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知湖州，受學生王鞏之邀，蘇軾為其家中的「三槐堂」題寫銘詞。「三槐堂」因其曾祖父王祜手植三槐而得名，王祜曾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下了三棵槐樹，充滿自信地說道：「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果然，幾十年後， 其子王旦長達十多年為相，位至三公之一太尉。被後世稱為「平世之良相」。
蘇軾《三槐堂銘》
然而一場公然的行賄，致使這位終其一生謹言慎行的良相，政治生涯出現了無法抹去的汙點，為後人所詬病。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冬，為獲取王旦對天書封禪的支持，在王欽若的慫恿下，真宗召宰相王旦入宮飲宴，並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王旦回家後，打開發現裡面全是珠寶。由此，凡天書、封禪等事，王旦不復異議。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今屬山東聊城市莘縣）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
這是一次自上對下的公然行賄，真宗希望通過這種並不光彩的方式來獲得王旦的支持。這至少說明真宗也認為，天書封禪並不是一個正確的事情。而素有賢名的王旦斷然不會為了一盒珠寶而放棄行事原則和身後之名，去做一件本就不正確的事情。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王旦確實放棄了自己堅守的原則，並在封禪儀式中任大禮使。
那麼不為財的王旦為何寧願捨棄身後之名，隨波逐流，也沒有復言勸諫，難道只是因為一盒珠寶？
一、忤上王旦
王旦從參知政事（即副相）到正式拜相，這其中有一段頗有深意的故事；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南侵，真宗聽從寇準建議，御駕親徵澶州，王旦隨行。行至途中，擔任東京留守的雍王趙元份患重病，王旦受命秘密從軍前回京接任留守之職。王旦到達京城，徑直進入禁中，命人不得傳播消息。待真宗回京後，王旦的子弟及家人都在郊外迎接，忽聽得後面有兵士的呵斥聲，驚異之下一看，才發現是王旦。
這件事讓當時剛剛經歷澶淵之盟的真宗，心中無比感動。真宗雖然是宋王朝第一位正常繼位的皇帝，但是其出身和自身的性格註定不是一個強硬派的君主。而他能夠倚重的只有李沆、呂端等顧命大臣。然而就在澶淵之盟的前夕，李沆病逝。能夠接替李沆繼續為相的人選，並不多，而王旦則是其中最有可能的。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河北邯鄲）人 。北宋時期名相、詩人，被後世稱之為「聖相」
三年後，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任命王旦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式拜相。由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執政時間，也成為真宗朝執政時間最長的宰相。
真宗有一個作為君主一個很不錯的優點，就是他善於處理君主與宰執之間的關係，當然這其中與真宗自身皇權的先天缺陷有關係。但是良好的從屬關係是一個不錯的基礎。真宗與王旦也是如此。
真宗與王旦和諧的君臣關係，可以說是完全脫胎於李沆與真宗良好的基礎。李沆與王旦為同期進士，且李沆年長，二人亦師亦友。李沆為相，王旦作為參知政事充當副手。李沆的作為與作風，都對王旦影響很大。二人施政同樣是忌剛猛、勿變革；重循制、遵祖制。而這一點與真宗優柔、庸弱的性格頗為契合。對李沆極為倚重的真宗，自然對「李規王隨」的王旦同樣重視，在李沆病逝後兩年，便拜王旦為相。
宋真宗趙恆，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第三子，初名趙德昌，後改名趙元休、趙元侃
真宗曾對王旦有一個極高的評價，《宋史》記載：「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而真宗對於王旦可以說是禮遇有加。景德四年，即王旦拜相的第二年。舊制宰相上朝班位與樞密使、參知政事同排。真宗見王旦與王欽若等擠在一起，對左右言道：「殿庭儀石以南頗為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合門移宰相班位於儀石之北。」
古代，南向為尊，故皇帝均坐北朝南。原本宰相和樞密使、參知政事等均站在南邊面向北面的真宗。而將宰相班位移至儀石之北，推測很可能是與真宗一樣坐北朝南。這無疑是突出了宰相的地位。而宋代後來宰相立於儀石之北的先例，便是由王旦開始，由此成為北宋歷代的定例。
王旦繼承的不單單是李沆的行政思想，同樣也繼承了李沆教化君王的理念，並且以臣子的身份對真宗進行規勸。王旦曾這樣與真宗言道：「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當問諸有司」其實就是告誡君王，不要擅自做主。
宦者劉承規病逝，求為節度使。真宗對王旦言道：承規待此以暝目。王旦執以為不可，言道：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王旦以極為直接的語氣拒絕了真宗的明確請求，而在後來的榮王宮失火案和上書言宮禁事案中更是多次駁回真宗的要求。從大局來看，王旦是繼李沆之後最為合適的宰相。
歐陽修曾評價道：「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就連王旦都自述道：「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縮不能自容」。
如此強硬的態度，更是無法理解真宗僅憑一盒珠寶就能讓王旦放棄原則，向真宗妥協？
二、公然行賄
真宗第一次試探王旦對於天書封禪的態度是在大中祥符元年之前，並且是通過他人之口。時殿中侍御使趙湘上書請求封禪，王旦當即表示反對言道 ：「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 ？」
王旦強硬的態度，讓真宗只能附和道：「朕之不德，安敢輕議！」
但是到了大中祥符五年，「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這前後態度的轉變確實令人不解。而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真宗行賄的那個晚上。
山東泰安岱廟岱廟坊
真宗行賄是一個很複雜且具有戲劇性的事情，這其中不僅有真宗出於政治目的的示好，同樣也有昭示皇權的意義。而如果追究其更深遠的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會牽扯到真宗朝日益盛行的「南北之爭」。
真宗絕對不是一個信奉鬼神的人，他對於封禪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昭示其皇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雖然其中也有「封禪滌恥」的含義，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出於對自身皇權的不安。
真宗如此拐彎抹角的向王旦示好，一方面是希望在封禪這件事上，王旦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畢竟在真宗朝的政治環境下，君主個人的權威還不足以壓制群臣，宰相作為君權的實際執行者，其地位之高，權柄之重，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君主。
而在封禪這樣耗費國帑的大事上，沒有宰相的支持，幾乎很難推行。即使貴為帝王，面對政府的執政者，必要的示好還是很有必要的。
但如果這件事換做李沆是當事人，恐怕真宗的計劃不僅不會得逞，而且還會面臨宰相的斥責。而王旦之所以沒有在這件事上過分的追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旦的資歷；
以王旦與呂端、寇準、李沆相比較；呂端，是前朝宰相，顧命大臣，是保證真宗順利登基的重要人物；寇準，太宗朝參知政事，是一個倔強到可以拉著太宗衣服進諫的臣子；至於李沆，同樣是太宗朝的參知政事，也是太宗親自為真宗指定的太子師傅，是真宗朝初期的宰相。對於這些人物，真宗在恭敬之餘，多少還有一絲怯。
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詩人
但是對於王旦而言，自己沒有像上述三位一樣的政治資本。王旦真正進入中樞是在鹹平三年（1000年）。真正成為宰相，是在景德三年。儘管王旦深受真宗的尊敬，但是其政治地位終究是不及李沆等人。
封禪屬於形象工程，並不是君王個人喜好無止境的復加。真宗執意封禪，其中很重要一點，是為了昭示皇權而有意為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門門「滿分」的聖相李沆，怎麼教出一個將將「及格」的宋真宗？有詳細的闡述。
從政幾十年的王旦，這點還是拎得清的。真宗可以放棄部分權力給宰相，但是絕對要維護皇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而自太宗「燭影斧聲」所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王旦是看得見的。真宗繼位同樣也伴隨著不安定因素，這個時候皇帝封禪的意圖就很明顯了。況且皇帝的姿態已經很低了，如果繼續反對，恐怕會適得其反。而且以真宗朝的歲入來看，是可以支撐這場浩大的活動。
宋太宗趙光義，字廷宜，宋朝第二位皇帝。本名趙匡義，後因避其兄宋太祖名諱而改名趙光義，即位後又改名趙炅
真宗行賄在達成自己目的的同時，其背後另一個重要人物，也藉此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被稱為「癭相」的王欽若。行賄事件，包括後來的泰山封禪，都有王欽若活躍的身影。而從王欽若在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則可以延伸出真宗朝士人集團的「南北之爭」。
三、南北之爭
所謂「南北之爭」，並沒有像北宋後期的「新舊黨爭」一樣的明朗化，更多的是由區域性所引發的衝突。其初始便是由來自南方的「五鬼」，也就是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五人所引發的。其中的王欽若更是北宋開國以來的第一位南人宰相。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縣（今江西省新餘市）人。北宋時期大臣，五鬼之一
在「五鬼」出現以前，朝廷的執政者全都是北方人，真宗一朝共有十二位宰相，除王欽若、丁謂其餘皆是北方人。而對南方士人的地域歧視更是成為主流思想，寇準就多次發表歧視南方士子的言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 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就連作為天下共主的真宗也曾說過「吳人輕巧」。王旦就曾稱讚南人楊覃「覃素以吏幹稱，江浙人中罕見其比」，其中就隱含著江浙人不為吏幹的觀念，很明顯的地域歧視。
而執政者在開科取士、人事任免等方面，也將北人、南人作為一個重要的身份標籤。在這種環境下，南方士子一直處在不公平的位置。
丁謂，字公言，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北宋初年宰相、奸臣、五鬼之一
隨著「五鬼」相繼入朝，並且逐漸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後，與北方士人集團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南方士子的進仕，也決定了北方士人集團逐漸喪失了原有的政治優勢。
王旦時為宰執，是北方士人集團的代表人物。王欽若時為天書儀衛副使，是真宗後來一系列封禪運動的主要策劃人，和三司使丁謂一起成為當時南方士子的代表人物。而王欽若慫恿真宗以行賄的方式說服王旦支持封禪，可以說是把王旦置於一個兩難的境地，無論王旦是否支持封禪，從接到真宗珠寶的那一刻起，王旦在封禪這一回合就已經輸了。
但是耿直如王旦，雖然無法阻止真宗的封禪運動，但是卻能將王欽若阻於閣門以外。即使王欽若促成了後來的封禪運動，成為讓真宗每見之必笑的寵臣。但是王旦仍然以「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為由，拒絕真宗拜王欽若為相。致使其在王旦有生之年始終未能拜相，直到王旦身死後，才被加封為宰相。王欽若更是言道：「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四、邑邑不樂
王旦非常討厭真宗搞的這一套封禪運動，很多時候這種厭惡甚至是不加任何掩飾的。《宋史》記載「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恆邑邑不樂。」；
真宗組織大臣們觀看《祥瑞圖》時，王旦公然聲明說：「臣頃為大禮使，有奏祥瑞，非臣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耳。願令史官並書其實。」很明確地告訴皇帝，我沒有看到所謂的祥瑞，只聽到了有關部門的報告。並且讓史官如實記錄所發生的一切，讓後來人看清楚所謂「祥瑞」的同時，也是為自己開脫留有餘地。
後來在批覆王欽若、丁謂等人所上的奏摺時，甚至看都不想看，直接「瞑目取紙封之」，旁人問為何不閱覽，王旦回道：「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沒有阻止真宗封禪，成為王旦一生的汙點。宋史評價：「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 斯則不及李沆爾」；
《長編》則將王旦與五代時期的「政治不倒翁」馮道相提並論：「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雲。」
在真宗封禪這條路上，王旦雖然勉強著走了下去，但是卻走得很焦慮。估計王旦活著時候連身死後的罵名都想好了。但無論罵也好，捧也好，王旦還是做完了他認為對或者不對的所有事情。至於皇帝給的那盒珠寶，王旦估計一生都不會再打開。他寧可裝作沒有收到這盒珠寶，那麼自己至少還被罵得好聽些。
參考資料：《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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