀念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事實上，韋伯在歷史因果模式上一直持多元、相對的立場，強烈反對「單一決定論」。1890年他研究農場工人工資時，就提出它並不遵循某種經濟「鐵律」。1894年，他在弗萊堡大學做任職演說時，認為在生存競爭中，民族、種族方面的差異比經濟、階級方面的因素在因果上有更大的重要性。
對資本主義時代的企業家工作倫理，韋伯也有著親身體驗。他的父親來自亞麻和紡織工廠主家庭，叔父卡爾·大衛·韋伯則是一位頗有名望的企業家，在家庭手工作坊基礎上創辦了一家企業。老卡爾勤奮工作、省吃儉用，為人既仁慈又矜持。
老叔父對工作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韋伯的共鳴——當韋伯深受精神疾病困擾、無法充分履行在大學裡的教學工作時，他被這種未能全面盡職的「良心不安」所困擾。
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和經濟上的「傳統主義」作比較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人們為了滿足生活需求而勞動，不追求財富的積累，在必要的忙碌之外，就會選擇舒適和休閒。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揭示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現象——資本主義精神和基督新教之間存在高度伴隨關係。他從人口統計和社會調查中發現：自16世紀起，新教徒聚集的地區與資本主義發展明顯的地區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資本家、企業經營者、工廠的高級工人和管理人員絕大多數為新教徒。
他隨後探究、分析基督教不同分支中歷史上存在過的思想特性和差異，引出了路德宗派所提出的「天職」觀——即人在塵世中履行的職責是上帝安排的，工作即是服侍上帝，因此變得神聖和有意義。而加爾文宗派所提出的「上帝預選論」，使得新教徒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唯一確據，就是在現世裡孜孜不倦地進行職業勞動。
在新教各主要宗派的實用倫理觀和他們所倡導的塵世禁欲主義裡，世間財富被認為歸上帝所有，而人則是上帝財富的管家，因此為了神的榮耀，信徒們必須借無休止的勞動來增益這些產業，在生活中厲行節儉，用以投資和擴大再生產。
1904年完成「新教倫理」第一部分論文後，韋伯在學者明斯特貝格的邀請下，攜妻子到北美參加學術活動，並參觀遊歷數月。回到德國，他於次年接著撰寫了第二部分——《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
在美國期間，韋伯親眼目睹了清教徒們勤勉節儉的工作和生活態度，以及北美大陸上各種教派生活敬拜的場景。在北卡羅來納州，他興致勃勃地觀禮了一場洗禮派的入教儀式，一位新入會的年輕人將自己浸入冰冷的湖水中。然而，他身邊的美國親戚向他揭了一個「底」——這位年輕人並非虔誠，他要在當地開家銀行，為了贏得該地區客戶而入教。
如此看來，個體所謂的「信仰告白」，似乎也不過是一種謀取利益的手段或前提。
但洞察力非凡的韋伯卻抓住了問題的核心——一家教會對成員的入會「資格」審查，並未放在個人無法自證的「內心信仰狀態」，而在於他外在呈現的倫理、品格上。如果此人一貫誠實勤勉、作風正派，並在社區廣受好評，即使他是為了商業目的而加入某家教會，這樣做也不是虛偽。因為他是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去贏得作為商業信用證明的教會成員資格。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刊發後，一度引起許多教內人士和神學家的不滿和批評，認為韋伯褻瀆了他們的信仰。但正如韋伯在該論文裡所強調的，他所探究的，不是新教信仰和教義本身，而是擁有什麼樣的倫理、人格與品質的個人、社會組織和共同體才能夠真正駕馭資本主義。
但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末尾，他出乎意料地抒發了一番沉痛的警告。
韋伯已經預見到：隨著物質財富不斷積累，利益引誘著人們忘卻初心，逐漸在現世的享樂中「淪落」。尤其是伴隨著現代科學發展更為徹底地祛魅，以及資本主義日益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日常，也就產生越來越多「沒有靈魂的專家」與「沒有心肝的縱慾者」。
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是理性的表現，是西方文明的獨特性所在。他將這種精神看成西方文明的支柱，如果西方文明會沒落，那很可能是因為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消失了。
1917年，馬克斯·韋伯在德國圖靈根州的勞恩斯坦城堡參加一場非正式聚會
1917年11月7日晚上8點，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藝術廳，韋伯做了一番主題為「學術作為志業」的演講。
正在慕尼黑大學就讀、年僅22歲的卡爾·洛維特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韋伯形象——「他蒼白而疲憊，急促地穿過爆滿的講堂走向演講桌……他的臉龐與下巴長滿了濃密的大鬍子，令人想起班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熾熱的神情。他這場演說從頭到尾都沒看稿子，也沒有停頓索詞之處……」
德國的自由青年運動正在激烈討論大學生們所面對的文化政治問題，特別是德國高等教育體制下的專業化與職業的問題。巴伐利亞的「自由學生聯盟」於是決定邀請一批專家，探討生活與精神在現代世界中的關係。韋伯被視為處理這一主題的絕佳人選。
而韋伯接受這次演講邀請，是因為有他想回應的重大社會議題。
此前，韋伯應一位書商的邀請，出席了對方在勞恩斯坦城堡舉辦的非正式聚會。他於5月、10月兩度與桑巴特、梅尼克等許多文化人以及青年運動的一些代表人物討論德國當時面臨的文化與政治問題，主題分別是「我們時代的意義與使命」和「國家與文化中的領袖問題」。
當時，德國正處於「一戰」的炮火中，國內出現了各種對立、撕扯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流派，從左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到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再到形形色色的文化悲觀主義、新浪漫主義等。
在勞恩斯坦城堡，韋伯夜以繼日地與持有各種不同價值和理念的人交流。他激烈反對各種浪漫派的政治主張與文化觀點。與會的青年們被韋伯的「個性與理智誠實」所感召，非常渴望韋伯這樣的人能在思想上引領他們，在德國政治與文化的危機時刻充當他們的領袖或先知。
在這場面向青年大學生的演講中，韋伯把話題從「如何做學術」悄然轉向了「為何要做學術」。
在演講中，韋伯一一推翻過往人們通常以為的「神話」——譬如，追求知識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和我們所處的世界，譬如學術能幫助我們獲得更完美的人生。在中國的歷史語境裡，傳統的士人也有類似的觀念，即學問之道能幫助我們安身立命。
他也戳破了西方知識界幾千年來所信奉的一個「神話」，即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所講述的「洞穴」寓言——被禁錮在黑暗中的奴隸，走出了洞穴看到了太陽，發現了最高的真善美。這也是西方現代「啟蒙」思想的原型。
然而，韋伯指出現代學術和科學恰恰是通往「意義碎片化」的道路，是一條通往「懷疑」的道路。「科學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無法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礎，無法解決多元價值之間的紛爭，也無法為我們選擇生活的終極目標和政治判斷提供根本的指南」，「所有過往對道路的理想都不過是幻覺，學術已經失去了傳統期許的價值和意義。」
在一一擊碎種種幻覺和神話後，韋伯提出了學術存在的價值。除實用性、思想方法這兩種「淺顯易懂」的價值之外，他提出第三種也是最為重要的益處——科學或者學術能使人的頭腦「清明」。
在現代世界裡，各種各樣的信仰、價值立場並存，猶如古希臘神話裡的「諸神之爭」。當一個人選擇了某一種立場，他究竟應該用什麼方式來達成自己所選定的目標，才會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並避免事與願違呢？
韋伯認為：科學或者學術無法替代我們承擔選擇的責任和危險，但它提供了對行動手段的認識、對可能結果的預期，有助於我們在抉擇之後更為清醒而明智地行動。只有具備這種「自我的清明」，一個人才能在「內心一致上」形成完整的人格。
在祛魅的現代世界裡，科學或學術雖然喪失了讓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和意義，但它可以「啟人清明並喚醒其責任感」，因此仍然值得對其有熱愛與激情的人將其視為志業。
年輕的洛維特以「極其震撼」來描述這場演講對自己的震動——「他的話語之中濃縮了畢生的經驗與見識，所有的話都從內心毫無轉折地傾掏而出，都經過他批判的理解徹頭徹尾地斟酌過，都由於他的富於人性的凝重氣質而顯得強勁而有穿透力——而正是這種人性的凝重氣質凸顯了他出眾的人格。他提問題之犀利，一如他拒絕訴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紗，但是每個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處，有著深刻而真誠的人文理想。在文藝積極分子們做過了不計其數的革命演說之後，韋伯的話真可說是一種救贖。」
聽完演講之後，這位22歲的猶太裔青年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召喚，決心投身哲學。不久轉學到弗萊堡大學，先後投在胡塞爾、海德格爾門下，後來成為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在我作為記者的工作經歷中，曾有不下五位學者在採訪中提到韋伯這篇演講帶給他們的觸動與感召，以及在認清現實中種種不利因素後仍決定投身學術的一份清醒的確定。
「每次有學生找我商量是否應該考研讀博，我都會建議他們先讀一下韋伯的這篇文章，冷靜下來想一想，再來做這個事關個人前途的重要決定。」一位青年學者分享說。「但有點事與願違的是，好像每次他們都讀得心潮澎湃，急著跑來和我說：老師我真的願意。」
馬克斯·韋伯在1917年11月7日發表《學術作為志業》 演講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藝術廳
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結尾，韋伯引用了《舊約·以賽亞書》裡的一個片段。當有人從西珥問守夜人——「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人回答說：「黎明將到，但黑夜會再來。如果你們還想問，再來問吧。」
這是《舊約》中古以色列王國的先知以賽亞指著以東所發的預言。
在描述現代社會特性時，韋伯獨創性地提出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詞——「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中文也常常譯作「去魅」「去魔」「解魅」「解咒」。它發生在西方國家從宗教神權社會向世俗社會的現代性轉型中。
在前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在一個有神話「魅惑」的世界裡——他們相信有神、精靈和鬼怪的存在，而這些超越人類經驗感知的存在是冥冥中難以言說的神秘事物。人們通過各種形式的宗教信仰和儀式，得以和整個宇宙連成一體，並從這種聯繫中獲得自身生存的意義。
待進入現代後，隨著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西方人越來越傾向於以理性化的方式探索世界和認識自己。一場精神的巨變也由此發生，古代世界那種迷霧一般的「魅惑」（enchantment）被理性化的光芒所驅散，這就是韋伯所謂的「世界的祛魅」。
韋伯以一種不帶價值判斷的態度來描述這場精神巨變——「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隱沒。」
如此，人以什麼為信仰，應當如何生活，最終只能依賴於個人的主觀選擇。而這種選擇的自由，很可能成為個人不堪重負的負擔——因為得不到理性的憑據，抑或一個超越性存在（上帝或神）的絕對保證。
同樣地，在政治領域，現代社會面臨著多元價值衝突的挑戰，這種衝突也無法通過知識、理性的辯論來獲得解決，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間永恆的鬥爭」。2020年，在新冠肺炎重襲下，各國之間爆發的對立、衝突和動蕩，讓這種困境顯得尤為真切、難以找到出路。
專長於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劉擎如此認為：「從整個20世紀到今天，西方思想界反覆探討、爭論不息的：現代人的心靈危機、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政治決斷論，以及極權主義的起源，都和韋伯所揭示這一知識和信仰的分裂有關。」
在現代世界巨大的荒蕪面前，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強度的檢驗。
即使是生命光景墜落於最黑暗的時候，韋伯也不允許自己軟弱到投降，而是展現出一種為自己所選擇的立場負責到底的勇氣抑或「傲慢」。1908年，當個人精神崩潰期間，他在給朋友的信裡如此寫道：「逆境教人禱告——一定如此嗎？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我無法苟同。當然，我同意你的看法，情況經常是如此的——就人的尊嚴來說，經常得過了分。」
正如韋伯在其最後一次重要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所言：「真正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關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負有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
他在海德堡大學的朋友、哲學家、精神病學家雅斯貝爾斯把韋伯視作這樣一種「新型的人」——能夠不必訴諸幻覺，把自身內部極度的緊張以及外在生活的諸般矛盾，綜合在一個統一的狀態，保持精神上的寧靜。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德文版，1919年
上世紀50年代，美國人格特和懷特·米爾斯曾把韋伯稱為最後一代「政治教授」。
韋伯是捲入政治生活的那種學者教授。雅斯貝爾斯甚至為韋伯感到惋惜，認為他把才智和精力「浪費在政治事務上」而不是用來「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都是損失。
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韋伯從少年時期就有著強烈的政治關懷。他熱愛德國，但對德國的政治現實和政治人物常常感到失望與不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韋伯面對德國在歐洲的孤立處境，感覺自己猶如坐在「一列奔向無底深淵的快車上，不確定下一個轉轍處的軌道是否已經轉好」。
1914年，「一戰」爆發，已經50歲的韋伯強烈希望能到前線去。因為他是後備軍官，被任命設立並管理海德堡地區的九所野戰醫院。他管理得井井有條，努力將其轉化為一個有秩序的官僚組織。
德國在「一戰」中戰敗後，1918年，韋伯以專家的身份，隨同德國代表團前往凡爾賽參加和平會議。他和德國陸軍將領魯登道夫有過一次會面，和這位興登堡最重要的助手有過長達數小時的爭辯，他要求魯登道夫為德國參謀部所犯下的政治錯誤負責，「犧牲自己，挽回國家的榮譽。」
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凡爾賽會議的德國代表團
1919年1月28日，在德國宣布投降的兩個月後，韋伯發表了《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演講中，他區分了官僚和政治家的本質不同，提出政治家是「為政治而活」的，是將政治作為「志業」的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時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
韋伯很早就認清一個觀點：政治不能只當作一件道德事業來判斷，兩者是有「離」「合」的。在1919年的這次演講中，他特別提到政治家所面對的兩種倫理要求，一是「心志倫理」，一是「責任倫理」。前者要求行動者無條件地忠於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原則，不計後果，不論成敗；後者則要求行動主體特別關注行動的後果，並對後果負起責任。
一項具體的政治行動往往會帶來巨大的後果。因而，韋伯尖銳地批評偏執於心志倫理的人，認為他們「幼稚而且危險」。在他眼中：真正的政治成熟，在於一個政治家最大限度地保持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在信念的激勵下，清醒地判斷、審慎地行動。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他如此說道。
在馬克斯·韋伯的生命中，有兩位對他最至關重要的女性：一位是母親海倫娜，另一位則是妻子瑪麗安妮·韋伯。
今天，我們把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涂爾幹同列「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但是，必須公平地指出，如果不是瑪麗安妮的功勞，韋伯的著作不可能在現代社會科學領域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生前，韋伯也僅僅是德國以及歐洲眾多傑出學者中的一員，如研究韋伯的權威學者京特·羅特所言——「韋伯的聲音能否在喧囂的論戰中脫穎而出並且傳諸未來，還遠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當時名噪一時的社會學家奧特馬爾·施潘就宣稱韋伯不過是「一位走火入魔、躁動不安的人物」，擅長通過人格力量影響他人，「但是沒有人會認為他畢生從事的工作在身後能夠歷久長新。」施潘還武斷地認為：韋伯的時代已經結束，他的學科已經過時。
然而，瑪麗安妮堅信自己的丈夫是一個偉人，一位偉大的學者。1920年韋伯去世後，她用六七年時間整理、編輯韋伯留下的大量學術思想遺稿，相繼編輯出版了《政治論文集》（1921）、《學術理論論文集》（1922）、《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1924）、《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1924）。
其中，韋伯全面表述其社會學觀點和對現代文明本質的見解的巨作《經濟與社會》，在他生前仍未完成。1921年首次出版後，瑪麗安妮四年後又重新修訂該書。1998年國際社會學協會445名成員的投票結果顯示，《經濟與社會》被選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
《經濟與社會》原稿
除整理、出版韋伯的學術著作外，這位遺孀還完成了一部內容厚重的《韋伯傳》。這部保留著大量私人書信內容的傳記，為我們呈現出一個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掙扎的人間英雄形象——他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創造力所付出的努力，他和家族之間的代際衝突，夫妻之間的緊張，以及圍繞著他們的疾病和死亡。
在辛勞地完成這一切後，1926年瑪麗安妮給德國社會學家保羅·霍尼希斯海姆的信裡這樣寫道——「在我看來，韋伯的聲譽只是剛剛開始。人們在得到他的著作時會目瞪口呆的。我的生活就是為了使他永世長存。」
但是，瑪麗安妮絕非人們通常以為的那種隱在名人丈夫身後的「賢妻」。
她本身是一名有所建樹的學者，一位活躍的婦女活動家，曾擔任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據說，海德堡曾有兩個匠人聊天，一個問：「韋伯是誰？」另一個回答說：「是瑪麗安妮的男人。」
瑪麗安妮原為老韋伯家的一位遠親。1892年，22歲的瑪麗安妮到柏林接受專門的職業教育。在韋伯父母家的這次重逢，讓兩個年輕人彼此有了特別的情愫。之前韋伯曾經愛過母親家的一位遠房表妹。經過一番簡·奧斯丁小說式的誤會、道德迷茫和困頓後，韋伯和瑪麗安妮終於走到了一起。
因為親眼目睹了母親在婚姻中的被剝奪和不幸，韋伯從心底認同男女平等的觀念，是懷著一種要求兩性平等的自覺意識開始這場婚姻的。訂婚後，在給瑪麗安妮的信裡一邊稱呼她為「我的孩子」，一邊宣告「我們將自由而平等地站在一起」。
瑪麗安妮沒有受過正規的中等教育，僅僅在20歲左右讀過兩年女子寄宿學校。但婚後在韋伯的支持和鼓勵下，她在學術和組織、領導婦女運動上皆有成就。她的學術著作，甚至引起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和德國學者鮑爾森的關注，並和她進行了嚴肅的探討和爭論。
這是一段十分艱難、充滿挑戰的婚姻關係。在短暫的數年甜蜜生活後，韋伯就遭遇了最嚴重的精神崩潰，此後二十來年反反覆覆地受這一疾病的困擾。
但瑪麗安妮是一名意志堅強、勇氣非凡的女子。她從小就是在疾病和死亡籠罩下的嚴酷環境裡長大的。她一出生，母親就死於難產，身為醫生的父親不久又患上精神分裂症。韋伯病發後，她始終站在他身旁，以頑強的意志、清醒的頭腦面對婚姻的道德責任，和當時歐洲各種時髦先鋒的享樂主義思潮進行論爭，同時完成了一個女性的自我價值實現。
在瑪麗安妮之外，韋伯還和一名叫埃爾澤·賈菲的女性交往甚密。韋伯的研究者認為：埃爾澤是韋伯晚年的婚外情人，據瑪麗安妮描述，她「有著迷人的風度、機智的談吐」。
在「一戰」前，歐洲一些信奉弗洛伊德學說的新潮知識分子開始鼓吹「新倫理」，他們提倡性解放，反對一夫一妻的傳統婚姻。在這一派心理學家奧託·格羅斯的影響下，埃爾澤和她的妹妹成為這一「新倫理」的踐行者，並和格羅斯誕下了非婚生的孩子。韋伯成為這個私生子的教父。
韋伯的弟弟、學者阿爾弗雷德也追求過這位散發著「女巫」魅力的女性，並一度成為埃爾澤的情人。後因韋伯的「插足」，這段戀愛關係宣告終結，兄弟之間也因此一度失和。
此外，在瑪麗安妮為韋伯撰寫的傳記裡，還隱晦地提到了韋伯另一位比較親近的女性朋友——來自瑞士的女鋼琴家米娜·託布勒。
瑪麗安妮似乎冷靜、理性地處理了這些在她和韋伯二人之外的複雜情感，並和韋伯的女朋友們建立了穩固而長久的友誼。
在最傳統的排他性親密關係裡，被人們視作保守的、道德嚴格主義代言人的瑪麗安妮為何會如此行事呢？
在她寫的《韋伯傳》中可以找到解答——她很清楚，這些來自其他異性的友誼、陪伴和情感滋養，給韋伯精神的安寧、思想創造力的激髮帶來種種顯而易見的益處。
韋伯離世34年後，他的遺孀在他的情人陪伴下閉上了雙眼。
（參考書目和文章：《學術與政治》，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慧美譯；《馬克斯·韋伯傳》，瑪麗安妮·韋伯著，閻克文、姚中秋譯；《祛魅時代的學術與政治》，劉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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