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條主義是當前改革的最大障礙，為什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教育改革遲遲沒有進展？根本原因就在於教條主義的束縛，以大一統模式處理一切中國問題是當前教條主義的突出表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是通過不斷地反對教條主義成就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史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歷史。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我們現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九十年，也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九十年。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實現原初設想的目標，追求實際效果，所以，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實效觀。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實效觀的對立面。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反對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發展起來的，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的大辯論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為改革開放打下了思想基礎，鄧小平理論是改革時期反對教條主義的哲學，"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最系統最全面的闡述。然而教條主義如影隨形，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礙，我們需要第三次全面系統批判教條主義，提倡馬克思主義實效觀。
反對教條主義的三個階段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然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反對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實效觀指引下，中國革命和改革才一次次走向勝利。毛澤東思想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第一個階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理論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理論轉變為改革理論，標誌著反對教條主義的第二個階段，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認識到的真理。馬克思恩格斯1872年為《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他們在《宣言》中的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針對教條式的運用馬克思主義，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寧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列寧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世界薄弱的國家取得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的原理，但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了革命的具體道路，在軍閥割據的時候，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了政權。毛澤東和列寧所用的原理是相同的，即將馬克思主義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以《反對本本主義》為起點，《實踐論》、《矛盾論》、《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等是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反對教條主義的經典文獻。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此來指導我國的革命，指導我國的建設原則。為什麼要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呢？這是因為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使得各個國家的革命取得勝利，取得實效。馬克思強調，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現實的和直接追求實效的。"
鄧小平在1956年就指出"一個國家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不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是一種革命理論，鄧小平理論將其變成一種改革理論，標誌著反教條主義的第二個階段。毛澤東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與整個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基本上不區分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上將時期概念引入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
鄧小平認識到革命取得成功以後的中心任務不是革命，而是建設，是發展經濟，以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以新時期改革的目標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通過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國共產黨清理了毛澤東晚年的教條主義和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在改革時期面對的最大教條主義是人們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捆綁在一起，如果中國改革採用市場經濟那麼就意味著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目標，而不是特定的制度模式。判斷一切路線、方針、政策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最終將社會主義目標系統總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面對這一偉大目標，所有制度都只不過是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只是計劃與市場是手段，其他制度也都只是手段。"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是典型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偉大目標為定位的思維方式。
鄧小平摒棄了毛澤東在建設時期的革命思維，而代之以改良主義，這也是革命取得勝利以後的必由之路。最早使用"改良主義"一詞的是列寧，然而，列寧對改良主義的態度在革命前和革命後截然不同。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對於無產階級要不要使用暴力奪取政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與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發生了根本分歧，改良主義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敵人。十月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國家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列寧認為，在剝削階級被推翻以後，"革命"與"改良主義"不再對立，不僅相容，而且必須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來完成新的革命任務，稱為"革命的改良主義"。從邏輯上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革命後的改良主義"，這也應該是任何政權從取得前到取得後的轉變，如果革命以後仍然提倡革命主義就是教條主義，毛澤東晚年就是犯了這種教條主義的錯誤，給中國建設造成巨大的損失。
改良是在社會穩定的環境下逐步進行的，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明確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鄧小平一方面提出改革開放，另一方面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典型的改良主義道路。儘管鄧小平沒有提過改良主義，但鄧小平對此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實事求是派就是中間的改良派，既不左又不右，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在具體改革開放的路徑上，鄧小平的思路也是逐步進行的，"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所反對的是無謂的、沒有結果的理論爭論，因為它會貽誤時機，錯過發展機遇。在農村，純粹從理論上爭論黑貓白貓哪個是好貓沒有意義，只有當把它們放到老鼠面前才能判斷：捉到老鼠才是好貓。鄧小平在1979年就認識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然而直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才根據"南方談話"精神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正是鄧小平改良主義思維的突出表現。
鄧小平理論是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等的基礎。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主要將鄧小平理論用於經濟改革，現在是將其應用於政治、社會、宗教、教育、學術等各個領域的時候。這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第三個階段：鄧小平理論與我國各領域實際情況相結合。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領導我們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然而我們中國是一艘巨輪，輪船各個部位的運行遵循的規則卻少有人關注，我們應該將普遍原理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原則進一步貫穿到更小的空間和更短的時間，貫穿到具體時空下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要貫穿到各領域。
毛澤東和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第三個階段的反對教條主義原則，關鍵在於採取有效措施貫穿實施。毛澤東在《矛盾論》通過討論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關係提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格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毛澤東所說的核心就是不同的問題應該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提出"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地材料加以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鄧小平在《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中說"有些做法應該充分地照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和特殊情況，我們沒有照顧，太容易下決心，太容易普及。"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中說"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在宣傳上不要只講一種辦法，要求各地都照著去做。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什麼都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鄧小平所講的是不同地區可以採取不同的原則，而且講得比較多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原則，同樣也是完全適用於各個領域的改革原則。
(摘自柯華慶教授專著《第三次變革》，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