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活，離不開詩歌。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多少人愛你風韻嫵媚的時光，愛你的美麗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愛你靈魂的至誠。」
這些耳熟能詳的譯詩，以無尚的魅力，讓漢語展現出更加斑斕的色彩。這些精彩的翻譯作品，為我們帶來了文字的重塑和經驗的更新——它們已與我們的語言融為一體。
但譯詩與原作的軌道，似乎很難嚴絲合縫——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從翻譯作品中，看到詩歌最初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樣子。
在這種情況下，讀者該如何看待和閱讀譯詩呢？
近日，在由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翻譯與當代詩歌」研討會上，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南京、西安各地的學者、詩人、譯者、評論家們，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和視角。
讓我們從最淺層的現象——「翻譯腔」入手，來解答這個略顯宏大的問題。
在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張桃洲教授看來，為人詬病的「翻譯腔」，有正當的存在理由，它是跨語際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為，任何語言的向前發展，都不是簡單的純化，而是在糅合各種雜質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擴展自己的表達。
著名的翻譯家朱生豪先生，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劇作時，在有些地方呈現出過於順暢的表達。這不得不讓人懷疑，他是否通過自己的改造，將某些曲折纏繞的地方簡化，只是為了呈現讓中國讀者感到舒服的語言形式。
語言是思想的外殼，或者說語言和思想本就是一體的。思想的複雜、破碎、艱澀，同樣也會在語言上呈現出來。平坦順暢的譯文，也許正在損害思想的傳遞。
詩人舒羽也傳達出同樣的信息，讀者對翻譯的責難，總是伴隨著對它的依賴。翻譯腔的生成，恰恰來自文化的差異性。不順暢的「硬譯」，反映的正是真實存在、無法迴避的文化鴻溝。抹去了「異質性」的「意譯」，或許塑造的只是虛假的和平。
正如當代詩人張棗在一次訪談中提到的，為了衝破陳詞套語的束縛，有時「糟糕的翻譯反而會對人產生爆炸性的影響，而且是越生硬、歧義效果越強的翻譯，為我們打開的語言可能性就越大」。
張桃洲說，「翻譯腔」也許過於倚重原文，需要改進或商榷，但我們要尊重原作的表達方式和語詞習慣。不同的語言相互碰撞時，翻譯家或許更應該注重「聲音的總體性」。不僅是格律、音韻等基本的聲音構成，還包括聲音中的感覺，這些細微的、能傳遞出更多原始信息的地方，也許正在吐露新芽。
青年詩人杜綠綠從原作者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詩歌被翻譯的感受——她希望譯者應該尊重原作，而不是進行過度的改造。
這些似乎都指向了同一個可能——越發流暢的語言，反而是愈加完美的陷阱，讓我們不斷遠離粗糙、質樸的真實，困在自我滿足的籠子裡。
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閱讀翻譯過來的詩歌？或者說，怎樣才能避免走入語言的陷阱？
《上海文化》編輯、詩人、批評家張定浩提出了「對影成三人」的想法。譯本是「不完整」的，只通過譯本去理解詩歌，會造成巨大的誤差和錯位。張定浩說，我們正在通過影子去想像真實，通過灰燼去想像火焰，所以必須去尋找其他的補償，去阻止自己的瞎想。
閱讀原詩的詩論，會幫助我們看到被掩藏的東西。
簡單地打個比方，將文言翻譯成白話時，雖然我們每個字都能看懂，但卻無法理解其中的美感。張定浩說，很難想像，一個讀《論語》的人，會不去看朱熹的註解。更多的時候，我們對古典的深入理解，是通過閱讀文論來達成的，閱讀譯詩也需如此。
評論，會幫助我們感受詩歌的美感。我們需要知道，在母語層面的其他詩人是如何看待這首詩的，那些傑出的評論者是如何談論它的。詩論的翻譯，也會有更高的準確度。
對著譯詩的影子，我們需要有三個人的呈現，譯者、評論者和讀者自己。通過這三個層面，來慢慢抵達影子背後的真實。
另一方面，或許詩歌需要被不斷地重譯。浙江大學國際文化系江弱水教授說，一個譯本，不一定能反映原作的全部容貌；但多個譯本，一定能夠充實詩歌的原貌。
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是被翻譯最多的外文詩歌。戴望舒、卞之琳的翻譯，今天仍然有其不可替代性；錢春綺、郭宏安的全譯本、王力的舊體詩譯本，都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接近原作的可能。
閱讀不同的譯本，也讓我們有了接近原作的無限可能，才能去揭開因為語言所產生的，那層神秘又迷人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