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當年國慶遊行指揮部「廣場組」成員們驕傲的是，年年10萬人的組字，竟然從來沒有出過錯。10萬人練成了一個人，這確乎是個奇蹟
73歲的李永明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
自從14歲那年，他來到這裡參加開國大典，他已經不知來過這裡多少次，但是這一次，前所未有的，進入廣場需要安檢。
他很理解，因為此時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只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了。
雖然已經退休10餘年，但李永明只要有機會就到天安門廣場看看，回到這裡仿佛是回家的感覺。「這裡有多少根燈杆，距離有多遠，我心裡都有數的。」從1958年開始，李永明年年參加天安門廣場的國慶組織工作，他曾是國慶節活動籌備委員會「廣場組」的一員。
他覺得，天安門廣場總體還是沒大變化，只是，「這裡北京人少了，外地人多了。」
天安門廣場上，遊客們熙熙攘攘，忙著拍照留念。他們並不知道廣場上每根燈杆間是多少距離，更不會留意腳下，在那些廣場方磚上，曾經有用白漆寫成的數碼――時間流逝，那些數字早已剝落，今天又有多少年輕的北京人注意到它們？
10萬人組成世界第一廣場上巨大畫幕
1959年的國慶節那天，北京劉海小學的小學生溫飈站到了天安門廣場。她是廣場10萬名組字大軍的一分子。按照老師的要求，每名參加組字的學生對應一個方磚中的數字，站在一塊方格磚中。「記得當時是聽口令，喊『一』時，舉這種顏色的花，喊『二』時，舉另一種顏色的花」。
站在廣場上舉花的學生們，並不知道自己這「一」「二」變換之間，會顯出什麼樣的圖案變化，但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人們，看得一清二楚。當時，電視機還不普及，但人們可以從事後放映的紀錄片中看到這驚人的景觀：在這東西長274米、南北寬232米的由人舉著的花束組成的巨大畫幕上，剛剛還是國徽的圖案，瞬間一波翻卷而過，變成了「毛主席萬歲」的紅底金字。
在長達兩個小時的國慶遊行之中，組字的圖案會隨遊行隊伍的不同而變換。如果是工人方陣走過來，組字的圖形是一隻鐵水奔流的鋼爐，而農民的方陣過來，圖案就變成麥浪滾滾了。
實際上，這種壯觀的組字陣形，是在1959年十年大慶時才正式亮相的。以前，每年國慶遊行時，廣場上只是站滿了舉著旗子和花束的人們，他們一般是在長安街上的遊行隊伍快走完後，也轉到東長安街上，參加通過天安門的遊行。從1957年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們被組織起來，舉著花束組成「國慶」兩個大字，據當年的「廣場組」負責人青韋回憶，這一改變，「受到中央領導和觀禮貴賓們的好評」。
1959年，為迎接十年大慶，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面積擴大到今天的規模，成為世界第一廣場。廣場周圍也建起了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為籌備那一年的國慶大典，當年6月，國慶節活動籌備委員會就開始上班了。當時定下的方案是：廣場裡要站10萬人，其中，廣場最北端的是少先隊員，手持鮮花和小彩色氣球；廣場中央是組成國徽圖案的學生，而國徽兩側是工人組成的「1949」「1959」數字圖案；國家機關和城區組成的隊伍則在廣場西側和東側用彩花為國徽圖案鑲邊。
從小鉛字模變成真人
這樣大的組字場面，「廣場組」的人們此前從未經歷過。青韋回憶道，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圖案是給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和貴賓們看的，從那上面來看天安門廣場，有15度的視角，這個圖案該怎麼擺，才能圖形正確、效果圓滿？會不會變成一個壓扁了的「雞蛋」？
既然誰都說不好，他們就決心用笨辦法，按現場的尺寸縮小比例，先搞個模型出來。根據初步計算，組成國徽需要兩萬人，負責設計的人員就用圓規在圖紙上一個個畫出兩萬小圓圈。手工畫兩萬個小圓圈是什麼感覺？當時做這項工作的人說，「畫著畫著眼前的小圈圈都『立』起來了」，他們不得不停幾分鐘，再畫。
畫好小圓圈，他們用一個投影儀，將國徽的圖案按15度角打在圖紙上，然後按國徽的顏色著好色。然後，還要在圓圈上擺上東西，代表人站在圓圈上，這才有立體感。用什麼來代表呢？他們想過用跳旗子、用小木棍，最後想到的，是用排版車間裡的4號鉛字來代表人。
當時「廣場組」的人們選用鉛字，是發現這東西尺寸合適，在沙盤上能立住，而且它又現成，有成千上萬，只要染上不同顏色擺在相應位置，就行了。不想到了實踐中，這種擺放也費心費力，千辛萬苦。他們按照圖紙，一個個如擺多米諾骨牌一般小心翼翼碼放，一不留神就會碰倒一片。好不容易幹了七天七夜接近完工時，一個粗心人碰了下桌子，譁啦啦全部倒得一個不剩，只有重來。
終於，模型擺成了，讓遊行指揮部領導站在15度角的位置來看過去，國徽圖案大體呈現了出來。大家都很興奮，下一步工作是把這數萬小鉛字組成的模型變成真人組成的陣勢。廣場隊伍的10萬人，除去鑲邊和兩側及北部的少先隊員，核心圖案需要5萬多人構成。這就要在廣場上把5萬多塊方磚編好號碼，用白漆寫上，這又是一項工作量巨大又繁瑣細緻的工作。
再接下來，是要組織人站在方格裡了。在當年的參與者、燕山石化的原宣傳幹部何其祥的印象中，原以為這該不太難，「在圖案設計、組織方案、物質準備都已落實的情況下，原想只需各分指揮部叮囑各基層單位，按總圖分割給各單位的任務分別交代清楚就行了。告訴群眾排隊時，你們單位站在國徽的哪一部分，誰挨著誰別搞錯位置，前後左右都有誰，手中舉什麼顏色的花球，而且自己左右手的花球不要交換，舉花時更不能隨大溜，一定要看清自己應動作的信號才舉花……」
到了實踐中，何其祥說，「誰知這樣做的結果是費力不討好。分割到某一單位的只是圖案的一部分，幾十人幾百人也擺不出個形來，無論你怎麼講每個人在國徽中所佔位置的重要性，舉花人並不了解圖案的整體形象和與自己位置的關係。群眾聽得都昏了頭，眼看節日臨近，各分指揮部都急得吃不下睡不著。」
這時，青韋的一席話，讓大家突然開了竅。青韋說：我們要群眾記住組織國徽圖案的事情太複雜了，他們並沒有參加我們的全部設計工作，沒有我們的思想認識，我們把人都說暈了，反倒變成傻子了……
「啊，我們能不能叫『傻子』也能把國徽圖案組織成功呢？」大家突然明白了，應該把所有的複雜工作放到設計和組織工作的細節中完成。也就是說，所有的設計細節，最後落實成每一塊方磚對應的號碼與信號，每個組字隊員發一張卡片，上面寫著站點的位置是幾排幾號，這個位點上有幾種花，信號旗語的種類(準備、舉花、放花、坐下等)，群眾只要知道「見信號舉花」就行。這樣的動作，就算是個臨時的替補隊員，也做得下來。
簡單的動作與緊張費力的訓練
林曉是在1970年參加國慶的組字的。那年，她上初二。她記得，很簡單的動作，當年練習了很久。學校發下來可以打開合攏的花束，每天在那裡練習舉花和放下花。她記得要求手要舉到1米56的高度，恰好是班主任的身高高度，這位老師就一一走到每人面前用頭來校正大家的手臂高度。
真正到了廣場上，是看燈杆上的信號旗來指揮，舉什麼花，放下什麼花。大家只要記住自己眼前的信號旗就行了。每天舉花，放下……對於每一個具體同學來說，其實相當枯燥。每個人並不知道天安門城樓上的人會看到什麼效果，但是，他又不能出一點錯，用老師的話來說，一個人出了錯，就會讓幾萬人的效果受影響，這關係著集體的榮譽，更是國家的形象。所以，一定要有這麼長時間(長達數月)的集體訓練。
這支組字大軍，平常分散在各學校各單位訓練，真正的全體合練預演，只能在國慶那天早上8點，即遊行前的兩小時進行，因為這支隊伍實在太龐大了，平常幾乎沒辦法全部聚齊。而如果沒有預演過一遍，沒有看到實際效果，指揮部的人心裡總是不踏實。
所以，實際上組字的隊伍是所有參加國慶遊行的隊伍中最辛苦的。他們被要求早上6點半就到達廣場，8點鐘要開始預演，這樣，他們要四五點鐘就得起床。而他們一直要站到12點以後，所有的隊伍都走完了才能散場，又是走得最晚。
到了國慶早上8點的時候，遊行指揮部的總指揮辛毅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效果。如果他說，「不行，有幾處錯誤」，下面就得趕緊查找糾正。有一年，一支來自工廠的隊伍進入廣場時站錯了方向，將隊尾站到了隊首的位置上，結果怎麼演練，上邊都說有一條有錯，圖形不對，下邊的人在人山人海中反覆查找，急出了一身汗，才終於找到了那一條隊伍。
如果實在找不出怎麼辦？青韋回憶說，他們的最後備用方案，是將所有的花朵一同舉起，來個「百花齊放」，但這是最後不得已的做法――不過，這種情形從來沒有出現過。
10萬人練就一個人
1959年國慶，當10萬人組成的圖案在天安門廣場首次亮相時，贏得天安門城樓上領導人和嘉賓們的一片掌聲和喝彩。讓「廣場組」的成員們驕傲的是，年年10萬人的組字，竟然從來沒有出過錯。10萬人練成了一個人，這確乎是個奇蹟。也難怪，青韋回憶說，有一年，越南的領導人看完了中國的國慶遊行後，專門派人來「取經」學習。
回想起當年參加組字，溫飈對於當時怎麼練習的已經記不太清了，但記得當年不是人人都能參加的，「只挑學習好的好學生，什麼中隊長大隊長之類的。」而她印象更深的，是遊行隊伍都走完後，廣場上的少先隊員湧向天安門的那一刻。
這個時候，少先隊員們歡呼著向前衝，隊伍常常有些混亂――如果讓孩子們是排成很整齊的隊伍齊步走，有當年國慶遊行的組織者回憶說，也會顯得熱情不足，所以，大家跑起來也不太管。不過，這樣就有些危險，「老師在這時候就特別擔心，同學們經常有丟鞋、丟帽子丟眼鏡的」，溫飈說。而李永明回憶說，每年國慶完了，廣場上都會撿到一兩卡車的鞋。
林曉記得，那年參加組字，自己站的位置離天安門也太遠了，城樓上的人無論如何也看不清。她和同學們都寄希望於最後的湧向天安門――參加了這麼久的國慶活動，怎麼也得見到毛主席啊！
那一年，她隨著隊伍向前跑，離天安門越來越近，邊跑邊往上看，城樓上似乎有幾個人站得比較靠前，其中有一人，個子高些，前額也比較寬，應該就是毛主席。一想到，十有八九她見到了毛主席，她一下子就激動得熱淚盈眶。(黃艾禾）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