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申報》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從中調解，由於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西北軍兩軍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於蔣介石政治態度的轉變，到1937年「二二」事件後中央軍於2月8日和平進入西安，事變最終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進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要到八一三淞滬抗戰之後。
西安事變爆發之前，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會談從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陝北接頭以後就一直在進行
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接受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代表全國愛國力量提出的政治主張，正式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剿共內戰，開始了一個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的新階段。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於2月26日返回西安，隨即和周恩來繼續進行國共合作的會談。在這之前，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會談從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陝北接頭以後就一直在進行。1937年2月9日顧祝同到達西安的當天，就以蔣介石委派的國民黨代表身份，同周恩來進行會談。
9日深夜11點鐘，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請他以即將發表的「致三中全會電」作為「與寧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場」。第二天中午，張聞天、毛澤東電復周恩來，對談判內容作補充，說明軍事機關、政治集會我方應派代表參加，政府則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
2月11日，周恩來同顧祝同、張衝會談。12日凌晨3時，張聞天、毛澤東又就談判策略與條件復電周恩來，請他注意在談判時要對方實行「致三中全會電」中所提五項要求，以避免對方「迫我再讓」；要提出或堅持擴大紅軍現有防地，對西路軍「停戰讓防」，各省遊擊隊就地改編，拒絕國民黨向紅軍派遣政訓聯絡員，經費須從2月領起等條件。12日白天，周恩來同顧祝同繼續會談。雙方就共產黨適時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紅軍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分期釋放政治犯等問題達成了初步協議。
在2月底恢復談判以後，雙方意見的主要分歧是在紅軍改編後的人數和編制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談判方針，紅軍改編後，人數可讓步為六七萬，編制可改為4個師，每師3個旅6個團約1.5萬人，其餘編某路軍的直屬隊。但張衝臨返西安時蔣對他說：紅軍可以改編為3個師9個團，不可再加。對此，張聞天、毛澤東於3月初電復周恩來，同意張衝在談判過程中提出的紅軍主力編4個師16個團、另編2個徒手工兵師8個團共6萬人的意見；後因南京方面堅決不允，中央書記處電周：「編制仍以四師為宜」，「但如蔣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由於共產黨方面一再讓步，至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衝會談，雙方意見大體趨於一致，商定將一個月來的談判作一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當晚電報蔣介石決定。
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指出：「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之政治立場」，「絕對不能遷就」
不想國民黨方面又節外生枝，製造障礙，3月11日，由賀衷寒提出一個修正案。按賀案，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後每師人數只能一萬，總共三萬，且要服從南京和蔣的「一切命令」，政訓人員由南京派遣，各級副職也由南京派人充當；「陝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在善後處理中，對停止進攻西路軍置之不提。總之，要把紅軍和蘇區完全置於南京當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並欲以當時孤軍苦戰的西路軍的安危相脅迫。
張聞天、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後，於3月12日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周恩來並通告紅軍部隊各軍事首長，指出：「賀顧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對他們所提「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電報指出：「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之政治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對談判策略，針對兩個星期來國民黨方面「著著進迫」，提出我方「現應改換姿勢」，「向之進攻」，堅持三個國防師（每師1.5萬餘人）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和蘇區完整等最後限度的條件，「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3月15日、16日，中央書記處又連續致電周恩來，要他要求迅速見蔣當面解決問題；為顧全大局，按照電報所列中央確立的15項談判條件繼續談判。
在形勢的推動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讓步，僵持不決的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終於解決
毛澤東、張聞天等改取進攻姿態的策略，促成了周恩來同蔣介石的直接晤談。
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飛抵上海，由潘漢年陪同到杭州，和蔣介石進行了首輪直接談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登上廬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嶺同蔣介石再次會談。
1937年7月13日至20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一起，在廬山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談判。
1937年8月10日，周恩來和朱德、葉劍英一起飛抵南京，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國防會議，並同蔣介石進行第四次談判。
正在這時，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威逼南京。國共談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決的關鍵時刻。在形勢的推動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讓步，僵持不決的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終於解決。
談判結果，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八路軍充任戰略遊擊支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同意將紅軍在南方的各路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還達成了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南京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後因南京淪陷，《新華日報》於1938年1月11日在漢口創刊），釋放在獄共產黨員和政治犯等協議。這一結果，在紅軍和蘇區方面，雖然取消了名義，進行了改編和改制，但保證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在國共兩黨關係方面，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產黨取得了公開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獨立性。這就為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和根據地在為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戰鬥歷程中不斷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
西安事變以後進行的國共談判，以宣告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而勝利結束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這個宣言和講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形成。12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周恩來、林伯渠並告博古、葉劍英、潘漢年、胡服（即劉少奇）、張雲逸、謝覺哉，及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林彪、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張浩的電報中指出：我們宣言及蔣氏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
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國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復興，日本帝國主義之打倒，將於今後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基礎。
蔣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發出了「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的諾言。但還表現著自大主義精神，缺乏自我批評，未免遺憾。今後問題是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及與三民主義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綱領。
至此，西安事變以後進行的國共談判，以宣告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而勝利結束。對於國共兩黨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預期目標，應該說是達到了。而且，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壯大了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南京政府來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形成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局面，帶來了全面抗戰的實現。全面抗戰八年為中華民族寫下最為光榮的勝利篇章，而肇其始者，應該說是西安事變發動及其和平解決。
（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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