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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學習、工作和生活,已經近30年了,但仍然還沒有從忙碌和工作壓力中完全解放出來。所以,能靜下心來,沉浸在與齊老師交往的往事回憶中,儼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享受。每當憶起與齊老師有關的往事,我就會臉上充滿笑容,心裡充滿溫暖。與此同時,我的思緒也會在那些終生難忘的經歷中,跳來跳去:在北大校園第一次見到齊老師時,我用山東話感謝她對我的問候,也不知道齊老師當時有沒有想提醒我:在北京了,要講普通話;在北大課堂裡,齊老師告訴我們,只有了解了美國學者的研究角度和成果之後,才能真正讀懂美國史;有一年元旦,到齊老師家裡做客,我第一次吃到色拉,是齊老師的先生周教授做的;研究生畢業之前,齊老師幫我找到了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從事美國史教學的工作,但我自作主張地跑到政府部門去做職員,等等。這一件件往事,都在不斷地提醒我:作為導師,齊老師一直都是我人生和專業成長曆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師長,她一直都在為我導航。
——摘自《齊文穎文稿》
《齊文穎文稿》
滿運龍,楊玉聖,黃鵬航 著
2
歷來學界爭鳴,好以「我認為」揚己抑人,聳動觀聽,一般學術綜述以及各種論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稱引各自提出的論點,而不深究這些論點的依據以及所憑據的是否經過驗證,即為重視「認為」的顯例。其實各式各樣的認為,並不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學問雖然可以見仁見智,卻不能隨心所欲,檢驗的標準在於本事,以及藉由何種依據如何接近本相。歷史已經發生,不會因為後人的意識而改變,凡是符合事實的,都不取決於個人如何認為,而形形色色的認為無論怎樣高談闊論,若與事實不符,則都是錯誤而不會影響歷史事實,只能干擾淆亂對於歷史的認識。也就是說,於史事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會作用於如何呈現歷史。由於學人的述說各自呈現來的史事常常因人而異,如何還原歷史似乎成為無法驗證之事。實則這些後人的看法五花八門固然令人無所適從,眾口一詞也未必就是事實俱在。善讀者透過羅生門似的各種記錄說法,可以逐漸近真並得其頭緒。若是主觀過甚,就只能快刀斬亂麻,剁碎了再來任意牽連。無論如何,史事本相與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檢驗後人認識當否高下的準則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學問之事,越是高明則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數取決的辦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遠見卓識。而多數認定的觀點即使未必正確,一定時期內仍然具有影響力。這與各式各樣學術評價的道理大抵相通,拋開一切利害牽扯,也有見識高下之別。在高深的層面,真正的權威只是少數。權威的意見固然難免錯誤,但機率較低。所以學術研究只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學術容易導致平庸。
——摘自《治學的門徑與取法》
《治學的門徑與取法》
桑兵 著
3
1919年2月,胡適(1891~1962)在「全盤性反傳統」思潮的高峰期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該書雖是胡適藉以批判和清算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利器,但在「大破」之餘還有「大立」。該書所提供的一整套治學的信仰、價值、方法和技術,為中國整個人文學科研究的現代化,起著一種「典範」兼「示範」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不論是從思想到方法,還是從內容到形式,中國之有現代學術,實由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開始。胡適才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真正奠基人。但過了十二年之後,胡適的老學生馮友蘭(1895~1990)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卷上)》。該書以「會通古今」和「融匯中西」的精神,取代胡書「全盤性反傳統」的精神;以「釋古」的典範取代了胡書的「疑古」典範。正因為馮書是在繼承胡書的基礎上,深刻地批判了胡書,因而也全面地超越了胡書。是故馮書甫一出版,便使胡書變成了過時無用之物,從此走入了歷史。
——摘自《走近馮友蘭》
《走近馮友蘭》
馮鍾璞 著
4
對問題的思考方式不同,就會產生不同層次的知識分子,主要有學者和專家的區別。學者和專家的區別在於,專家主要傳播知識或創造知識,學者是專家之上的高一層次,其主要使命不是對既有知識進行簡單重複,也不是簡單地為人類知識寶庫增加一分子,而是批判現存知識,就是對現有知識進行解蔽,從而給人們一種生存和發展的自由度,或者是戳穿現代知識的謊言。學者的使命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不是從無到有,你沒有知識教給你知識,這是發蒙。我們過去講的啟蒙課本不是啟蒙,啟蒙就是啟自己的知性,以便於自己不被現存知識所蒙蔽,啟蒙就是一個不斷解蔽的過程,解蔽意味著對現有知識的批判。
以「三思」自勉,深懷寧靜致遠之心,堅持秉筆直書,不貪求眾人的同聲喝彩,只牽掛天才的一絲微笑,以純粹學術的忠誠換來真知溫補道德社會,是我一生的理想。
——摘自《倫理與事理——三思齋時評及其他》
《倫理與事理——三思齋時評及其他》
李建華 著
5
樊駿先生1930年出生於上海,1953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直在文學研究所工作。他奉行「三不主義」:一不結婚;二不帶研究生;三不寫專著。只留下數十篇論文,集成《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經典。他一生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純粹,做一個純粹的學者和研究家;二是專門化,專門研究一項學問,終生不渝。
樊駿先生的「三不主義」,我想,恐怕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起碼,我就做不到。縱然後來因為自己做不到而懊悔終生,但終歸是做不到。而從樊駿先生那裡,我倒也有「三悟」:
一悟學界的主流還是很有眼光的。凡是人格真正高尚、學問真正紮實的學者,都會得到公正的評價。最近,著名作家史鐵生逝去,也說明了這點:蘊含深刻思想的「純文學」是有讀者的。
二悟學者猶須養生。因為詩人靠的是年輕和才氣,學者卻靠積累和學養,愈到晚年可能體悟愈深。倘若到這時候沒有精力了,或者乾脆走了,真是可惜!
三悟人生太短促了,已經沒有時間怨恨,甚至沒有時間感謝,聚精會神搞學術,一心一意求質量吧!
——摘自《告別一個學術時代》
《告別一個學術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著
6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陸老師是良師,也是仁者。他對上級、對同事、對朋友、對家人,總是保持親和寬厚、成人達己的態度。對於學生,他總是平等相待,立己立人,既盡導師之職責,言傳身教,又滿懷仁愛之心,寓愛於教。在陸老師面前,我們既是學生、弟子,又像是晚輩、子女,有時還像同事和朋友。他對我們既嚴格,又寬鬆;既嚴肅,又寬和;既嚴厲,又寬容。
既嚴又寬,亦愛亦教,這是良師的態度,也是嚴父的情懷。
——摘自《繼往開來——陸學藝先生紀念文集》
《繼往開來——陸學藝先生紀念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著
7
恩師之功,首先在於道教文獻,但絕不至於文獻。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思想家,是得道家之真精神的哲人。很多學人都執著於道家、道教兩個概念的區分,但王老師深悉概念之間的玄微。他教育我們學生說,研究道教不明道家哲學是不行的,道教與道家兩個概念不能做機械的區隔。為此,他提出道教史要從老子寫起,待刊稿《道家思想簡史》更是從老子一直寫到金嶽霖。恩師曾說道教的性命學問在《莊子》中都可以找到,《刻意》中說「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是命功,《在宥》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是為性功最好的表達。這當然不是說道教的性命學問在先秦文獻中既已存在,而是說道家道教有一以貫之的思考命題,這就是圍繞天道與生命的致思。
——摘自《王卡紀念文集》
《王卡紀念文集》
尹嵐寧 著
8
孫老師的課總是讓人期待,即使我滿腦子反骨,他講的內容也常令我震驚。我們畢竟是經過了長期僵化教育,並且合格到了能考上大學的程度。他講「五官通感」,我驚異藝術居然可以這樣搞的。我就在腦子裡把五官亂搬動,惡作劇地讓它們亂串通。大學畢業後,我被弄到一所中學,一次,在學校一再懇求下,我為牆報寫了一篇「五官通感」的文章,其實就是直接截取孫老師的課堂筆記。他們看了,大跌眼鏡,說竟然寫眼睛能嗅,鼻子能看,這要讓語文老師來改病句了。某領導還在背後說我:「什麼才子,簡直是神經病!」這是領導又一次說我是神經病,最初一次是因為我睡懶覺,不去上課。那時候我還比較脆弱,趕忙辯解,說這是我大學老師孫紹振說的。他們說:「你的老師也不正常!」我哈哈笑了。
——摘自《孫紹振詩學思想研究文集》
《孫紹振詩學思想研究文集》
汪文頂,王光明,駱英 著
9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的第三作者白雪峰先生是我的授業恩師(碩士生導師),在白老師眼中,他覺得:「任東來教授身上最可貴的特質應該是他對學術研究的執著。他並不把學術研究當作謀一教職、掙錢養家餬口的工具,而是視為實現更高的精神追求的途徑。就好比加爾文教徒們並不僅僅要通過勞動去生存,而是要藉助勞動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是一種更為崇高的精神層面的追求。我想,正是這種對事業的執著,才使得任教授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學術轉向,並取得很多優秀的研究成果。我與任教授在很多方面的認知是相似的,比如,我們都認為聯邦最高法院是推動美國憲政發展的重要機構,但其作用和影響顯然在國內並沒有被大多數人所注意,國情也決定了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進行研究是要冒風險的。我們都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研究是值得付出畢生心血的,我們不求研究的當下效果,但我們都堅信研究的價值,尤其是對未來而言。我們也都認為,歷史工作者研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具體的案件上面,而是要挖掘和分析不同時期影響最高法院司法審查走向的各種因素,包括社會、政治、法律、文化的因素,也包括法院大法官人員構成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等。只有這樣,才能凸顯歷史學研究的特點,也才能使研究更加科學。正是這些共同的認知,才使得我跟任教授能夠有很多愉快的合作。如今陰陽相隔,真讓人痛斷心腸!」
——摘自《有厚度的學術人生》
《有厚度的學術人生》
李劍鳴,楊玉聖,胡曉進 著
10
首先,我們要講好中國海洋故事,增強海洋意識。長期以來佔統治地位的海洋話語體系是由「西方中心論」建構起來的,中國「海洋話語缺失」問題十分嚴重。我們亟須反思西方中心論,解構西方海洋話語霸權,積極建立以中國為主體的海洋話語體系。其次,我們要發出中國的聲音,增強話語權意識,讓全世界人民重新認識中國。最後,需要指出的是,自信來自歷史深處。中國有著深厚的海洋文化傳統,我們亟鬚髮展中國海洋史學,充分挖掘中國海洋的歷史與文化資源,弘揚中華海洋文明的優秀文化基因,繼承中華海洋文化傳統。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一帶一路」雖是新概念,但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藉助沿線各國人民所熟知的「絲綢之路」這一歷史符號,作為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情感紐帶,表達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治理提出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魅力,我們要充分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文化理念,在世界體系中注入更多的中國話語和中國元素,增強中國文化自信。
——摘自《濤聲迴蕩》
《濤聲迴蕩》
陳春聲,鄭振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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