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曾這麼寫他自己心裡的崔健：「我寧願崔健和他的音樂代表我存在，代表我鬥爭，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責任都交給他了。」
即將上映的《超越那一天》作為大陸首次採用3D攝像機立體實拍的3D音樂會紀錄電影，紀錄的恰也是中國第一次搖滾樂和交響樂合作的搖滾交響音樂會——2011年1月1日唱響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崔健「搖滾交響新年音樂會」。
3D實景拍攝音樂會紀錄電影是近年來好萊塢的時髦，2007年的《U23D》首開先河，影片以數位影像拍攝紀錄了U2合唱團在南美地區的巡迴演唱會現場表演實況，導演使用小型3D攝影機快速飛越舞臺，彷佛跟著現場觀眾一起搖擺，營造出鮮明的視覺影像。美國VES（視覺特效協會）頒發的VES大獎有視覺工業內「奧斯卡」之說，當年《U23D》捧走了傑出視覺特效獎（Outstanding Visual Effects in a Special Venue Project）的獎盃。很快，迪士尼先後拍攝了《漢娜·蒙塔娜/麥莉·塞勒斯3D立體演唱會》和男孩偶像團體「喬納斯兄弟」（Jonas Brothers）3D演唱會紀錄，票房收益頗豐。當然，比如維姆·文德斯的3D舞蹈音樂電影《皮娜》，或者也能歸入3D舞臺潮流之中。
這場「搖滾交響新年音樂會」3D拍攝，不僅完整保留下交響樂隊配搭而來的新味搖滾盛宴的恢宏場面，也給觀眾一次貼近每一聲呼喊的機會。對於那些「教父」的追隨者而言，仿佛是伸手可感的每一滴汗水，甚至是每一條皺紋，想必都是意味深長。
而且也不局限於舞臺本身，影片實際開場自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體育館「國際和平年」演唱會上那近乎永恆和傳奇的崔健瞬間——半長頭髮，半長大褂，兩褲腳一高一低，卻強韌有力地站在舞臺中間，爆發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轉而，才是「搖滾交響新年音樂會」那燈火通明陣容華麗的舞臺，崔健唱完了這首老歌，一去25年。
電影《超越那一天》劇照
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影像穿插於「搖滾交響」演唱會的曲目之間，營造出濃濃的歲月感傷。本以為崔健會極其不屑與懷舊相關的任何話題，而他卻極其難得地講起了故事：
「因為工體實際上在朝陽和東城兩區之間，演出申請被兩邊踢皮球一樣來來回回，大家都怕有麻煩，類似情況很多，雖然這是巨大的能量消耗，但我們已經把這些過程當做作品的一部分。對觀眾的限制也是一樣。如今我覺得，要是不管我們，說明我們就不成功了，或者我們的作品不疼不癢了，像唱頌歌一樣，我們既然不選擇頌歌，這樣就是好事。」
《超越那一天》中，崔健的具體創作仍圍繞杜比5.1音樂部分的還原製作，單製作周期長達9個月。他也告訴本刊，希望明年能再以2D紀錄片的形式再推出這部電影，更多屬於崔健個人的視角，以及那些因包括上映審查在內的種種原因而損失掉的歌曲。
「懷舊，我的音樂裡面這種成分不是沒有，一個作品擱這麼長時間，懷舊肯定有。《一無所有》、《新長徵》這種老歌，最起碼看似像回顧為主的作品，但我自己更看重的是當下感和未來感。比如《紅旗下的蛋》、《農村包圍城市》，實際上非常面對現實，統一在懷舊的視角裡自然是安全和溫和的，一定比絕口不提好，我不反對，因為我深知自己不只如此。」
採訪崔健就像是一場角力，得頂住勁把同一個問題問到第三遍，即便心知他會冷不丁笑說：「我早知道你問的是什麼。」通常在前兩遍的回答中，崔健早就把問題彎轉延伸到某些玄哲深邃之處，當時是莫名茫然，事後想來也不乏妙處。
專訪崔健
三聯生活周刊：大家說崔健，一直以來都在為自己所在的那一代人創作，有相似的社會背景、社會經歷和社會參與意識，就像是這部音樂會電影的懷舊氣息，你自己認同這樣的判斷麼？
崔健：我不願意被這樣定義，我希望大家能用現代的視角去看當今時代的積極活躍，那個時代的活躍氣質確實不該遺忘，但我更看重當下，這也是我後期創作的中心，當然現代人對當下的介入會非常的小心，我能感覺出來。
三聯生活周刊：你很珍視這場演唱會，如果重點不在於懷舊，那你的緣由是什麼？
崔健：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這部電影還是這場音樂會本身，都有很強的試驗性，最起碼在中國是具有試驗成分的，沒有人做過。首先搖滾和交響兩種音樂的融合帶來震撼力，人們對電影、繪畫等藝術品的期待中有很大部分是對震撼力的期待，他們期待靈魂受一次洗禮，期待被禁錮之後的釋放。就像我們聽電子音樂不會只聽一些舞曲，當然舞曲很悅耳，但是我們還會選擇去聽那些帶有釋放力量美感的音樂，很多音樂雖然新，但不具備這樣的力量。我知道其實很多年輕人不聽當下的音樂，他們聽「齊柏林飛艇」，聽「滾石」，藝術品年代的劃分其實不如一個音樂直接給他們的感染力更重要，我覺得這場音樂會本身就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
三聯生活周刊：伍迪·艾倫在《名人百態》（Celebrity）裡借電影角色之口提出為什麼披頭四比耶穌重要這個有趣問題，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如果是你，怎麼回答這樣的問題？
崔健：他說完這話也遭到了一些教徒的反對，他自己也道了歉，當然對於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很容易說出這種話。回到中國來說，披頭四的意義，在中國的環境裡翻譯，是把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而且這才是搖滾樂，如果沒有進入主流化，永遠是地下的話，他就像實驗音樂、實驗藝術，是難以企及如此生命力的。事實上東方的搖滾樂從來沒有進入過主流，經濟發達程度更好的日、韓、港臺也一樣，搖滾樂移植到東方來，很多方麵條件是不具備的，不僅是文化工業的不成熟，追溯歷史的角度，東方文化也自古欠缺批判的色彩。
所以在中國談搖滾，尤其是西方式的搖滾樂多少有點浪費時間，他們成功的模式是不可能借鑑的，只有你去一點一點摸索。失敗的可能性大於成功的可能性，失敗的過程中還要不要去堅持，在這個過程中拒絕商業化，或者完全商業化，市場需求、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話語環境的改變等等，我寧願永遠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堅持還是不堅持，對於我來說，堅持就是腳踏實地地談論中國問題，這是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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