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是個超高智商的職業，在刀尖上行走，需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自律。那些超級臥底間諜，比比皆是「學霸」：
「20世紀諜王」理察·佐爾格，柏林大學經濟學士、漢堡大學政治學博士；
佐爾格最重要的助手尾崎秀實，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20世紀間諜王子」金·菲爾比，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歷史和經濟專業畢業；
……
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進入的克格勃（參見：普京的第一份工作）。
中共傑出的諜報員，也比比皆是出身名校名門。
中共情報工作的領導人周恩來出自南開大學。南開學校的創辦人嚴範孫和張伯苓一見到16歲的周恩來，就認定他是「宰相之才」（參見：周恩來密碼）。
周恩來慧眼識英才。他親自挑選和發展了很多名校精英，成為了傑出的情報員，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北大學子。
圖、為蘇聯領導人提包的克格勃特工普京
一、中共情報戰線的北大名諜
192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負責人潘漢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黨，曾擔任中共文委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等革命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協助周恩來做情報工作，創辦《新華日報》，並被毛澤東欽點為第一任社長，被稱為「中共第一報人」。
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王石堅，1933年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1937年經周恩來營救出獄，被委以重任，從1940到1947年在西安領導中共的北方情報系統，並負責聯絡和指揮著名的「龍潭後三傑」熊向暉、陳忠經、申健。
但連「龍潭後三傑」也不知道的是，周恩來在胡宗南部隊中，還布置有比他們三人潛伏得更深的一條線——胡宗南司令部機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電訊系）。蔣介石發給胡宗南的軍事部署、作戰計劃等電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過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堅聯絡和領導。
王石堅通過「龍潭後三傑」和戴中溶兩條線，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團的核心機密。
王石堅還以西安為中心，建立起一個連結平津保、山西、甘肅、東北等地的情報網絡，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
1947年9月，軍統特務在北平，使用美制電臺偵聽車和傳奇飛賊段雲鵬，偵獲了王石堅情報系統在北平的一部秘密電臺，順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堅。
這一次王石堅沒有經受住考驗，叛變供出了他掌握的情報網人員，牽連被捕達123人之多（龍潭後三傑在此前數月分別赴美留學而倖免），是中共情報戰線最慘重的一次損失，以後會另文詳述。
1938年畢業於經濟系的陳忠經，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一二九運動時是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1938年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來到陝西鳳翔，與胡宗南「見面歡敘，歃血為盟」，當了三青團首任西安市書記，1940年秘密參加了共產黨。經周恩來精心安排，陳忠經與熊向暉（清華大學中文系）、申健（北師大經濟系）三人構成了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最重要的一張間諜網，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舉一動，三次救了黨中央，被譽為中共情報「後三傑」（參見：周恩來的頂級臥底是怎樣煉成的）。
1940－1946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的金無怠（中間2年到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做翻譯），據說是受周恩來派遣，於1948年進入美國政府機構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長達37年，被認為是美國情報史上隱藏最深的間諜。
金無怠官至美國東亞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關係破冰過程中，使中國掌握了尼克森總統希望和中國建交的情報，迫使美國作出了許多重大讓步。美國方面評估他給美國造成的損失超過美國所有破獲間諜案的總和；金無怠則說：他對中國和美國的貢獻要以10億美元為單位來計算（參見：周恩來的戰略間諜：他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遠超過已偵破間諜案總和）。
……
周恩來親自發展、領導的北大學子中的傑出情報員，還有差點把八路軍的頂頭上司衛立煌發展為中共黨員的趙榮聲，抗日名將傅作義的長女傅冬菊。
圖、潘梓年和新華社同事於重慶
二、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紅色臥底
1935年入讀燕京大學法學院新聞系的趙榮聲，出生於一個四代翰林之家（這在中國1500年科舉史上可能僅此一例），1936年入黨，1937年春聽任教文學院的斯諾講訪問延安的見聞，心向神往，就帶著斯諾給畫的一張草圖，和十餘個同學前往延安。在延安，他們見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陳賡、女作家丁玲等人，因為聽斯諾講毛澤東菸癮很大，還特地帶了兩罐大前門香菸去拜望毛澤東。毛澤東和趙榮聲等在窯洞裡暢談抗戰和統一戰線等問題。
趙榮聲從延安回來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選調大批共產黨員打入國民黨內部。趙榮聲於1938年初被選派到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也就是八路軍的頂頭上司衛立煌處，擔任衛立煌的少校秘書。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負責同趙榮聲聯繫。
趙榮聲和衛立煌相處時，尋機宣傳中共的主張和政策，促使衛立煌抵制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行徑。一天晚上衛立煌和趙榮聲聊天時，突然提出想參加共產黨。趙榮聲不知如何回答，就說：「我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問問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趙榮聲：「回去告訴衛立煌，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做一個真正實行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國民黨員，這樣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比參加共產黨更大一些。」（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
後來劉少奇也找趙榮聲徹夜長談統戰等問題，但對趙榮聲想發展衛立煌入黨的事，批評說：「你的膽子不小，想挖蔣介石的牆腳。你知道不知道，這樣做不但對黨沒有好處，反而有危險。」
趙榮聲雖然沒有把這位國民黨上將發展入黨，卻促使他給了八路軍極大援助。
1938年4月衛立煌率部從河南往中條山轉移，趙榮聲建議取道延安。衛立煌到達延安時，中共中央組織百姓夾道歡迎，寫的歡迎標語足有三十裡。毛澤東親自主持歡迎大會，並設宴招待。
衛立煌大為感動，覺得沒有準備一份禮物。趙榮聲乘機進言：「我看這份禮送不送都不要緊，他們不是說八路軍急需槍彈、醫藥和夏服嗎?只要在這上面幫他們點忙，比送份禮有用多了。」
衛立煌到達西安次日，便批了一個手諭：「"即發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顆。」還指示說：「第二戰區的軍隊受我指揮，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樣看待。」又吩咐再發給十八集團軍180箱牛肉罐頭。
趙榮聲被譽為「做出特殊貢獻的紅色臥底」。
圖、衛立煌（前坐）和趙榮聲（左立）在抗日前線
三、『坑爹』女諜：我是毛澤東派來的
在上世紀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周恩來更以其個人的獨特魅力，影響了周邊不計其數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國民黨高層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個。
傅冬菊1995年回憶說：1941年她在重慶南開中學讀高中時，常到《新華日報》社去見周恩來，從那時起就特熱愛周叔叔。
潘梓年那時是新華社社長，周恩來情報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來的教導下，18歲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隨共產主義，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號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還是中共組織的引導，傅冬菊一開始就幹起了情報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把國民黨的一些機密情報和重要文件，提供給中共地下組織，或交給周恩來。
1942年，和楊振寧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聯大。
在西南聯大，傅冬菊沒有走楊振寧、李政道那樣的科學救國道路，而是積極投入學運，成為中共地下組織「據點」的成員。
圖、1946年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左一為傅冬菊
1.扭轉華北戰局
1946年傅冬菊從西南聯大英語專業畢業。當時國共內戰，傅作義出任國民黨華北地區指揮官，率部連克集寧、大同、張家口等重鎮，擊敗中共聶榮臻所部和楊羅耿兵團，華北解放軍10萬人馬喪失大部。
在這國共勝敗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共組織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親』，就此留在傅作義身邊。
傅作義將最重要的機密放在寢室的保險柜裡，開保險柜不迴避愛女，但保險柜的鑰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裡，晚上放在枕頭下。
傅冬菊知道保險柜的密碼，為了再拿到鑰匙，就打五歲的小弟弟傅恆的主意：她買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筆交易，讓他從父親口袋取出鑰匙交給她來換巧克力糖，還要弟弟拉勾發誓永遠保守秘密。
等傅作義回到家，傅恆就爬到爸爸懷裡，撒嬌要爸爸講故事，乘機拿走傅作義口袋裡的鑰匙，交給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開保險柜，拿到了傅作義最重要的軍事文件，用照相機拍攝下來交給中共組織。
中共華北野戰軍掌握了傅作義的軍事部署、計劃、戰略意圖等最重要的機密，逐步扭轉了華北戰場的不利局面。聶榮臻在回憶錄中，高度評價傅冬菊的作用，稱她提供的情報為「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
2.不讓傅作義集團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義召集軍事會議部署奇襲西柏坡，散會後傅冬菊－崔月犁情報系統(崔月犁時任中共北平學工委秘書長)就得知了這一情報。
崔月犁冒著機毀人亡的危險，在上午開機發報給中共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劉仁又發來特急電報給中央。晚12時許，這份十萬火急的情報送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手中，從而挫敗了蔣介石、傅作義的這一重大圖謀。
1948年11月國民黨軍在遼瀋戰敗、失去東北後，蔣介石命令傅作義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義向傅冬菊透露，要全軍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過地下黨組織，發急電報告給毛澤東。
如果傅作義的50萬軍隊撤往江南，將給中共奪取全國勝利帶來巨大困難。
華北野戰軍尚無能力向傅作義集團發起大規模攻勢並阻止其從海路撤退，而東北野戰軍剛結束戰鬥，原計劃休整三個月再進關。
毛澤東接到傅冬菊的情報後，立即改變計劃，於11月16日、18日連電林彪，嚴令東北野戰軍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兩天內）進關，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義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勸阻傅作義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勸阻傅作義撤往江南，說蔣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沒有前途。傅作義與傅冬菊談得不歡而散，但在女兒勸說下對南撤一事猶豫不決。
3.截斷傅作義撤往綏遠的退路
傅作義的另一條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據地綏遠。這也會給華北戰局帶來諸多變數。
11月27日，林彪率東北野戰軍大舉入關，其中一路會合華北野戰軍，攻打傅作義退往綏遠的必經之路張家口。
傅作義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軍馳援張家口。
傅冬菊從傅作義的保險柜中，取得了這一情報。
12月7日，得到情報的中共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將傅作義的35軍圍困在新保安。
傅作義見勢已無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後急忙報告了毛澤東。
於是毛澤東命令對新保安「圍而不打」，以拖住傅作義。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軍包圍了天津及塘沽，傅作義再無可能撤往江南。
國民黨方面認為：傅作義由於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質，從而葬送了華北及50萬大軍。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圍，傅作義成了籠中困獸，痛苦得「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傅作義老部下張新吾著《傅作義傳》）。
傅冬菊趁勢勸父親求和降共。
傅作義對共產黨並無幻想，這時形勢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
由於傅冬菊的情報，中共方面對傅作義的思想動態掌握得一清二楚，便遲遲不理會他的求和，一定要把這位幾乎消滅了華北野戰軍、差點端了中共指揮中樞的抗日名將整治得服服帖帖。毛澤東說，要讓全中國看到是他打敗了這員名將。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後，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義的求和。
中共中央、毛澤東與傅作義的和平談判，大半是通過傅冬菊這一渠道進行。
傅冬菊對傅作義在和談期間的動態、情緒變化，具體到徘徊觀望、怎麼睡不好覺，如何在屋內焦慮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裡咬等等細節，都及時作了匯報。
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談判的主導權。就在傅作義接受中共方面的條件，於1949年1月21日籤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的協約》後，毛澤東決定再狠狠敲打傅作義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辭極其嚴厲的《最後通牒》：「（傅作義）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來的這份《最後通牒》，深知傅作義「士可殺不可辱」的脾氣，害怕他看到後一怒變卦，讓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將《最後通牒》放在傅作義辦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份《最後通牒》，傅冬菊才將原件交給傅作義。
傅作義當即痛罵傅冬菊「不忠不義不孝，兩姓家奴」。
但無論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當時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還要超過林彪的東北野戰軍五十萬大軍。
當傅作義問她是誰派來的時，傅冬菊說：她是毛澤東派來的。
圖、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
中共情報戰線的北大名諜，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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