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慈蘭爬上七樓，敲了幾下門，家裡沒有任何動靜。
掏出鑰匙，打開門的一瞬間，她差點沒有叫出聲來：19歲的兒子朱斌懸在客廳的吊燈上，一動不動，脖子上的繩索觸目驚心。她大聲哭喊著衝過去，放下兒子，但兒子的身體已經冰涼，沒有了呼吸。
「生活太累了……」這是朱斌告訴家人他為何選擇自殺的原因。
正像他日記中所寫的那樣，在朱斌的同學眼中，他是個較為孤僻的人。 「他幾乎沒有什麼很要好的朋友，從來都是獨來獨往。」他現在的同班同學李明說。
朱斌在日記中寫道，初中的時侯，父母將他送到伍洛中學是個錯誤，讓他徹底開始自暴自棄。在同學張鴻的印象中，朱斌在伍洛中學讀了大約一年之後休學回家，其後大約兩年時間內，都沒有到學校上課，「他好像一直在外面混。」
忙於生意，朱四海夫婦倆對孩子近年來的印象是模糊的，他們的記憶更多停留在兒子小時候。
7月29日，農曆六月初八，是朱斌19歲生日。朱四海夫婦倆幾乎忘記了這一日子。
朱斌留下了大概一百多張照片。大多數照片中，戴著近視眼鏡的他顯得陽光、文氣，但很少能看到笑容
兒子已去世多天，44歲的朱四海仍感覺自己生活在夢中。
「經常半夜被響聲驚醒，以為是兒子回來了，睜開眼睛，只有漆黑一片。」
8月19日中午，雲夢縣雲臺路水果街。炎熱的天氣曬得地面發白，水果批發店的商戶們躺在屋簷的陰涼下無精打採。
在水果街的正中，有一間水果門面，門前沒有擺放任何水果。
商鋪的裡間沒有窗戶，屋裡漆黑一片，店主朱四海坐在床沿上，妻子張慈蘭睡在床上，夫妻倆都不說話，不動，像兩尊雕像。
自兒子死後，夫婦倆一直持續著這樣的狀態。
相隔僅幾百米的白雲小區7樓，是他們一年前買下的房子。8月15日，朱四海19歲的獨子朱斌就吊死在客廳的吊燈上。
中年喪子，朱四海說，「別人的生活是越來越寬，而我們是越來越窄。」他用雙手在自己的胸前比劃著。
處理完兒子的後事，夫婦倆把生活用品從家裡搬了出來，住到了租的門面房裡，東西堆了滿滿一屋子。
在親人的勸說下，他燒掉了兒子生前的所有東西，除了一沓照片，「這是唯一的紀念，想他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看看。」
8月15日晚上9點左右，張慈蘭在隔壁的水果店買了一點桃子和葡萄，又拿上自己店裡剩下的幾個蘋果，準備帶回家給兒子朱斌。
她已經兩天沒見到兒子了。
朱斌今年剛剛升入高三，從7月9日開始，他就讀的雲夢一中就開始補課。
往常這個時間，朱斌應該還在學校上晚自習。但走到家門口的時侯，張慈蘭覺得有點奇怪，她在小區的院子裡看到了兒子平常上學所騎的紅色電動車。
她爬上七樓，敲了幾下門，家裡沒有任何動靜。掏出鑰匙，打開門的一瞬間，她差點沒有叫出聲來：19歲的兒子朱斌懸在客廳的吊燈上，一動不動，脖子上的繩索觸目驚心。
張慈蘭大聲哭喊著衝過去，放下兒子，他的身體已經冰涼，沒有了呼吸。
8月19日下午，朱四海從枕邊找出兒子生前的照片，整整有上百張，他一張張地翻看著。
照片中的朱斌高大帥氣，戴著近視眼鏡，顯得陽光、文氣，但很少看到笑容。
其中一張，朱斌站在深圳的海邊，雙臂環抱胸前，眼睛望著前方，眼神沉靜，背後是蔚藍色的大海和海中嬉戲的人群。
「這一張照得最帥。」朱四海說。
日記
在事後的調查中，雲夢當地警方在其家中找到了朱斌生前的日記本，在日記本的最後一頁，他寫下了遺書。
遺書用藍色水筆寫成，寥寥百餘字，字跡潦草。
「生活太累了……」朱斌在遺書中告訴了家人他為何選擇自殺的原因。
這是一個藍色封皮、仿線裝的日記本，封面上印著一個大大的「蘭」字。
日記本的最後幾頁被撕掉，看得出來，這份遺書朱斌寫了多次。「可見當時他的心裡經歷過複雜的鬥爭。」一位參與調查的人士分析。
遺書沒有落款，只是在最後寫下了大大的「絕筆」二字。
在遺書中，朱斌說自己感覺生活太累。他還提到，自己一生「險」了三次，「其中最危險的一次，幸有人救了我。」「也許那一次就不該被救活，這次誰也無法救我了。」
在遺書的前面還有他幾年來的日記，他在記錄上異常混亂，時間上沒有邏輯性，每篇都只有幾句話，字寫得很大。除了時常會用到一些生僻的文言文，他還經常寫錯別字。
在一篇日記中朱斌提到，自己性格孤僻，感覺難以融入社會。緊接著一個「需」字後，突然頓筆。
朱四海夫婦倆始終想不通，兒子的生活壓力究竟來自哪裡。
自從他倆開始做生意，家庭的經濟狀況已有所好轉，並已在縣城安家。兒子的學習成績始終在班上維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考個二本學校不成問題。」
張慈蘭回憶，出事前幾天，兒子曾向她提及過，想休息幾天，不想補課了。「其他學生都在補課，我怕他落後，沒有同意。」
補課期間，學校曾放過一個星期的假，朱斌獨自一人乘車到武漢，在武漢大學整整玩了一天。當天回來之後，他就對家人說，一定要考上武漢大學。
他還想過到蘇州和杭州散心，但因為沒有買到火車票，最終放棄。
打架
正像他日記中所寫的那樣，在朱斌的同學眼中，他是個較為孤僻的人。
「他幾乎沒有什麼很要好的朋友，從來都是獨來獨往。」他現在的同班同學李明說。
但在李明眼中，有時朱斌也會表現出來他的另一面。在與熟人交流時，他偶爾也會講出幾個冷笑話，「不過大家都覺得不好笑。」
李明還說，朱斌的性格有較為明顯的兩面性，一般情況下，他不與其他人講話，但另一方面，他脾氣暴躁，稍有不對，有可能馬上會爆發，聲音很大樣子很兇，「有時也讓人感覺很害怕。」
有一件事情，熟悉他的同學印象都非常深刻。
有一次，朱斌和同學一起到食堂吃飯。他給同學佔了一個座位。另一個同學到食堂後，想坐這個位置，朱斌一句話沒說，直接拿起板凳砸向了對方的頭部。
他還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
有一次考試，老師站在他後面看他做題，指出了他的錯誤，批評了他幾句，朱斌即刻發火，與老師發生爭吵。
雲夢當地警方調查後稱，朱斌此前有過精神方面的疾病，其家人還帶他到武漢和孝感等地去看過心理醫生。
對此，他的家人並不承認。
復讀
朱斌今年19歲，與同班多數同學相比，他的年齡偏大，因為他讀過兩個初中。
據他的初中同學張鴻說，朱斌小學畢業後，父母為了讓他能受到嚴格的教育，將他送到了雲夢縣伍洛鎮的中學讀書，這是一所寄宿制的學校，從此，他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朱斌在日記中提到，父母將他送到伍洛中學讀初中是個錯誤，讓他徹底開始自暴自棄。
在張鴻的記憶裡，朱斌在伍洛中學讀了大約一年之後休學回家，其後大約兩年時間內，都沒有到學校上課，「他好像一直在外面混。」
兩年之後，在父母的安排下，朱斌進入了雲夢一中附屬中學重新開始讀初一。復讀後的朱斌感覺就像變了一個人，「學習刻苦得讓人害怕。」
那時候，他每天抱著書本，除了吃飯的時間，幾乎都在看書。成績總是穩定在班級十餘名。
在他的初中老師看來，朱斌雖然刻苦，但是成績總得不到很大的提高，「他不是一個天資很好的學生。」
因為他年紀較大，而且，當時他的身高已到了一米七以上，是班上個頭最高的學生。
班上選舉班長，全班共60個同學，有50票投給了他。
張鴻清楚地記得，當選的當晚，老師不在，朱斌像個領導一樣走上講臺，對全班同學「訓話」，希望大家以後能配合他的工作。
「他那時好像與其他同學沒什麼不同。只是比一般同學都成熟，當其他同學還在追星時，他關心的已是國家大事和時事政治。」
熟悉他的同學認為，有可能是學業的壓力導致了他後來性格發生的巨大變化。
在湖北人口密度最大的雲夢縣，每年大約有4000餘名學生高中畢業，考上大學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在雲夢一中周邊的小區裡，有大量學生家長在校外租房陪讀。自從朱斌自殺事件後，學校停止了補課，但農村到縣城讀書的孩子還是沒有回家，「父母都在外打工，回去也沒人。」
一位連續三年陪讀的家長對記者說，高中不給施加壓力，孩子的一輩子可能就完了。
學校突然停止補課還讓這位家長很不滿，「其他地方的學校都補課，這樣不是耽誤孩子學習嗎？」
生日
朱四海夫婦倆對孩子近年來的印象是模糊的，記憶更多停留在兒子小時候。
7月29日，農曆六月初八，是朱斌19歲的生日。朱四海夫婦倆幾乎忘記了這一日子。
一年前，朱家在雲夢縣城買房安家後，朱斌經常獨自一人住在百餘平米的新家裡。
父親朱四海承認，近年來與孩子的溝通很少，除了生活上，很少注意到兒子有什麼很大的變化。「對學習上的事情，我們更是很少過問。」
上高中之後，兒子每天早出晚歸，而夫婦倆因為忙於水果生意，儘管新家和門面房只相隔幾百米，他們也常常一個星期不與孩子見一次面。
事發之前，朱四海在陝西調運蘋果，張慈蘭在店裡照看生意，已經有兩天沒有與孩子見面。
在一篇日記中，朱斌寫道：「不該搬過來的。」此前，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在狹小的門面房裡。
朱四海夫婦對孩子幾乎有求必應。「他小時候跟著我們受了不少苦，現在要儘可能地滿足他。」
朱四海說，兩歲時，朱斌就和他們一起來到了縣城。「當時我們還是拉著板車走街串巷地賣水果，朱斌就坐在板車上，累了，就在板車下睡覺。」
現在，他們每個月給朱斌500元的生活費。因為要做生意，兩人幾乎沒有時間給孩子做飯。儘管朱斌不住校，但他每天都在學校吃飯。
事發之後，警方調查時，發現朱斌還有兩千多元的存款。
據云夢警方介紹，出事之前，朱斌曾給母親打過電話，希望與母親好好談談，但是，張慈蘭沒有發現兒子的反常。
當天，他還曾邀請一個同學一起到校外吃飯，只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位同學沒有赴約。(文中涉及朱斌的同學均為化名)(記者劉飛超 實習生羅曼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