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暴自棄」這個成語，我們現今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問題？用「出爾反爾」形容人說話不算數到底錯在哪？孟子提了哪三個問題，讓齊宣王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對於《孟子》中的經典名句，我們在生活日常中使用的不少，但其中的內涵與哲思的理解卻浮於表面。
滾滾歷史長河，不會消解古人的智慧與價值，但在民間口口相傳和後人解讀論證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添油加醋，或主觀臆造的結果，不同的語境和語言習慣的改變，也會造成我們對經典書籍的誤讀。為此，我們不但要多去閱讀書籍，還需要理解古人當時所要傳達的思想。
張定浩所著的《孟子讀法》，從文學、歷史和哲學三個角度，對孟子的主要思想進行了新穎而又平實的解讀，方便讀者能夠消化這部古典巨著，驅散迷思提供了大量引例。
電影《方世玉》中，雷老虎有一句經典臺詞——「以德服人」。為了做到「以德服人」，來到廣東佛山的雷老虎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吃盡了苦頭，卻沒有讓佛山人真的服他。以德服人，這句來自孟夫子的名言，被雷老虎當真應用起來，似乎反成了一個笑話，這是誰的錯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弄明白這看似簡單的「以德服人」幾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慣常通行的解釋是將「服」字視為使動用法，「服人」即「使人歸服」，當然，雷老虎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採納和施行這句話的。那麼，這個解釋真的是孟子的原意嗎？
仔細爬梳一下《孟子》的詮釋史，會發現將「服」字作使動用法解釋的最經典的源頭，是在朱熹的《孟子集注》。《孟子》一書，正式成為中國儒家經典，朱熹在其中居功至偉，他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匯集宋代學者的解釋加上自己的理解，並一生用力於此，自他之後，「四書」逐漸超越傳統的「五經」（《詩》、《書》、《易》、《禮》和《春秋》），成為影響中國人日常道德、思想和言行最重要的儒家文獻。但是，我們既要看到朱熹對於《孟子》一書的貢獻，同時也要清楚，《孟子集注》中的孟子，已經是經過朱熹解釋過的孟子，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宋一代最高程度的學術思想，但假如我們抱著理解孟子本來面目的企圖，僅僅滿足於朱熹的解釋，是遠遠不夠的。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到了清朝的時候，學術界就有「漢學」興起，強調通過考據和訓詁來回到先秦經典本身，反對朱熹為代表的「宋學」，也就是反對那種借解釋經典來表達自己學術思想的做法。具體落實到《孟子》的詮釋，清朝焦循的《孟子正義》一書，可代表「漢學」研究孟子的最高成就。
焦循《孟子正義》引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為底本，那是我們目前能看到關於《孟子》一書最早的注本。在趙岐的章句裡，「服」字解釋為「服從」，「服人」即「服從別人」，而不是「使人服從」，恰好與朱熹以來的流行解釋完全相反。如何取捨？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考察。
一是語法。孟子這段文本，包括其中引的一段詩經，共出現了六個「服」字。按照朱熹的解釋，其中兩處「服人」要做使動用法，這未免讓人有些生疑，為什麼偏偏是這兩處呢？語法的特殊變化總是要有個規則可循的，尤其是在一段如此密集簡短的文本中。倘若是因為「服」字後面跟著一個人稱名詞就要變作使動用法的話，那麼「七十子之服孔子」豈不也該解釋成「七十子使孔子歸服」？這明顯是有矛盾的。並且，「以力服人者」和「以德服人者」都是人稱名詞，但接在後面的「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和「中心悅而誠服也」，按照朱熹的解釋，其主語又並非「服人者」，而據說是另外一個被省略的主語——「那些服從的人」，倘若這樣，這句話的表述就如同「張三者，李四如何如何」，豈不是顯而易見的不通之句？
而假如按照趙岐的解釋，六處均作「服從」解，則前後一致，不存在矛盾，意思也能順暢。
二是文意。倘若將「服」字作使動用法，那麼「以德服人」就自然帶有了功利主義的色彩，道德成了一種「服人」的工具，和武力並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功效更加強大而已。而這種工具論的思想，正是孟子最為反對的。在本文的第一句話裡，孟子就區分了「以力假仁」和「以德行仁」，「假仁」就是假借仁的名義而達到另一個目的，是把仁這個名號偷過來為己所用；「行仁」則是因為內心道德的要求而實踐仁，仁就不再是達到另外一個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至於眾人的歸服，孔子和孟子都相信，那是因為眾人向善之心就如同流水始終向下，是一種自然之道。作為參考，《論語· 季氏》裡有一段孔子的話：「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裡的「服」同樣也指歸服，並沒有使動色彩，遠人不服怎麼辦，就要自己修德，唯有等到自己的德比遠人高了，遠人自然就會心悅誠服，如流水之自然向下。
於是，在孔子和孟子那裡，德永遠都是一種面向自我的實踐行為，而不是用來向外待人，因為一旦向外，就容易被人利用成工具，隨後就會有偽善出現。《方世玉》中的雷老虎就是如此。而他所遭遇到的笑聲，亦是千百年來人們對於那種偽善儒者的嘲笑，但在笑聲之後，我們要明白，「以德服人」這句話本身並沒有義務承擔任何過錯。在孟子最初的文本裡，「以德服人」其實就近似於「從善如流」的意思，是每個意識到道德差距的人自覺自愿的行為，全然和一種有意作用於他人的企圖無關。
這是孟子經常被現代人詬病的一段話，但問題其實出在「得罪」這一詞義的古今差異上。「得罪」這個詞，在現代語境下基本相當於「觸怒」「冒犯」之類的動詞，當我們說「A得罪B」，也就是說A使B不高興，而判斷這種得罪與否的標準，是在於B是否不高興了，而不在於A是否真的做錯什麼事，只要B因為A的言行而不高興，就是A得罪了B。因此，「不得罪於巨室」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讓高門巨族不高興的事。如果是這樣，尤其在後世「巨室」一點點變成難以撼動的利益集團之類的貶義詞的時候，孟子看起來就成為現代功利主義者的同夥了。為此，前人在解釋的時候會把「巨室」解釋為「賢巨室」，也就是賢良中正的貴族大家，而「不得罪於巨室」就是不讓這些優秀的人不高興，這本身似乎並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但這種增義式的解釋，多少還是欠缺說服力，因為倘若古典註疏可以隨意增義，那麼離指鹿為馬也就不遠了。
在古典語境下，「得罪」其實是一個詞組，即獲得罪咎，它的重心是在「罪」，而「罪」本身是相對客觀的判斷。朱熹其實解釋得很清楚，「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所謂「不得罪於巨室」，是指自己立身行事沒有過錯，讓巨室無可挑剔。如此，這個「A 是否得罪B」的標準，首先在於A 是否真的有罪過，而不在於B 是否不高興。這依舊是「反求諸己」的思路，可以說與現代語境裡的「得罪」截然相反。
總結一下，在現代語境裡，「得罪」是一個與對象息息相關的主觀判斷，而古典語境中，「得罪」是一個相對客觀的判斷。可以再參考《論語· 八佾》裡的一段話：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是指古人居處西南隅，是一家尊者所居，在這裡暗喻國君親信；灶是灶臺之所，暗指外朝實際主事者。王孫賈的意思是說與其取媚於名義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不如取媚於有實權之人，孔子對此的回答是，倘若「獲罪於天」（在常理看來確實有罪），取媚於誰都是沒用的。而現代語境裡的「不得罪於」，恰恰相當於這裡的「媚於」；而古典語境裡的「不得罪於」，則相當於這裡的「獲罪於」。
古典著作在今天招致的種種誤解，往往就在於忽略了同一個詞在不同語境下意思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