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古代語言學有自己的發展道路
宋本《方言》卷首 資料圖片
顧炎武畫像 資料圖片
【語文筆談】
在多年教學工作中，我深深感到，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遺產豐富，歷代有語言學家、語言學專著，我們應該好好學習繼承並發揚光大。
由於多年來重視不夠、學習研究不夠、對外評介宣傳更不夠，過去在西方語言學家的語言學史著作中，很少有中國語言學。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文字障礙，他們對中國古代語言學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們以印歐語言為主，認為語言科學建立於19世紀，因為當時歐洲已有歷史比較語言學，由此產生了普通語言學。他們認為在此以前的語言研究，特別是東方民族的語言研究，是所謂「科學前」的語言研究，或被稱為「語文學」（Philology），尚不能稱為「語言學」（Linguistics）。這種理論當時影響了我國語言學界。但是，中國古代語言學是不科學的語文學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中國古代語言學實際的。
中國古代語言學歷史悠久、成績輝煌，放到世界語言學中去比較，也是毫不遜色的。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十分卓越，例如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揚雄，歷時27年，完成世界上第一部調查研究各地口語方言的著作《方言》。他科學地分析出方言、通語、古今語及其關係，並能記錄出漢代方言分布概況，其價值是很高的。郭璞《方言注序》稱其為「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又如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許慎著《說文解字》，這是第一部系統說解文字的語言學專著。《說文解字》分析漢字的結構規律，首創「部首」，至今已有兩千年，我們現在查字典還在用他所創立的部首。一部著作，跨越兩千年還有生命力，這在世界語言學史上也是少有的。
我國古代語言學只是由於社會發展不同、語言特點不同，有著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國古代語言學家是以漢語漢字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研究出漢語漢字的一些客觀規律的。秦漢時語言學研究逐步興起，西漢時有《爾雅》和揚雄《方言》，東漢時有許慎《說文解字》和劉熙《釋名》，從而興起了古代的「訓詁學」和「文字學」。又漢末魏晉時代，佛教傳入、梵文影響下語言學家能聯繫漢語實際，進行對比研究，創造性分析研究出漢語的聲、韻、調系統，從而又興起了古代的「音韻學」。可以說，漢代語言學的成就，標誌著我國古代語言科學的建立。
中國古代語言學，其研究成果能自成體系，並有其特色。現僅就其治學方法，談一點體會。
其一，中國古代語言學是聯繫實際的。
中國古代語言學之所以在漢代興起建立，並首先興起訓詁學、文字學，是和當時的漢語發展以及社會發展有著密切關係的。先秦時期，文字異形、語言異聲，秦始皇統一後，實行「書同文」，說明當時語言文字的複雜情況。這種情況到了漢代，首先集中表現在「經」今古文之爭上。漢代統一後，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舉措主要有：獨尊儒家、發動民間獻書、立五經博士。漢代收集儒家經典《詩經》《尚書》《易經》《禮記》《春秋》這五部書。儒家經典，經秦火後，大部分焚毀散失。漢初只好由一些儒生口授，用當時的文字隸書記錄下來，這就是「今文經」。而「古文經」是指先秦時用大篆或籀書書寫的儒家經典，由於朝廷鼓勵獻書，時有發現。
「經」今古文的問題，開始是指經書的字體不同。後來董仲舒創今文經學，立於學官，為朝廷服務；而古文經學家衛宏、賈逵、馬融、鄭玄多從文字、訓詁、名物制度方面為經書做注，形成兩個學派。漢代崇尚經學，漢成帝時博士弟子有三千多。當時皇帝下詔，吏民上書都要引用經文。儒學和仕途結合，因此，不僅朝廷要辦學，地方也要辦學，從而較廣泛地促進了對語言文字的研究。我國古代第一部語言學專著《爾雅》，就是由於漢代經學興盛，服務經生（漢代學官）解經的需要而由多位儒生逐步編著而成的。《爾雅》是一部訓詁彙編。又如古文經學家賈逵是許慎的老師，許慎著《說文解字》受其影響，並和漢代崇尚經學有關係。
總之，漢代興起的語言研究是聯繫實際的，聯繫了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聯繫了當時漢語漢字的實際，從而使訓詁學、文字學興起，標誌了中國古代語言科學的建立。
其二，中國古代語言學研究是善於繼承發展的。
人類文化之所以不斷發展，其中重要一點是善於繼承發展。例如，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博採通人。」在他著《說文》之前，已有不少字書，如李斯《倉頡篇》、史遊《急就篇》等，已先後收錄5000多字，另外還有《爾雅》《方言》等。許慎著《說文解字》在前人基礎上增收，總字數達到9353字。他不僅在收錄漢字數量上增加了，而且進一步解釋漢字的形、音、義，分析總結出漢字的結構規律，並首創「部首」，是創造性的繼承發展。段玉裁在其注《說文解字序》中稱其為「此千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說文》是第一部系統說解文字的語言學專著，是奠定漢代語言學並對後世語言學研究有很大影響的語言學專著。
清代語言學在繼承發展方面是十分傑出的。漢代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等傳到清代，由於時間久遠，文有訛舛、注多脫落，經清儒加以整理校刊，深入考證研究得以發揚光大。
其三，中國古代語言學治學方法比較科學，治學態度嚴謹。
中國古代語言學從漢代起，治學方法就比較嚴謹科學。如揚雄能以口語方言為研究對象的進步觀點、實地調查的科學方法，分析出方言、通語、古今語及其關係，並能記錄出漢代方言分布概況。在他七十歲時（公元17年），當時王莽的國師劉歆寫信給他，要這本書看。揚雄在《答劉歆書》中敘述了撰寫這部書的動機和經過，又說明因全書未定，不便示人。如劉歆威逼他交出此書，則「縊死以從命」，可見他對畢生精心之作的嚴謹和摯愛。又如許慎著《說文解字》說明了形體、意義、聲音三者的相互關係，以三者相互溝通的研究方法來探求研究古代的語言文字，這是研究語言文字的重要方法。
中國語言學發展到了清代，顧炎武開其端，其後人才輩出。顧炎武的治學方法：其一，十分重視第一手資料；其二，廣求證據。他研究古音學時，首先重視先秦時代的《詩經》押韻，以及其他韻文押韻的第一手材料。又從諧聲、異讀、音訓、方言等方面求證。例如，他為求證「行」字古代只有「杭」音，其材料竟有372條之多。顧炎武開一代學風，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理論認識比較進步，研究方法比較科學，尤其是研究學術問題時平等討論、以理服人的優良學風值得我們學習。
中國古代語言學是我們祖國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正是由於古代語言學家們善於聯繫實際、善於繼承發展、方法也比較科學。這些優點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希望青年學者、研究生能對古代語言學進一步學習研究，並加以發揚光大。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時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