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許多村民「靠山吃山」的簡單理念，有酒店管理經驗的劉先生，把美國民宿、日本餐飲等成熟產業中的經濟文化研究了個遍，他說自己「（靠農家樂）沒怎麼掙錢，倒是掙了一大堆朋友，這些資源比餐飲住宿帶來的收益可能多得多。」
消費升級下的變化：京郊農家樂「退潮」
劉先生在2008年搭著奧運會「快車」開始經營農家樂，「北京舉辦奧運會時，我感覺經濟發展應該會更快一點，當時京郊遊也火起來了，所以就做了這行，一直延續到現在。」
他的農家樂建在昌平區十三陵鎮燕子口村的自家宅基地上，有約20個房間，包括標間、三人間和四人間，最多能同時住40-50人。十三陵鎮下轄的許多村都有自己的招牌食物，比如長陵村是餄餎，上口村的是驢打滾，燕子口村是大公雞。
「按一桌10個人算，是500塊錢，單點大公雞、烤全羊、大棒骨等另算，不強制消費。」劉先生介紹，自己也去過其他京郊農家樂體驗，有一桌680元、1580元的，也有便宜的，「我們農家樂的餐標算是中等。」
住宿費方面，農家樂整體比民宿低了不少。記者在攜程網搜索發現，京郊農家樂1室2床的房間冬季每晚價格在100-300元之間，懷柔、門頭溝等風景區附近有1室9-11床僅不到300元的低價，而民宿通常是獨棟或小院，房間5個以上，主流價格在2500-5000元，人均超過普通農家樂的3倍。
但價格擋不住近年個性化需求的蓬勃增長，消費升級趨勢下，能滿足消費者更高體驗要求的京郊民宿異軍突起。與此同時，農家樂又因門檻偏低、複製性強、競爭激烈等因素影響，不少經營者生意慘澹。近年多則報導顯示，京郊農家樂經營者反映生意不好做，有人直接把院子租出去，然後出去打工。
劉先生也在2016年兼做起民宿，與農家樂連在一起，客人可自己選擇。他表示，農家樂和民宿的消費群體不一樣。「現在都市生活壓力比較大，一些人上火煩心，住民宿主要是為享受好環境，追求住的舒心些。農家樂一般以特色餐飲為主（住宿為輔），可能同時住著兩三撥客人。」
他進一步舉例稱，「我們接待過一個年輕男孩，他想向未婚妻求婚，招呼了許多朋友幫忙布置求婚現場，這就不可能在農家院裡，因為可能會讓素不相識的其他住客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所以他選擇了民宿。」
民宿能給住客更獨立的空間，而且配置更為豪華。劉先生透露，民宿是一次性投資，重點在前期投入。想把一個能容納十多個人，同時具備廚房、娛樂區、燒烤區等功能的房子建成三星級酒店標準，前期建設、設計和裝修等投入恐怕要上千萬，營業後每年收入在50萬-60萬元。農家樂前期成本較低，經營期內餐飲的利潤在40%-45%。綜合下來，近兩年還是民宿收入相對多一些。
逆勢增長的經營理念：不過度商業化，學習先進模式
「（靠農家樂）沒怎麼掙錢，倒是掙了一大堆朋友，這種資源比餐飲住宿帶來的收益可能多得多。」劉先生稱，沒有把經營農家樂當成一個商業化行為，喜歡在安靜的夜晚和住客聊聊天，通過這樣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產生更深厚的感情，也因此有了很多回頭客和客戶增量，在農家樂日趨蕭條的當下，自家生意不斷，客量逐年增長。
他介紹，2008年開始經營農家樂的時候，目標是爭取做百年老店。有一些外部環境可以借力，比如十三陵水庫和附近滑雪場等，但總體引流作用有限；政府前期補貼主要是冰箱、電扇等小家電，力度不算很大；且比起密雲（古北水鎮）、懷柔、延慶等遠郊區，昌平沒有集中地做民宿旅遊，因此也沒能過多享受到規模效應帶來的紅利。
「所以（想實現目標）各方面都得下功夫，從精髓做起，學習一些先進模式，比如跟臺灣、日本人學習餐飲經濟，日本有位做壽司的老爺子，快90歲了還做壽司，他們家也不缺錢，就想把壽司文化做出來。」劉先生稱，他也在打造原生態的東西，比如自己家夏天種點菜養點雞，現在又弄了兩個魚塘，讓來度假的家庭享受愉快的假期時光。
民宿的形式與農家樂有很大不同，劉先生也做過研究。他稱，民宿早年流行於美國的農村，住客在網上預訂付款後，經營者把鑰匙放在一個密碼盒裡，住客自己去取。房間冰箱裡準備好食物，所有的食物都要付費，住戶離開時，經營者會僱一個保潔人員去檢查所有的電器是否完好等，確認沒有問題用戶再結帳走人。
「你連主人都見不到，其實我不怎麼喜歡，我覺得雖然掙了錢，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溝通都是不存在的。」劉先生還表示，國內民宿較早興起在東南沿海一帶，現在北方也較為流行，但整體規範度有待加強。「很多民宿經營證件都不一定齊全，給社會一些不良現象提供了場所，甚至會有一些社會閒散人員在民宿集體賭博。」
綜合十餘年的經驗，劉先生強調不過度商業化及放眼長期經營的理念：「無論是經營農家樂還是民宿，想趁行業火熱時賺一筆，過幾年不景氣就退出，這種理念是錯的。」
新京報記者 程維妙 編輯 徐超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