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鮮有公開場合的道歉舉動。1月12日，開國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向文革被傷害老師道歉，並稱再不道歉沒機會。「道歉」意外成為新聞熱詞。不過，中國公共議題中，與「道歉」二字長期相伴的關鍵詞是日本——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印象是：一方面拒絕對歷史道歉，另一方面又喜歡沒完沒了的道歉。
日本到底存在一種怎樣的道歉文化？
從日常用語看，日文可能是世界主要語言中，道歉表達最多者。日文中，關於「道歉」的語彙異常豐富，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再輔以日文特有的自謙和敬語等不同表現方式話，它在表示道歉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上罕有匹敵者。
這種複雜性和豐富性源自全社會對道歉的重視。在商界，新入社職員要接受關於道歉禮儀的培訓；書店裡，有專門介紹寫各種規格道歉信（お詫び狀、謝罪文）格式的工具書。或許可以說，一個合格的日本人，首先必須是懂得道歉的人。
日人打招呼常說「すみません」，相當於漢語的「對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但在中日兩種文化中生活過的人普遍會認為日本人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頻度極高。
有人曾統計過中日電視連續劇中道歉語的出現頻率，發現在樣本中，日本電視劇中每小時出現12次道歉語，而中文則出現4次。
當然，道歉語在日語中出現頻率較高，也與「對不起」一詞所表達的範圍有關。漢語中「對不起」主要用於道歉，而「すみません」可用於表示感謝、道歉、請求，或與陌生人打招呼，它和禮貌套語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此現象漢語中並不存在。
道歉在日本被看作是一種禮貌行為，經常道歉是一種廣為人讚許的有修養的表現。相對而言，漢語中道歉的使用與禮貌、個人教養沒有必然聯繫，而且，經常道歉被認為是一種工作能力差的表現。同時，中國人重「面子」，道歉意味著做錯了事情，就沒有面子。總而言之，在日本，道歉已與禮貌文化融為一體，常常作為人際關係的潤滑劑來使用。
除了頻率，在不同人際關係下，中日使用道歉的方式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學者張群研究認為：總體而言，日本人道歉時更為直接，而中國人較為含蓄，也更多元化。
比如，日本人無論親疏，表達歉意的頻率都很高。而中國人只會在面對陌生人和不太親近的人時，會選擇直接道歉。中國人不太習慣對好朋友與母親直接說「對不起」，更傾向於用「提出補償」、「說明、解釋」或「表達親近」等方式代替。對中國人來說，關係親密的人直接道歉，會顯得過於嚴肅生分，更傾向於用親近表達、開玩笑來調節氣氛。而日本人在道歉時，不管對方親疏，都儘量直接，而不解釋太多——解釋得過多會被認為是為自己開脫責任。
另外，中日在地位層級有別時道歉習慣也有明顯差別。在上下級關係中，日本人相對較平等，無論對上對下，都會經常說出「對不起」。而中國人上下級關係非常明確，一般只把「對不起」留給上級，對部下直接表達歉意非常少見。
與中國人的道歉習慣不同，日本人除了事後道歉外，還有事前道歉，重複道歉與代位道歉的習慣。
事前道歉用於預知自己的行為會給對方造成不快或不便之時；重複道歉則是一件過去已經很久的事，再次遇到當事人時，仍向對方不斷道歉。代位道歉則是上司替下屬擔責道歉甚至引咎辭職的行為，它是日本文化中，企業組織內部形成家庭化氛圍的文化產物，相當於子女犯錯，家長道歉擔責。新聞中經常出現日本企業基層出錯高層公開謝罪的情形，即源出於此。
發達的道歉文化，必然會產生一個與之互為因果的現象——社會倫理對某些行為的容忍度較低。
譬如前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獻金而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被媒體曝光敗露後，召開記者招待會，鞠躬謝罪，以求得國民「理解」。雖然是拿了自己老媽的錢，但在日本的政治倫理中，也是一種很難容忍的行為。
最近的例子發生在2013年9月，著名電視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因次子的盜竊未遂嫌疑，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在長達數分鐘的深躬之後，他噙著淚水，向廣大電視觀眾道歉，同時辭去了所有電視和廣播的節目主持人職務，徹底引退。MINOMONTA1967年出道，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明星。
日本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MINOMONTA道歉
這種易被中國人認為「過度道歉」的現象，若按美國社會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的說法來解釋，是別於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日本「恥感文化」的體現，即道歉動力來自「他只須推測別人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
但也可認為是日本文化傳統的「美感文化」使然。——鳩山首相死不「謝罪」坐看反對勢力和媒體狂炒，挨到下次選舉怏怏下臺，他會成為政治史上的笑柄；而影視明星MINOMONTA若「裝死」不言語，就算他能扛住收視率銳減的壓力，也扛不住觀眾電話、傳真要求其「謝罪」、「滾蛋」的羞辱。
為了美，不能死得太難看。在東洋美學中，叫做「潔」（潔し）。它在今天依然會成為令日本人糾結的原因。江戶時代的武士，若犯有欺主之罪等有悖「潔」之信條的重罪，是要切腹自戕的。
福島核電站的核洩漏事故發生後，雖然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東京電力公司和福島核電站的負責人沒少在電視上鞠躬「謝罪」，但日本社會仍有不少人認為，道歉歸道歉，但道歉之後並沒有人因此承擔實體的法律責任。
當然，責任主體和實體責任都很清晰的案例，道歉後並不能減輕其應擔的法律責任，如列車傾覆事故、醫療事故、食品安全問題等公共事件。而上市公司爆出醜聞後，必然會有以CEO為首、董事會全體成員一字排開向公眾鞠躬「謝罪」的記者招待會。而道歉之後，法律認定的責任必須承擔。
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又是另外一種情形。日本政客易「失言」是個廣為人知的現象：有時不遵循政府歷來秉持的政治立場和「公式見解」，愛隨意闡釋，甚至肆意發揮，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場的關於歷史問題的「村山（富市）談話」和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洋平）談話」，但有些政客時而發出「不協和音」以彰顯個性。
雖然媒體抓住這些「失言」會曝光沒商量，非逼到政客出臺「謝罪」絕不收場，但在道歉文化發達的日本，這種多半無需辭職甚或導致政治生涯終結的「謝罪」，政治成本極低，以致於頻頻有人以此顯示個性。它依仗的還是對民意基礎的判斷——選民整體上並不認為這是難於容忍的言行。
歸根到底，道歉的誠意和方式，其實取決於社會觀念和社會壓力，在一個有錯不為過，或罪錯無追究的社會，期待人們對舊事有普遍而真誠的道歉意識，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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