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本文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視角引入對發展主義國家模式的分析當中，並對國家中心主義範式下對韓國國家自主性的強調提出了批評，作者指出發展主義模式依然是一種國家-資本聯盟，只有獲得了資產階級的支持，發展主義模式才可能有效運行。
作者在文章開頭梳理了學界對韓國奇蹟發展的不同解釋。總的來說，學界對韓國經濟奇蹟的學術解釋經歷了從市場中心主義向國家中心主義的轉變。由於韓國經濟奇蹟進入學術界討論的時間與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時代重合，因此第一批對韓國經濟奇蹟進行解釋的學者持市場中心主義範式，強調韓國政府有效利用市場力量。然而，韓國案例並不符合市場中心主義的假設，市場中心主義反對國家幹預，但是發展主義時代的韓國政府則對經濟運行實行了高度集中化的經濟指導計劃。因此，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家中心主義範式替代了市場中心主義範式，成為了學界關於發展型國家的主流觀點。國家中心主義範式強調國家調控的正面意義，認為韓國高效的國家機器與經濟指導計劃推動了韓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作者認為，國家中心主義範式雖然正確把握了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並沒有有效地說明韓國的發展主義模式與國家的經濟指導計劃的前提。國家中心主義範式認為韓國國家機器在國家具有獨立於資本的高度自主性，並在國家-資本關係中佔據絕對優勢。針對這一點，作者指出，韓國政府並不具備國家中心主義範式主張的高度自主性，並依然受到資本家階級的限制。
本文主張
作者認為，國家中心主義範式對韓國國家自主性的論證並不足以支撐其觀點。支持國家中心主義範式的學者（以下簡稱國家主義者）認為，以下三個條件使得韓國國家機器擁有獨立於資產階級的自主性，並有效推動經濟發展：
（1）韓國擁有一個高效、集中的官僚體系以高效地執行其政策，擁有較強的國家能力。
（2）韓國資產階級的規模與力量較小，無法有效制衡國家機器。
（3）韓國政府壟斷了金融信貸體系，因此可以有效控制資產階級。
作者對以上三個觀點一一進行了回應：
（1）韓國擁有高效，集中的官僚機器與較強的國家能力，作者承認國家能力對經濟奇蹟的發展十分重要，高效的國家機器使得韓國政府可以有效貫徹經濟指導計劃，並鎮壓勞工運動。在這點上，作者與國家主義者沒有分歧。
（2）韓國資產階級的規模並不小。與發達國家相比，韓國資產階級規模較小。但是從工業產值來看，韓國資產階級的規模與同時期許多發展中國家相當，另一方面，韓國的資本更加集中，這在邏輯上加強了資產階級進行集體行動的條件。因此，作者並不認同國家主義者的這一觀點。
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值
（3）韓國政府對金融信貸的壟斷增強了韓國國家機器對具體企業的權力，但是並不意味著韓國國家機器可以藉此控制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實際上，金融信貸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起槓桿作用，這意味著只有在商業預期良好，資本家有融資需求的時候，金融信貸才對資產階級有價值。如果經濟指導政策無法為資本家帶來良好的積累環境，國家對金融信貸的壟斷就沒有意義。因此，作者認為國家對金融信貸的壟斷不足以論證國家的自主性。
作者認為，在韓國發展主義時期，政府與資產階級形成了聯盟，樸正熙政權為韓國資本創造商業信心，助推資本積累。在商業預期良好的前提下，高效的官僚系統與對金融信貸的壟斷使得韓國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可以對資產階級實行有效管制。由於良好的商業預期，資產階級獲得了大量的利潤以促進資本積累，因此國家對具體企業的管制與懲罰不會導致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繼續支持發展主義。
經驗研究：韓國出口導向工業化（ELI）的興衰
為證明上述主張，作者對韓國發展主義時期的主要積累模式，即出口導向工業化（ELI）模式的建立與解體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在ELI模式建立初期，韓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獨自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因此選擇與國家合作。而在ELI模式的晚期，韓國資產階級擺脫了對發展主義國家的依賴，因此也不再容忍國家對市場經濟的管制，這最終導致了發展主義模式的解體。
ELI模式的興起
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60年代的韓國陷入進口替代工業化（ISI）模式的瓶頸，出現外匯短缺的困境。在這個背景下，日本製造業開始向外轉移，許多日本企業與韓國資本合作，推動韓國出口導向的輕加工產業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韓國政府對這一政策予以支持，形成了基於ELI模式的國家-資本聯盟。
在ELI發展模式的早期，由於企業規模小，如果要進入競爭激烈、高商品質量要求但是能夠帶來豐厚利潤的外貿產業，韓國資產階級的容錯率很低，於是資產階級選擇與國家結成同盟，以進入海外市場。在這一背景下，韓國政府壟斷了金融信貸資源，並針對企業制定嚴格的支持與獎懲制度，以推動發展主義模式。雖然發展主義模式下的經濟指導計劃對資產階級進行了嚴苛的限制，但是由於韓國資本得以進入利潤豐厚的海外市場，韓國資產階級並不反對這一政策。
ELI模式的解體
然而，出口導向政策的巨大成功與韓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最終導致發展主義模式走向了解體。作者認為，這一模式解體的原因主要有兩點：1、企業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才會容忍政府的嚴苛管制，隨著韓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這一條件逐漸消失。2、韓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之後，美國政府對其施加壓力要求韓國推動政治與經濟自由化。主流觀點認為，在70年代之後，許多企業接手了大量重工業並發展為大型財閥（chaebol），獲得了大量財富，這使得國家對企業的依賴性增強，並改變了國家-資本的相對權力。然而，作者認為只要財閥仍然需要國家的信貸與政策支持，國家就能夠維持對財閥的控制。真正使得資產階級開始試圖打破發展主義模式的前提是資產階級開始擺脫對國家的依賴。
作者指出，到了80年代晚期，韓國財閥在科研、信貸方面已經基本擺脫了對國家的依賴。到80年代末期，韓國的私人技術研發機構數量已經大大超過國家的研發機構、同時韓國資本與海外資本與私人銀行的聯繫也大大削弱了國家的信貸控制對企業的約束。另外，財閥通過橫向與縱向一體化減少了與其他企業（包括競爭企業與上下遊企業）協調的需求，這使得國家指導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
同時，美國的壓力也成為ELI模式解體的誘因。在冷戰時期，由於地緣政治上的考量，美國可以容忍韓國ELI模式下的貿易保護政策，但是當冷戰威脅消退後，美國就開始對韓國施加壓力。同時，在這一時期，韓國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同盟也開始出現裂痕，由於不滿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資產階級轉而選擇與美國結成聯盟。財閥以遊說方式支持美國的自由化主張，攻擊經濟指導計劃。最終，作為加入OECD的條件，韓國總統盧泰愚同意了自由化轉型。90年代初期，盧泰愚的繼任者金泳三希望抵抗自由化政策並限制財閥進入金融領域。這一政策招致了財閥的反對，1993年年初，韓國的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迅速下降。這使得金泳三向財閥妥協，進一步推動自由化政策。自由化最終導致韓國ELI版本的發展主義模式最終解體。
結語
本文將階級分析的視角帶回發展型國家的研究中，證明了韓國的經濟奇蹟並不意味著韓國政府擁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能力以使得其擁有獨立於資產階級的自主性或相對於資產階級的強勢地位。韓國特殊的發展主義模式擁有以下兩個前提：首先，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共同運轉一個高資本積累率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韓國資產階級支持發展型國家的前提。其次，韓國的國家精英有足夠的意願與國家能力以建設一個可以幫助資產階級高效完成資本積累的發展主義模式。
作者同時認為，階級分析可以為VoC（Varieties of Capitalism）範式的研究提供一些幫助。VoC範式的研究強調製度因素對資本主義積累動態與經濟主體相互關係的影響，而階級分析則更強調積累動態與階級因素對制度的影響。作者認為，應當允許兩大範式進行有效的學術交流與爭論，以促進雙方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