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報到率的「怪招」與「正解」

熊丙奇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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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導稱，今年被山西省忻州師範學院錄取的考生遇到了一件怪事，學校在通知書中要求他們在八月十號之前把學費交上，否則將取消考生的錄取資格，通知書也將作廢。有媒體調查發現，該校採取這種辦法，有「不得已」的苦衷——想因此確認有多少新生來報到，並提高報到率。

國外一些大學在發出錄取通知書，要學生進行確認時，也會收取一定的費用，被稱為「留位費」。忻州師範學院要學生提前交學費，「創意」可能來自於此。可是，這所學校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國外大學實行自主招生，學生是可以拿到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再去確認的，而我國大學的招生是集中錄取，考生只能拿到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如果只能拿到一張錄取通知書的學生選擇放棄，只能表明這所學校對其全無吸引力。學校希望採取提前繳費的方式提高報到率，其實對提高報到率無益，反而可堅定有放棄打算者的決定——本來考生還在猶豫是否去報到，現在學校居然要求提前繳費，對學校的印象也就更壞。

考生被錄取卻不報到的現象，在我國高考錄取中越來越多。早在2005年，就有調查顯示，我國每年錄取卻不報到的學生達到50萬，具體原因包括：對錄取學校的層次不滿意，比如想上一本，卻錄取到了二本院校；對錄取專業不滿意，被調劑到自己根本不感興趣的專業；有了新的選擇，比如出國留學，等等。考生錄取卻不報到，對高校來說就意味著資源閒置，而對於那些將學費收入作為唯一經費來源的學校來說，這更關係到學校的基本生存。

錄取不報到這一現象，多年前就引起了教育考試部門的注意，可是，對於這一現象的治理卻採取了錯誤的方法。2007年，甘肅省教育部門出臺規定，將把錄取不報到的學生視為誠信有問題，記入誠信檔案，此後，多個省區出臺了類似的規定。這種處理方式混淆了學生的選擇權和誠信。錄取不報到對學生來說，是施行正當的選擇權，與誠信無關。以誠信為名限制考生的選擇權，某種程度說，是高考錄取制度的倒退。

合理的治理辦法，則應該是正視學生的選擇權，給高校自主確定招生規模的權力，並創造多次錄取的機會。具體操作方式有二，一是允許高校按每年報到率情況，自主確定招生規模，比如，一所學校的報到率為70%，計劃招滿1000名學生，學校可發出1400張錄取通知書；二是一年實行多次錄取，而不只是一次集中錄取，高校可根據考生報到的情況，再進行招生。事實上，在國外，就像耶魯大學這樣的學校，新生報到率，也只有不到70%，這些大學比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就是採取多次錄取的方式。

所以，對於錄取報到率不高的問題，高校不應該把精力用到構思「怪招」上，而應該要求政府部門推行高考制度改革，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正解」。如果高考制度不改革，錄取不報到的現象，難以得到有效治理。需要注意的是，不少考生對錄取的學校、專業不滿意，主要原因也是我國的高考錄取制度。由於高考是按考生分數、結合志願進行錄取，學生被錄取到自己不滿意的學校、專業的可能性極大。只有給考生充分的選擇權，在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後，再根據錄取學校、專業、獎學金、助學金等進行選擇，才能提高學生對錄取學校和專業的滿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