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天津重型機器廠工人作家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開「改革文學」先河的小說,在震動中國文壇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的集中關注和廣泛討論。
讓文學適應生活
蔣子龍1958年初中畢業進入天津鑄鍛中心廠(天津重型機器廠前身)當學徒,1960年參軍到海軍航保部當製圖員,1965年復員回原廠當工人。蔣子龍從學徒到鍛工,從普通工人到生產班長,再到車間黨支部副書記、代理車間主任,其間從廠長秘書下放到車間勞動改造,蔣子龍幾乎一直在工廠生產一線工作,在鍛工崗位上就幹了十年。
1975年10月,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學大慶會議在天津賓館召開,蔣子龍作為廠鍛壓車間黨支部副書記參加了會議,「我在鍛錘上幹了十年重體力活,第一次出來參加這樣的大會,眼界大開,受到極大的震動。這種從骨子裡被感染的體驗是很新鮮的,身上產生了一股熱力」。因此,會議期間《人民文學》雜誌編輯許以向蔣子龍約稿時,受這種「熱力」驅使,蔣子龍很快就趕寫出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
這篇以天津重型機器廠第一任廠長馮文彬為人物原型,講述參加過長徵的老革命、機電局局長霍大道大刀闊斧幹工作、帶病抓生產「一天」經歷的小說,在《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發表後,引起強烈的反響。1976年3月1日,《人民日報》的袁鷹給刊物領導寫去便條說:「蔣子龍的小說反應強烈,《人民日報》已收到好些評論。」蔣子龍認為,這篇小說在他的創作中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它突破了當時流行的寫作套路,闖出了自己的道路,即「從簡單的『描寫好人好事的文學』中跳出來」,「從『方案之爭、路線之爭』的小說結構中跳出來」,「從描寫事件和生產過程的『車間文學』中跳出來」,「嘗試著按生活本來的面貌,展開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讓文學適應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去適應文學的某種模式」。
「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的
1979年春天,《人民文學》派編輯王扶來津向蔣子龍約稿。那天正下大雨,王扶冒雨來找蔣子龍約稿。蔣子龍答應王扶不久之後拿出一篇「寫真實的生活,及生活的阻力,要寫出怎樣克服這種阻力,給人以信心和力量」的作品,一篇不叫《人民文學》編輯部和讀者失望的新作。
送走編輯後,蔣子龍立刻開始構思小說。兩年多沒有拿筆,蔣子龍的肚子裡存了不少東西,都是工廠的現實問題。一個蔣子龍跟過多年的老廠長突然閃現在他眼前,讓蔣子龍一下子抓住了喬光樸這個人物的「內核」,「什麼『下山』呀,『上任』呀,當『主角』呀,所有的情節也跟著都活了。我的任務就是筆尖跟著喬光樸走就行了,人物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攔他,不要讓他幹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蔣子龍在《生活和理想》中說:「我醞釀好了喬光樸這個形象之後,突然感到一種迫切的,很長時間活在我心裡的一個主題,一下子和國家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聯繫起來了。這就加重了我的責任感,似乎是生活逼得我不拿起筆來不行。這裡引起我創作衝動的是生活現實,我寫的也是生活中的活人。我用自己的心血充實了喬廠長的骨架。」「所以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
蔣子龍回到家用一天多時間在腦子裡理出這幾個人物的線條,又用了三天的時間就把初稿拉出來了,寫得酣暢淋漓,寫出了他的苦惱和理想——「如果我當廠長會怎麼幹」。
廠長們所面臨的問題
蔣子龍花了一個星期時間把稿子謄清,給《人民文學》寄去了。編輯塗光群在文章中說:「果然,沒過多久他送來新作手稿《老廠長的新事》給《人民文學》。這篇手稿覆審時我改題為《喬廠長上任記》,我請《機電局長的一天》原來的責任編輯崔道怡參加對小說稿的文字潤飾。定稿後在《人民文學》1979年7月號以顯著地位刊出。發表後,再次引起轟動。」
小說以1978年6月為時間背景,講述喬光樸放棄機電局電器公司經理的「美缺」,在機電局局長霍大道主持的黨委擴大會上主動請纓重返重型電機廠任廠長的故事。面對工廠2年零6個月沒有完成任務的困境,喬光樸立下軍令狀,決心在「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門的問題」中衝出一條道路。
小說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性和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它指出了當時工廠管理和生產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廠長」問題。蔣子龍在《寫給廠長同志們》中說:「怎樣當廠長?現在工廠的廠長是一種什麼精神狀態?這些問題在我心裡憋了足有兩年多。我感到非寫出來不可,拿起筆來後邊好像有人催著。」他還說:「在工廠的同志都知道,連接馬達和齒輪的是大軸。廠長這個『大軸』運轉不靈,整個工廠就要癱瘓。用什麼辦法,怎樣領導好現在的企業呢?這就是喬光樸上任後所遇到的問題,也是現在很多工廠的廠長們所面臨的問題。」
(《光明日報》8.9 閆立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