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3日檢測出第一例病例以來，新加坡從最初引起廣泛爭議的「佛系抗疫」，至今已逐步建立起了一個國際世界「抗疫模範」的形象。然而在新加坡本土，抗疫過程中微觀的權力互動也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的關注。此前國際勞工組織的一項研究就表明，半數以上新加坡人視外籍勞工為「文化上的威脅」，甚至安全隱患。
疫情期間，警察也以維護社交隔離的名義加強了勞工宿舍區域的警力。除了階級區隔的問題，種族因素也不可忽視。然而，在疫情、大選和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形成時間交疊和巨大聲浪之時，種族問題在亞洲卻始終處於某種尷尬的噤聲狀態，在被認為亞洲多元社會代表的新加坡也不例外。
今年5月17日，新加坡工人黨代表Raeesah Khan在Facebook上針對社交隔離監管的實施中對少數族裔、華裔富商以及旅居白人的區別對待發出質疑。她轉載了一條「阻斷期間」7名外國白人違反社交隔離規定聚集在羅伯遜碼頭的視頻，並評論稱：
「想像一下，如果這些人是少數族裔……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小販中心和超市附近，我每天都能看到警察巡邏，以確保人們實行了社交隔離和戴口罩。你看到這裡有警察嗎？想像一下，如果視頻中的地方是一個價格低廉的熟食中心，警察肯定會蜂擁而至，幾分鐘內就會執法。
為什麼法律對這些人不一樣？是因為他們是有錢的華裔或白人嗎？你認為同樣違法的旅居外國人會受到和外籍勞工一樣的鄙夷嗎？我雖然不喜歡野蠻的管制，但我不會接受的是歧視公民的執法。」
Raeesah Khan隨即被舉報並由警察涉入調查。7月15日，她為自己「不夠敏感的言論」道歉並表示願意承擔責任，配合調查。她聲明造成社會分裂並非其意圖，她非常關心少數族裔的議題，並且一直致力於提高人們對於少數族裔問題的認識。
圖為Singapore Matters在轉載Raeesah的言論時加上的引導性標題，原帖已被刪除
在新加坡，由於形成了一種種族問題不能被公開討論的共識，少數族裔對華裔種族主義行為的指控，很有可能被判定為對後者的「反向種族主義」。在Raeesah Khan一事中，有相當一部分攻擊她的措辭都借用了這一概念。
實際上，「反向種族主義」或「反向歧視」的說法，源於上世紀70年代美國保守派的社會運動。在一篇於1979年發表於California Law Review期刊的文章《反向歧視未能解決的問題》中，這一概念被定義為一種「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群體開始獲益的現象」，而這種獲益是建立在犧牲白人利益的基礎之上的。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如果不是為了配合政治正確的法律和政策，這些利益和機會本該由白人享有」，但白人在教育和職場環境中受「反向歧視」幾乎沒有實證數據支撐。2016年HuffPost/YouGov的一項調查發現，「反向種族主義」概念的傳播對於川普的任選也發揮了作用。
精英政治下的隱性歧視
我們在談到種族問題時更容易聯想到歐美的種族爭端，或是黑人、亞裔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為種族平等所做出的努力、犧牲和鬥爭，或是被殖民地區國家的本土群體同白人殖民者的競爭、反抗與模仿。在二十世紀後半段，種族議題通常與「去殖民化」 「去帝國化」的趨勢彼此聯結，但仍往往局限於白人V.S.有色人種的框架內。在亞洲語境之下，地區內不同族群之間的種族問題很少被談論。
事實上，幾乎每個亞洲國家都有不同的族群構成和各自的種族政策歷史，種族矛盾在今天的亞洲社會也依然屢見不鮮。以新加坡為例，始於英國殖民時期的種族分區治理所形成的族群自治在英國撤退後得到了延續，但由於1964年馬來人和華裔族群之間的暴亂，新加坡在獨立於馬來西亞後引入了一系列民族融合項目——尤其是對祖屋種族配額的規定、教育以及服兵役政策——為推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減少民族偏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相關法律在能夠明顯判定是種族主義的情境下得到貫徹，違反者會被罰款，甚至處以長達三年的監禁。
在政治方面，新加坡政府堅守幹涉主義立場，以體現還未獨立於馬來西亞時期對於當局優先考慮馬來族的政治立場的反抗，比如採用集選區制度來確保少數族裔代表的不缺席。
新加坡現今的族裔比重大致為華人75%，馬來裔15%，印度裔7%以及其他3%。集選區制度規定每個集選區設立的3~6席位中必須至少有1人為少數族裔，因為官方認為，如果不強制設立少數族裔配額，按照華裔佔大多數的人口比例，少數族裔在投票中可能會一直無法獲得席位。
「多民族和睦共存」的旗幟在新加坡被逐漸樹立起來，其「精英政治」的根基也屢屢為人稱道並且作為宣傳國家形象的資本。總理李顯龍曾在2016年的一次演講中重申精英政治的重要性時聲稱，「我們建立了一個公平公正，以精英政治為基礎的社會，一個人的能力——而非背景或膚色——決定了ta的成績、貢獻以及回報。」
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在理論上假設了一個公平的前提，卻在實踐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前文提到的旨在促進公平的族裔代表制度所導致的問題之一，就是少數族裔代表的公信力不夠——人們會認為他們之所以被選上，族裔身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箇中暗示便是其能力可能原本無法匹敵華裔競選者。
諷刺的是，許多問題的出現正是源於對這一公平前提的篤信。大多數新加坡人信任精英政治的推行，並認為種族不再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衡量指標，所以更傾向於把華裔和少數族裔在教育和收入上的差別，歸因於少數族裔自身懶惰、不夠努力，而非追溯到更深層次的結構性不平等上。
比如華裔家庭往往經濟實力更雄厚，平均月收入比馬來裔家庭高出1200新幣，負擔後代教育費用的能力更強，華裔學生在學業和日後事業上取得更好成績的機會也就顯著提高。
少數族裔群體成員自身也會內化這一觀點，從而更傾向於去容忍這樣的指責。馬來西亞社會學家Syed Hussein Alatas在其1977年的著作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中，就充分論證了這一偏見是如何被歐洲殖民者利用並為其統治辯護的。
而新加坡詹姆斯庫克大學的心理學講師Dr. Peter Chew則在他2018年的文章中表示，精英政治所產生的受害者歸因論調反過來又通過偏見使得族裔競爭的起點更加不公，即對於精英政治的信任和種族歧視呈正相關的聯繫。
同時，政府和公共機構對於相關討論的壓制、緘默和不重視的態度都反映出，相比歐美語境下不同族裔的直觀對衝，新加坡的多民族內核有一種更加微妙、隱伏和矛盾性的「華裔優越感」。
新加坡地鐵站中的「四語「標識
Dr. Chew在談論新加坡的種族主義時援引了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演化，他提到，一些美國研究者指出上世紀60年代的人權運動使得公開的種族歧視被隱性種族主義所取代，「儘管存在差異，但它們共享一個相似的主題：個人更容易自我認同為非種族主義者，同時以更微妙和社會合理化的方式表達對他人的偏見或歧視。」
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議員陳有明在批評馬來裔詩人Alfian Sa'at親馬來而對母國新加坡過度苛責時，就採取了種族而非國家主義的論調，「新加坡給他提供了許多少數族裔得不到的教育和生活。」暗示作為新加坡的少數族裔，Alfian應該更加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非強調相比馬來西亞，Alfian應該更加感恩生養他的新加坡——即使兩種論調都是有問題的。
族裔身份的商品化與政治化
去年，新加坡新傳媒集團一則涉嫌種族歧視的廣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為推廣電子支付，TCA僱傭新加坡華裔男子Dennis Chew分飾四角，通過頭巾和深色妝容來凸顯馬來和印度族裔身份，從而傳遞「電子支付適用於所有人」的信息。廣告一出便掀起軒然大波，評論走向兩極化——反對者稱TCA完全可以僱傭馬來裔和印度裔演員，華裔演員明顯可見的深色妝容加深了對於印度族裔的偏見，彰顯了華裔作為種族常態的觀念；支持者則認為，這個廣告體現了新加坡多民族共存的主旋律，是反對者過於敏感了。
TCA涉嫌種族歧視的廣告
Mynah雜誌的主編Ruby Thiagarajan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TCA此舉證明了種族差異是可以被挪用並且商品化的，而人們對於印度性的認識會停留在深色皮膚、邦拉舞和濃重口音這樣可笑和膚淺的偏見中。
這不禁使人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好萊塢美籍亞裔演員的命運，亞裔美國研究學者Elaine Kim在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一書中提到，早期好萊塢電影中的亞裔形象可以被劃分為以查理·陳和傅滿洲為原型的「好」亞裔和「壞」亞裔，這兩種形象無疑投射出了白人對亞裔極端化的偏見——要麼是卑躬順從的模範少數族裔，要麼是禍亂一方的暴力幫派首領。
在20世紀中後期，美國文化中的此類偏見仍在源源不斷產出，值得警惕的是，影視文化中的種族偏見也很容易在現實中演化成為對於少數族裔真實的暴力。
而在人口構成以華裔為主的新加坡，華人對於自己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反轉亦缺少反思。前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朱為強在1992年就開過歧視性十足的玩笑，稱有一晚他造訪小印度時一片漆黑是因為過多印度人的聚集。
Thiagarajan還在文章中列舉了幾個通過強調深色皮膚迎合新加坡華裔眼中少數族裔標準的例子，他發現，這類行為最多只會引起一些言論上的譴責，往往在涉事者以「無意冒犯」為由道歉後迅速平息，然而少數族裔表達對歧視不滿的言論，卻甚至會招致「挑撥族群和睦」「過度敏感玻璃心」這樣嚴厲的批評和打壓。她認為：「指出並且反對種族主義行為與保護我自身的情感無關，後者也不能夠成為判斷前者是否存在的衡量標準；它反映了少數族裔沒有被完全平等對待，這樣的偏差存在於個人、機構和體制中。」
因在Facebook和YouTube上傳諷刺TCA廣告和華裔種族主義者的音樂視頻，新加坡印度裔網紅兄妹Preeti Nair和Subhas Nair受到了警察傳訊和政府官員的公開譴責
如果TCA廣告的事件說明了新加坡族裔差異被商品化從而加深了種族偏見，那麼去年3月在南洋理工大學一則論壇上的對話則反映了族裔概念是如何被政治化的。面對助理教授Walid Jumblatt Abdullah的質疑「是新加坡，還是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沒有準備好迎接非華裔總理？」，財政部長王瑞傑回應稱，儘管到場的學生們樂意接受非華裔總理，這並不能說明整個新加坡都準備好了。「從與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人的合作中，我的體會是，不同年齡和生活經歷層次的人看法可能截然不同。」
這一說法規避了多元種族主義中的平等以及精英政治中能力至上的原則——這兩種意識形態被廣泛認作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建立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基石——而試圖把族裔概念去政治化，以老一輩的新加坡人觀念保守、不夠開放作為擋箭牌。
Abdullah教授在去年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聯繫此事，並以新加坡為例就亞洲語境下的族裔特權展開了更詳盡的分析。他首先追溯了「族裔特權」這一概念的起源——通常被認為由美國女權主義者和反種族歧視活動家Peggy McIntosh首創於她1988年的文章《白人特權：卸下隱形的背包》。
在這篇文章中，McIntosh將「白人特權」定義為「一系列不勞而獲的隱形資產，我每天都可以依靠它來兌現，但我『應該』對此視而不見」，這一概念在提高人們對於美國少數族裔體制性歧視和壓迫的意識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Abdullah補充說，在沒有奴隸制和國家性質的種族隔離歷史的亞洲，對於這個基於北美背景下白人和黑人經驗的概念的直接挪用會產生很多問題，比如白人與非白人對立劃分的僵化忽略了東南亞多民族社會的現實，許多人口並不完全屬於這一色線的任何一邊。
Abdullah指出，在新加坡，種族歧視不一定會被體制化，政府設立了很多旨在提高少數族裔處境的機構，而實踐中的偏差卻無意中維續了華裔特權。這一論斷似乎也呼應了前文提到的Raeesah事件。Raeesah作為反對黨中的少數族裔代表，對於涉及少數族裔的不公正現象發表評論時容易被看作故意挑起社會分裂，傷害華裔感情的行為。
新加坡種族政治的弔詭之處正在於此：少數族裔被近乎強制地推上議員甚至總統席位，理應代表少數族裔的權益——譬如2017年的總統選舉被「預留」給了馬來族裔，因為連續5屆新加坡總統都沒有馬來裔當選——然而，被推舉出來的少數族裔代表又被寄予了一種超越少數族裔種族認同的期待，他們應該總是以國家利益而非少數族裔利益為先。
這樣的預期建構了一種「關心和代表少數族裔權利」與「集體利益/多民族和諧」的看似對立。另一則例子是，2017年工人黨唯一的馬來裔議員Faisal Manap對於在前臺工作的穆斯林女性應該被允許戴頭巾發表倡議，被同為馬來裔的人民行動黨議員Masagos Zulkifli指責為過分關注有可能傷害團體間感情、破壞民族和諧的問題。
新一輪的新加坡大選在7月11日落幕，人民行動黨雖然繼續蟬聯執政，但得票率從2015年的69.9%跌至61.24%。而工人黨則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拿下3個選區，10個議席。新加坡在疫情控制方面或許作為模範令人稱道，但面對種族問題如何超越口號和強制性措施做出更好的表率，新加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