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朱紹傑
9月15日，「新中國雅集——《百花齊放》及其作者畫展」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展出了一件巨幅集體創作作品：《百花齊放》。其他展品還包括參與創作的畫家們各自富有代表性的中國畫花鳥題材作品、文獻等。
《百花齊放》創作於1956年。這一年初秋，武漢市美術家協會組織中南美專（廣州美術學院前身）、華中師大美術系的教師，以及中南地區老中青知名畫家共26人，用一個多月時間，集體創作了這件巨幅花鳥作品。
畫作全部完成後被專程送往北京，請郭沫若題寫了「百華（花）齊放」四字。該作寬402釐米，高173釐米，嚴謹的花鳥造型與寫意手法相結合，細節與局部統一在主題之下，畫面恢宏而有氣勢。
該作品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絲寶集團董事長梁亮勝收藏26年來，這是第一次對外展出。出席展覽開幕式的廣東省美協主席、廣州美術學院院長李勁堃表示，這次展出為廣東美術、尤其是廣州美術學院早期歷史的研究和梳理提供了極具意義的文獻和藝術價值。
巨幅彩墨
1956年9月3日，《長江日報》附圖介紹了一幅巨幅彩墨畫，由時任《長江日報》美術編輯的魯慕迅為其撰寫了 500 餘字的說明文字。文字不多，卻是有關這幅畫最早最準確的記載。
「武漢市國畫界為了對黨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表示熱烈擁護，集體創作了巨幅彩墨畫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圖。」
「參加創作的有蔣蘭圃、謝竹村、關山月、黎雄才、張肇銘、端木夢錫、王霞宙、張振鐸、聞鈞天、徐松安、黃松濤、趙合儔、湯文選、吉梅魂等二十六位畫家。 」
「張肇銘、黎雄才自始至終都能照顧全局，關心每一個人畫的每一部分。」
從當時的報紙影印件可以看到，作品發表在《長江日報》上時還沒有題款。1956年10月11日，由新中國文藝界領軍人物郭沫若題寫了「百華齊放 武漢國畫家廿六人合作於中南美術專科學校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郭沫若」，這幅畫才告完成。
這幅以傳統花鳥畫為表現形式的巨幅國畫，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作品，當時已獲反響。是年秋末，在湖北省第一屆美術展覽中被評為特等獎。據參加此畫創作的鐘鳴天回憶，日後有專題報導發表在《長江日報》上。後來，長江文藝出版社還將其印成尺幅為三開的年畫，在全國發行。
時代雅集
在過去，「百花」題材中國畫，往往可見集體創作的形式。合作繪畫的方式在古代花鳥畫史中也有先例，文人畫家在雅集筆會時，偶然會共同完成一件作品，但是流傳有序且有記載可考的作品並不多。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常務副館長胡斌認為，新中國成立後，在20世紀50年代像這樣以「百花」為題材的合作畫並不少，但參與畫家多達26人的合作則實屬罕見，堪稱「新時代的雅集」。
此26人有來自嶺南的關山月、黎雄才、楊之光等，亦有武漢的花鳥畫家張振鐸、王霞宙、張肇銘、湯文選等，他們每一位都是中南地區能夠獨當一面的年富力強的畫家。
事實上，這幅畫從構思到創作完成，雖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其中經歷了設計草圖、反覆修改、分工合作的艱難，遠沒有自發的文人雅集那般輕鬆寫意。
在當初的文字記載和部分主創者隻言片語的回憶中，後來的研究者可以了解一點這幅畫的創作細節。參加創作的鐘鳴天談到：
「最初黎雄才先生提出以松樹為主體，作為這幅大畫的支撐。為避免單調，又由關山月先生加了紅棉花。」
擅長鳥禽的趙合儔先生畫了八哥、鵪鶉、乳鴨和一些小鳥。多年後還和弟子談及創作過程：
「 畫乳鴨而不畫大鴨子是避免和與前面的鴛鴦體型接近，顯得雷同。幾隻乳鴨神態各異，特別是那隻站起來的鴨子，撲扇著翅膀，伸長脖子望著對岸，與對岸的群鳥產生呼應，顯得生動。」
為了完成組織交付的任務，他們需要協調個性與集體、分歧與統一、細節與整體之間的關係，這既考驗他們各自的繪畫功底，亦考驗他們的合作能力和集體精神，這種精神也是那個時代藝術所特有的情感面向。
南方風來
展覽還特別搜集、整理和展示了畫作創作相關的歷史文獻。1949年後，新的歷史條件給予中國畫藝術家更為廣闊的藝術天地，而山水花鳥題材在如何表達時代新需求的問題上，遇到了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1956年，「雙百方針」不僅令文藝界迎來發展的春天，更為中國畫的花鳥題材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據，「百花齊放」一時成為花鳥畫界最流行的題材之一。1956年至1959年間，百花畫與百花詩蓬勃湧現，而關山月等畫家在「雙百方針」提出後不到四個月，就集體完成了《百花齊放》，體現了他們對花鳥畫轉型時機的敏銳觸角。
1956年7月，由黎雄才繪製的山水畫巨製《武漢防汛圖卷》展出。他的畫作完美地解決了當時國畫家共同面臨、亟待解決的幾個關鍵問題：如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如何反映現實生活、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有研究者認為，花鳥題材的《百花齊放》與山水題材的《武漢防汛圖卷》，都可見出中南地區國畫家，尤其是嶺南畫派的繼承者們，為傳統中國畫轉型、革新提供的經驗。
傳奇重現
《百花齊放》完成後不久的1958年，中南美專的主體便從武漢南遷至廣州，並更名為「廣州美術學院」。創作者亦分散於南北兩個城市，這幅巨作和一段集體回憶，幾近淹沒於翻湧的時代浪潮中。
在2014年第4期《武漢文史資料》中，刊有張明建《<百花齊放圖>的創作故事》一文，提到此畫。依其所述，這幅畫曾長期陳列在中蘇友好宮（原武漢展覽館），1967年前後，有人看見此畫曾被捲起丟在美協辦公室的地下。
收藏者梁亮勝在廣州展覽開幕的致辭中，回憶起重新發現畫作的經過：「1994年，有人說從廢品收購站的舊報紙裡發現了一幅畫，問我要不要看看。拿到我們在武漢的辦公室時，是用報紙包著的紙片，隨後我們在地毯上拼了半天，竟然看到了一幅氣勢磅礴的花鳥畫！上面還有郭沫若先生的的題字……」
1999年5月，梁亮勝專程派人攜畫到北京，邀請參與者之一的畫家湯文選補題了200多字的說明，作為跋語重新裝裱。其題跋中，在魯慕迅當年簡介內容以外補記了「復請郭沫若先生題寫百花齊放四字」。
補遺歷史
2004年，梁亮勝為《百花齊放》出版畫冊。湯文選在為畫冊作序時，認為「該畫無論是從藝術上還是美術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而同仁鐘鳴天在《序二》中回憶了創作時的一些具體過程：「開始討論時，人到得很齊，以後的討論和反覆勾畫草圖，就是黎雄才、張肇銘、王霞宙、張振鐸、端木夢錫、趙合儔、黃松濤幾位老畫家。」
雖然此時大多數參與創作的畫家都已辭世，但作品所承載下來的歷史信息，卻因為當年的幾位創作者重聚而獲得延續。
在他們的回憶中，研究者能夠清晰地知道：
「蔣蘭圃畫玉蘭，謝竹村畫錦雞，關山月畫紅棉花和花間的小鳥，黎雄才畫松，張肇銘畫牡丹和秋海棠，王霞宙畫芍藥和蝴蝶，張振鐸畫鴛鴦、鴿子，端木夢錫畫梅，聞鈞天畫菊，湯文選畫飛燕，徐松安畫山石，趙合儔畫八哥、鵪鶉、乳鴨和一些小鳥，曹立庵畫坡岸，楊之光、何磊畫蘭和山花，鄧少峰畫月季和芙蓉，鐘鳴天畫竹葉。」
參加創作的除魯慕迅文中所提的 14 人以外， 還有鄧少峰、王文農、方康直、武石、楊之光、何磊、呂聖遺、曹立庵、鐘鳴天等 9人。 只是事隔多年，還有三位畫家的名姓難以記全，無法湊足26人，略有遺憾。
郭老題款
時至今日，這幅巨作仍為後人帶來新的信息。
近年來，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與北京郭沫若紀念館團隊著手編撰《郭沫若年譜長編》，期間尚未接觸到有關《百花齊放》的資料。她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郭沫若手書「百花齊放」無數，但在中國畫上作題款此四字，是第一次見。
書畫家溫尚光認為，郭沫若雖然不是畫的作者之一，但其題款令作品的影響力有所提升。1956年的介紹文字原本用「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圖」，表現對「雙百方針」的響應，但或是出於布局考慮，郭老的題款僅用了「百花齊放」四字。
在郭平英看來，父親生前就和許多國畫藝術家聯手完成過題畫作品，他在筆墨中融入了自己對中國書畫藝術的理解，及對藝術家們的友情。
目前，郭沫若紀念館已將郭沫若題《百花齊放》的手跡，連同作品的全貌一起補入《郭沫若書法全集》。郭平英告訴記者：「這件題畫墨跡的收入，既是對《郭沫若年譜長編》史料空缺的彌補，也為《郭沫若書法全集》再增一亮點。」
如今站在畫作前，郭平英聯想到，1955年6月郭沫若同齊白石、何香凝等14位畫家為呼籲世界和平而共同創作的《和平頌》。她感嘆道：「《和平頌》與《百花齊放》這兩件巨製，堪稱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書畫作品中尺幅之宏闊、合作者之眾多的『雙絕』。而前者一早就獲得歷史的殊榮，對後者的知悉與宣傳可是太少了。」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鄧瓊 孫磊
審籤 | 梁澤銘
實習生 | 羅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