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會財富的稀缺性而言，宋朝堪稱中國古代最富庶的古代王朝，遠遠超過大王朝秦漢、隋唐和明清。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中，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對宋朝的經濟總量做了相當客觀的評估，他認為到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中國的 GDP總量已達265.5億美元，約佔當時全球總財富的22.7%，而人均 GDP是450美元，遠遠高於同時期西歐國家。
按照一般規律，富裕的宋王朝往往會有意志和力量來組建一支規模龐大、戰鬥力強的軍隊，而這並不能保證國家安全。但是宋朝在歷史上堪稱「異族」，雖富得流油，但其軍隊戰鬥力卻十分薄弱，版圖遠不及其他大一統王朝，且屢次遭異族欺凌，堪稱「經濟巨擘，軍事巨擘」。事實上，宋朝的軍力之所以如此強盛，有其不得已之處，大致有三個原因：
第一，「崇文抑武」的國策削弱了國民的尚武精神，也嚴重製約了武將的自主。從唐末五代藩鎮割據，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不安，朝代更替頻繁等歷史教訓中，宋太祖不遺餘力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對文臣士大夫極盡寵愛，並用科舉籠絡天下英才。同時，又對軍隊採取了防患於未然、鎮壓之策，非但不讓其參政，而且要接受文臣的領導。
受這一國策的影響，讀書人的地位無限上升，軍人的地位無限下降，久而久之，社會上自然會形成一種「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的觀念，把刻苦讀書，通過科舉升遷，把練武，打仗，作為最後的道路。日積月累，國民的文採固然高揚不少，但尚武之風已消逝，沒有尚武之風的民族，怎能煉成英勇無畏的雄獅？
除全社會缺乏尚武之風外，宋朝皇帝對武將近乎神經質的防範政策，更是不利於軍事建設。為了限制武將的自主性，皇帝不僅採取了調兵權與指揮權分離、文官掌管軍隊、將帥平時與士卒隔離等措施，而且還以「御製陣圖」指導前線將領在戰場上行軍紮營、布陣作戰，禁止將帥自主行動。如此說來，那些受困的將軍們在戰場上又怎能得勝呢？
然而事實一再證明，只有打破對「陣圖」的依賴，允許前線將領發揮自主性，才能在戰場上取得輝煌勝利。這其中，979年發生的滿城之戰可謂是一個經典案例。宋軍主帥李繼隆當時果斷拋棄了陳舊僵硬、花哨的陣圖，根據戰場形勢靈活變通戰法，結果一舉擊潰了遼軍。不過，李繼隆深得宋太宗信任，自立門戶，一般將領哪敢這樣做？
二是馬匹數量嚴重不足，盡失北方天險。戰馬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時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現在的坦克也是如此。但由於唐末五代的戰亂，傳統養馬的西北部、河套等地早已為党項和契丹人所佔領，造成宋朝戰馬數量奇缺。據史書記載，宋朝馬匹在數量達到頂峰時，也從未超過五萬匹，這嚴重限制了其與遼、西夏、金、蒙古等國作戰的力量。
更糟的是，石敬瑭為了當上皇帝，竟將戰略要地幽雲十六州拱手讓給契丹(遼)，從而使北方天險盡失，中原門戶打開，一旦遭遇異族入侵，幾乎沒有風險。儘管後周世宗在統治時期收復了三關之地，但遼國仍然控制了大部分北方地區，其對中原地區的威脅一直難以消除。因此，宋朝的防務政策主要是為了抵禦遼軍的南侵，使其手無寸鐵，難以勞師遠徵。
而宋朝的敵人大多是高度組織化的民族，其徵服難度遠遠超過漢唐兩代。單從北方戰場來看，無論是漢朝的敵手匈奴、鮮卑、烏桓，還是唐朝的勁敵突厥、回鶻，都是組織化程度極低的民族，基本上處於部落聯盟階段，君主的權威完全取決於部落首領對他們的依附程度，他們並不總是能做到政令暢通，統帥統一。而且，這些民族都過著草場放牧的生活，這決定了他們生存的脆弱程度，遠不及定居下來的漢人。
但是宋朝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不管是遼朝、西夏，還是金朝、蒙古，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權是由高度組織化的民族建立起來的，君主的權力與宋朝的皇帝沒有根本的區別，可以最大限度地執行政令。同時，這些政權還保留了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並利用被徵服的漢人大力發展農業，積攢物資，使他們的生存穩定性大大增強。這樣的話，如果要打敗他們，所需的軍隊和物資遠遠超過漢唐時期，這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宋朝都城汴梁的興盛景象，就決定了宋朝不能仿效漢唐，開疆拓土，而只能採取保守主義的軍事戰略，把統治區域基本上限定在漢人的聚居區內，從而使其疆域遠小於其他大一統王朝。然而，宋朝雖然戰鬥力很「渣」，疆域遠不及漢唐遼闊，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達到了其他大一統王朝所不能及的程度，其成就值得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