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換人生28年案」開封法院開庭，是否因抱錯患病原被告雙方起爭議

原標題：《「給個說法，為什麼會抱錯？」》

9月11日上午9時許，「錯換人生28年案」在河南省開封市鼓樓區法院一審開庭。

在這間約100平方米的法庭裡，患癌小夥姚策的親生父母郭希寬、杜新枝面色憔悴，情緒一度失控並當場落淚。被告席上只有兩名代理律師，被告河南大學淮河醫院（下稱「淮河醫院」）的醫生、領導等未出庭應訴。

這場糾紛始於2月17日，江西九江的姚策被確診為肝癌。正當母親蔣豔麗準備為兒子捐肝治病時，卻發現姚策不是她和丈夫親生的。在前往當年生產的淮河醫院（原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調查後，蔣豔麗夫婦發現，醫院錯抱了同病房杜新枝夫婦的孩子。

在杜新枝、蔣豔麗兩家人看來，姚策從小患有B肝並發展為肝癌，與出生時被抱錯、未能及時注射B肝疫苗有關，淮河醫院應該對此負責。

今年7月，姚策和親生父母郭希寬、杜新枝將淮河醫院告上法庭，要求醫院承擔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醫療費、誤工費、營養費等共計91.6萬餘元，並賠償三人的精神損失費、尋親費、郭希寬誤工費等共計180餘萬元。

9月11日上午，姚策生母杜新枝（右）與代理律師周兆成在鼓樓區法院門前

下午2時許庭審結束，淮河醫院的律師未對媒體發表任何意見便匆匆離開。隨後，姚策等人的代理律師周兆成表示，庭審時，對於28年前孩子是怎麼錯抱的、出現錯誤的原因是什麼等關鍵事實，淮河醫院仍未查清。

周兆成說，目前兩起案件的庭審已基本結束，接下來鼓樓區法院還要對一些證據進行認定；至於何時宣判、以何種方式宣判，現在尚不明確。

起訴前，蔣豔麗夫婦及郭威退出訴訟

9月11日上午開庭的是兩起民事案件，被告均為淮河醫院。

起訴狀顯示，其中一起案件的原告為姚策，他認為自己出生後即在淮河醫院被「錯抱」，脫離了親生父母的監護，因而沒得到嚴格的B肝加強治療，導致28歲就罹患肝癌晚期。他因此請求淮河醫院賠償由此造成的治療費及相應損失，共計916947.81元。

另一起案件的原告為姚策及其親生父母郭希寬、杜新枝。他們認為因在淮河醫院「錯抱」孩子，三人「遭受了難以估量的精神創傷」，因此請求淮河醫院支付每人60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並支付尋親費1193.5元、郭希寬誤工費11946元。

此外，三名原告還在開庭前追加了訴訟請求，希望淮河醫院支付郭希寬、杜新枝撫養非親生子的撫育費28萬元並公開道歉。杜新枝說，28萬元是按照姚策每成長一年一萬元的標準提出的，目的是要讓醫院記住這28年的過錯。「到現在，醫院都沒向我們正式道歉。姚策稀裡糊塗地來到這個世界，在醫院就錯抱了。現在他又生了病，不能讓他再稀裡糊塗地走。」

但開庭時，周兆成未向合議庭表達上述訴訟請求。他的解釋是，擔心臨時增加訴訟請求，會拖慢訴訟進展。

「後一起案件原定由兩個家庭的6個當事人（即杜新枝夫婦、姚策、蔣豔麗夫婦、郭威）共同提起，但是去法院起訴前，姚策養母蔣豔麗因為受到巨大的精神傷害，情緒崩潰，呼吸困難，暈了過去。所以（蔣豔麗夫婦及郭威）暫時退出了這次訴訟。」周兆成說，未來，蔣豔麗夫婦及其親生子郭威可能另行起訴。

9月10日晚，杜新枝夫婦與代理律師討論案件

據周兆成介紹，今年7月23日，兩起案件的原告向開封市鼓樓區法院遞交了起訴狀，與此同時多次向淮河醫院釋放和解信號，「但醫院的回應並不積極」。

9月9日，鼓樓區法院召開了兩起案件的庭前會議，原告再次表示願意庭前調解。周兆成說，被告代理律師表示要徵求醫院領導意見，「昨天（9月9日）晚上從法院離開到現在，（還）沒收到被告的回應。」

姚策患病與錯抱孩子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從庭前會議起，姚策訴淮河醫院案的原被告雙方就對兩個問題有所爭議：一是28年前姚策在淮河醫院出生時，醫院的診治方案等是否存在過錯；二是姚策罹患B肝並最終發展為肝癌，與錯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因果關係。

對於第一個問題，周兆成從一份開封市衛健委向鼓樓區法院出具的文件中發現，早在1988年，開封市已對B肝免疫做出嚴格要求，從1992年開始，各縣縣城新生兒接種率要達到85%，建卡率要達到100%。「從這個意義上講，淮河醫院根本沒有理由不對新生兒進行B肝防護。」

對此，被告淮河醫院代理律師在法庭上出示了相關證據，並表示淮河醫院為河南省管醫院，開封市的文件對其不具有約束力；而且當年的政策是逐步推進的，姚策出生時要求的推廣率並非100%。

至於姚策患病與淮河醫院錯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被告當庭否認。淮河醫院代理律師說，杜新枝產前患有嚴重的B肝，姚策在母親子宮內就感染了B肝病毒，而且1992年時B肝阻斷技術並不成熟，即使姚策出生時注射了B肝疫苗也無濟於事。所以姚策出生後是否被錯抱、是否接種了B肝疫苗並不影響其日後罹患B肝的結果。

對此，原告提交了杜新枝長女未患B肝的證明、杜新枝懷姚策時的B超檢驗單。前者試圖證明B肝患者的子女未必同樣患有B肝，後者試圖證明姚策出生前十分健康。

儘管姚策的養父母退出了本次訴訟，但11日上午的庭審中，二人仍以證人身份出庭。姚策養母蔣豔麗身穿黑衣、戴著口罩，當庭表示自己在淮河醫院生產時，院方未告知新生兒需注射B肝疫苗；大約兩年後，姚策被確診為B肝。

在回憶自己如何生下郭威、如何帶著年幼的姚策治病時，蔣豔麗一度泣不成聲。

9月11日上午，姚策養母蔣豔麗從江西趕到了庭審現場

此外，原告還請杜新枝的弟弟、在駐馬店防疫站工作的杜某出庭作證。杜某表示，雖然1992年時B肝免疫尚未聯合使用免疫球蛋白，但針對母嬰垂直傳播，單獨注射B肝疫苗的阻斷率在87.8%，並不像淮河醫院所說的沒有效果。

在姚策患病的因果關係問題上，法官在庭審中表示，被告淮河醫院曾向合議庭申請鑑定。但案件牽涉的醫療專業問題眾多，合議庭將在休庭後對雙方作出回應。

對此，周兆成表示，原告已向法院建議駁回相關鑑定申請。原因在於淮河醫院管理混亂，杜新枝當年在醫院生產、住院時的不少病歷材料和重要數據缺失，這最終可能導致鑑定難以進行。此外，姚策病情嚴重，難以等待漫長的鑑定程序，所以希望淮河醫院儘快給予賠償。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早在姚策等人起訴前的7月12日，杜新枝、蔣豔麗兩家曾共同致信開封市衛健委及河南大學聯合調查組，要求儘快公布錯抱事件的調查結果。周兆成說，調查組成立後曾對媒體表示「調查不會沒有結果」，但截至目前，兩家人尚未收到調查結論。

9月11日上午，開封市衛健委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調查組已將收集到的所有材料移交鼓樓區法院，「案子已經由法院受理了，我們不可能重複受理。」

爭議精神損害賠償

在姚策、郭希寬、杜新枝訴淮河醫院精神損害賠償案中，郭希寬、杜新枝及兩名代理律師坐上了原告席，姚策本人因在上海接受治療，未到庭。被告席上僅有兩名律師，淮河醫院的醫生、領導等未出庭。

原告認為，對於當年在淮河醫院生產的杜新枝，醫院負有高度謹慎的注意義務，應確保產婦所生之子女處於產婦及親屬的監護之下。但淮河醫院醫護人員存在重大過失，使杜新枝之子姚策脫離監護，並導致杜新枝一家三口骨肉分離。為此，淮河醫院應承擔責任，進行精神損害賠償。

對此，淮河醫院的代理律師承認錯抱事實確實是在院內發生，但未明確醫院是否應當承擔過錯責任。

在精神損害應賠償數額的問題上，原告律師提出，錯抱一事不僅給原告的親權、監護權、親屬權造成損害，還造成姚策最終罹患肝癌，使得他們剛一相認就可能面臨再次分離的痛苦，「精神損害程度超出了我們了解到的所有案例」。因此，賠償每人60萬元「遠遠不夠撫平（給原告）帶來的精神損害」。

對此，被告律師表示，具體賠償金額將交由合議庭裁決。

2020年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內，姚策與生母杜新枝第一次見面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原告律師提到杜新枝夫婦未來可能老無所養時，原告席上的杜新枝小聲啜泣起來。而在法庭辯論環節，郭希寬突然舉手示意稱「我有話說」，之後他情緒激動地站起來，哭著要求被告查明當年錯抱孩子的真相，「給個說法，為什麼會抱錯？給我們公開道歉！」

上午10時30分左右，法官宣布精神損害賠償案休庭，但並未宣判。休庭前，原告律師再次向被告律師提出調解意向。但被告律師表示淮河醫院未對此事授權，「要回去核實一下。」

姚策在上海接受治療，未能到庭

5個多小時的庭審中，兩起案件最重要的當事人姚策並未出現。姚策的妻子熊菲說，庭審前兩天的9月9日，姚策剛在上海進行了一臺手術。

今年2月，28歲的姚策被確診為肝癌晚期伴有門靜脈癌栓。確診後，他先在南昌接受了靶向加免疫的保守藥物治療，後轉院到上海，接受更為積極的放射性治療。折騰了半年多，身高1.75米的姚策從150斤瘦到了120斤，衣服都大了。「雖然我很想到現場參加庭審，但身體實在不允許。」姚策說。

8月中旬再次到上海放療後，醫生發現姚策的門靜脈癌栓有所控制，但肝上的癌細胞擴散到了肺部和骨頭。此外，醫生發現姚策體內的一些病灶活性很強，並為此安排了9月9日的介入手術。熊菲說，介入手術就是把藥打到血管裡，「把有癌細胞的血管堵住，餓死或殺死癌細胞。」手術結束後，姚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疼出了一身汗。

最近一段時間，姚策在上海接受治療

姚策在上海治療期間，獨生子留在了九江，由嶽父母照顧，他的親生父母郭希寬、杜新枝承擔起了照顧姚策的重任。老兩口從河南駐馬店坐高鐵趕到上海，和兒子兒媳在醫院附近的老舊居民樓裡租了一套單元房，一室一廳，不到40平方米，月租金5500元。

杜新枝夫婦陪姚策在上海治病

因為肝癌，姚策不能吃海鮮和雞肉，杜新枝就經常給他買鴨肉以及補氣的山藥、芋頭等。上海菜價高，杜新枝就和老伴趁著晚間菜場打折時出門採購。

杜新枝還把駐馬店家中的豆漿機和電餅鐺帶到了上海。豆漿機不僅可以打豆漿，還能榨果汁，可以換著樣地為姚策補充營養。電餅鐺可以做燒餅、煎包，以免姚策總吃米飯。「天天忙得都把我自己的病給忘了。」杜新枝說。

與姚策一樣，57歲的杜新枝也患有肝癌。今年3月，她在河南鄭州的醫院被確診為肝癌中期並切除了一部分肝，直到現在，還要定期到醫院複查。

在兒子兒媳面前，她看起來總是輕鬆開朗，照常洗衣做飯，可到了晚上，她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天天想的都是怎麼孩子不是自己的？怎麼親生孩子又有病？他以後怎麼辦？」

在臨近晚年時，杜新枝突然陷入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既怕失去親生兒子，又怕失去相處28年的養子的感情，「好像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了。」

為了分享對疾病的認知和自己的治療進展，從5月初開始，在上海接受治療的姚策在網絡平臺上開了直播。「我想給面對各種生活壓力的朋友們打打氣，其實生命的煩擾並不像我們眼前看到的那麼多。」姚策說。

但6場直播後，他因身體不適無法繼續開播。此後，他會不定期發布短視頻，與網友交流互動。

5月中旬時，一名同樣罹患肝癌的20歲女孩與姚策取得聯繫。姚策說，對方因為治療，掉了一些頭髮。姚策看了心疼，便安慰女孩，「也算彼此相互鼓勵」。

也有不少人給姚策發來鼓勵信，其中一封題為《一位最想祝願的陌生人》，是一名高中女孩所寫。女孩稱，了解到姚策被錯抱28年，並身患肝癌的經理後，內心五味雜陳。「我猶豫了好久才決定加他微信，希望可以給他帶來幫助。」

女孩說，最讓她難忘的，是姚策發布的一段關於家庭的視頻。視頻中，姚策和妻子領著孩子，戴著自己送的旺仔口罩。「我能感受到他們很喜歡我的禮物，也給我帶來了力量。」

與徹夜難免的杜新枝一樣，姚策也經常失眠，因為難以忍受的疼痛，也因為要反覆思考兩家人今後怎麼辦。「我會坐在床上，從看著窗外的月亮到看著窗外太陽升起。」

對於與親生父母的相處，姚策說，那是一個從陌生到融洽的過程，遲到28年的親情漸漸升溫。在上海治療期間，郭希寬、杜新枝夫婦一直陪在他的身邊，「爸媽在醫院照顧我，幫我削水果，幫我倒水，都是沒齒難忘的。」

治療之餘，一家人還去了抗戰紀念館、野生動物園等地遊玩。因為身體狀況特殊，姚策不能劇烈運動，即便步行，每天也不能超過8000步。但到抗戰紀念館的那次，他一天走了一萬多步，「晚上全身疼」。

2020年5月2日，郭希寬曾在廬山為姚策掛上平安鎖

而對於養育自己28年的蔣豔麗，姚策說那也是他的爸媽。不管以後是兩個家庭合併，還是自己到河南、河南的兄弟到江西，他都會一直照顧養父養母，也感謝養父養母對自己的不離不棄。「無論如何，無論是否存在血緣關係，28年的養育之情不可替代。」

姚策的另一重擔心是錢。他說現在服用的靶向藥每盒16800元，一盒能吃10天；免疫藥物注射液每21天打一次，一次19800元；加上輔助藥物、檢查、抽血、治療等費用，截至目前，已花費約70萬元。「這裡面有兩家人多年的積蓄，有我自己賣掉的一輛車，還有部分愛心人士的捐款。」

熊菲說，姚策現在接受的治療都是在為肝移植做準備。她之前聽專家說過，如果姚策的身體符合做肝移植手術的條件了，從做手術到出院還要大約120萬。

「我們不知道官司要打多久，所以一直希望能與醫院和解。姚策看病的費用實在是太高了，所以哪怕精神損失費不要，只要（淮河醫院）包給我孩子看病就行。」杜新枝說。

熊菲和姚策也沒想好接下來要怎麼辦。「我們現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將來能做（肝移植）手術，只能賣房子了。」

（文中蔣豔麗、熊菲為化名）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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