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追究「潛規則」形成的過程中，發現了「合法傷害權」，或者叫「低成本傷害能力」，這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能讓你嘗嘗苦頭，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錢。而一旦談到害人掙錢，各種人各值多少錢，是賠是賺，那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領域了。
中國知識界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1977年、1978年、1979年畢業的大學生，人稱「新三屆」學人，總數大概有90萬人。說他們特殊，是因為他們隨父輩經歷過「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多場政治運動，吸納了多種成分的政治養料，但始終是個小看客。下過鄉，扛過槍，同過窗，江湖的甜酸苦辣，社會的世態炎涼，看個夠，吃個飽，就有了「抗體」，就有了不卑不亢，就有了肥腴的懷疑，就有了焦慮的追問。
1976年，我站在北京長安街上，下班的大軍像一團灰霧碾過長街。那是一種怎樣的風景色塊？各種顏色裡有關灰的描述是最吝嗇的，人在這種色調中，聯想和通感處於麻木的冬眠狀態。灰色又是顏色中的稀有金屬、壞蛋和資本主義。畫家這麼說，政治家這麼說，大家後來也這麼說。灰色在我們這一代的視覺記憶裡幾乎處於一種半空白狀態。吳思，是這幾十年風雨無阻的灰色版畫中的一個。他愛思索，愛創造，愛思考一些八桿子打不著的事和人。
田炳信：人的行為、習慣、嗜好實際上在18歲前就定型了。像毛澤東喜歡吃紅燒肉，周恩來喜歡吃獅子頭，許世友喜歡在南京的大別墅裡種莊稼。青少年時期受到了什麼刺激，中年就會有什麼樣的反映和補償。你一過四十就在人文領域裡創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潛規則」、「合法傷害權」、「血酬定律」等，一經命名，就不脛而走。
吳思：你下過鄉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我是高中一畢業就到北京昌平縣農村插隊，那時滿腦袋毛澤東思想。19歲那年，我當上生產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個生產隊57戶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的能力和努力，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由我負責安排，整天忙得焦頭爛額。我勉強勝任了，但感覺很痛苦，清楚地意識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識到人民公社體製造成的惰性，對中國農業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觀。同時，我在艱難困苦中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面，原來我並非自我想像的那個樣子，原來我身上有許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處，我的本性與想像中相去甚遠。這些看法也影響了我對別人的看法，對一般人性的看法。
田炳信：你看到了自身的死穴，也感悟到了社會的死穴。
吳思：是。下鄉的好處是給我留下了許多終身難以磨滅的記憶，校正了許多從書本和概念中獲得的印象。比如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你如果按照農業學大寨那套理論到農村去找，什麼由於階級敵人搞破壞造成生產上不去，會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貧下中農不好好幹活，地主富農才老實，讓他怎麼幹怎麼幹，我第一次幹活就是和一個地主一塊兒砌豬圈，那地主幹活可賣力了，絕不敢偷懶。
田炳信：反而是出身好的會偷懶，而且是出身越好越偷懶。
吳思：還特別黑，敢拿東西，敢偷東西，他不怕啊。路線鬥爭、階級鬥爭那套理論到下面完全解釋不通。1982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當記者，那時化肥供應很緊，我到開封做了追蹤調查，發現那些化肥的去向跟一摞條子有關，這個領導批了，那個領導批了，誰能批多少，大家都有規矩。
吳思：這是領導批下去的規矩，實際上真正支配這些東西的還有另外一套規矩，而且一樣嚴密。最後你到農民那一問：「買到化肥沒有？」「沒有。」「見過沒有？」「見過，村長一袋，隊長一袋，會計一袋，我們那沒有。」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潛規則發揮作用的比例在90%以上，而真正的規矩起不到10%的作用。當時我寫的連續報導的第二篇就叫《內部章程》。
田炳信：《內部章程》就是潛規則最早的原創詞吧。你怎麼想到用「潛規則」這個詞？
吳思：我跟蹤此事達數年之久，明白到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惡問題，我面對的是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利害格局中的尋常或者叫正常的行為，它基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趨利避害的現實計算。報導或調查通報乃至撤職處分，不過是揚湯止沸，甚至由於揚湯的勺子太小太少，連止沸也辦不到，後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是化肥供應增加，市場放開，讓市場供求規則取代官場潛規則。化肥分配規則的演變和我的認識過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隱隱約約地感到，潛規則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追究下去一定會有許多很有意思的發現。
然後我就開始讀史，讀《明史》。我上大學時讀過《史記》，就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記者後啃過《漢書》和《後漢書》，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鑑》，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原來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官場及其傳統。比如，明朝剛開始時反腐敗反得那麼狠，殺人如麻，監督機制也很健全，怎麼最後卻那麼腐敗？順著這個思路下去，一下子就通了，原來明朝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再順著這個小題目改造一下，「潛規則」就跳出來了。
田炳信：「潛規則」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客觀存在，而且它的影響範圍、勢力和滲透力越來越大，你覺得它對社會，對社會道德的傷害有什麼負面作用？
吳思：我們拿相對正式的道德規則來說，比如儒家說的君臣父子，這就是禮，你要是過了，侵犯皇上不對；皇上過了，侵犯你也不對。你如果把10%的稅率弄到30%，那就叫暴君，是苛政猛於虎，這就是一套規矩。這套規矩你可以不遵守，但像秦朝十四五年就完蛋了。所以「仁、義、道、德」這套體系是大家在互動中形成的一個邊界，它對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經過充分論證的。
那麼「潛規則」是什麼呢？咱們就把正式規則或者道德什麼的都說成是正義的邊界，如果皇上把這個權授給各個官吏了，它都有代理權、代理人，但實際辦事的時候下邊的人偷偷摳一點摸一點，欺負你老百姓，這就偏離了正義的邊界，不穩定就開始了。人們覺得這個政府是個缺德的政府，因為它口頭上說得好，實際上全走樣了。雖然個體沒有什麼反抗能力，但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社會的基礎越來越不穩，最後走到極端，社會就崩潰了。
田炳信：「潛規則」為什麼會對社會造成這麼大的負面衝擊呢？
吳思：因為每一個官員都可能向這條邊界的那邊進行侵犯，我當時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合法傷害權」，他可以判你五年或者六年，可以罰你跪也可以不罰你跪，幾乎每一個官員手裡都有這麼一個模糊的地帶。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個度。「潛規則」主要揭示那些流行於官場的不明說的規矩，但我們的生活領域並不僅僅是官場，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體還是對應的。認真工作，老實做人，那才是最合算的策略。
說到官場，由於官員利益與百姓利益往往存在衝突，許多獎金恰好就是亂收費收來的，人們確實可能陷入道德困境。要當通情達理的好同僚，就不能當關心百姓的好官員。一心為百姓著想，兩袖清風，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在體制改革之前，在向百姓負責的體制代替向上負責的體制之前，我覺得，這個困境很難得到兩全其美的解決。這時候，我希望大家生活得良心平靜，在算人生總帳的時候，不要虧損了自己的良心。如今衣食溫飽已不難獲得，在我看來，精神上的感覺，才是判斷人生質量的主要因素。
田炳信：有這樣一個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石頭。一場暴風雨過後，這些石頭慢慢滑下了山，其中兩塊石頭在向下滑行時彼此發現了對方，慢慢地擁抱在一起……但出乎他們的意料，眾叛親離的它們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下滑得更快。「潛規則」可否理解成是兩塊抱在一起越滑越快的石頭？
吳思：這也是一種解釋。我在追究「潛規則」形成的過程中，發現了「合法傷害權」，或者叫「低成本傷害能力」，這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能讓你嘗嘗苦頭，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錢。而一旦談到害人掙錢，各種人各值多少錢，是賠是賺，那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領域了。
吳思：是我杜撰的。禪宗和尚說，覺悟要經歷三個階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階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階段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經過多年努力，我好像進入了半生不熟的階段，看什麼不是什麼。
田炳信：你不是學歷史的，但對歷史又極具好奇心，是不是因為想像力過剩而讓你對原本撲朔迷離的歷史有了一種頓悟和獨特的觀察角度？
吳思：據說生活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對白色有詳細的區分。我們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們眼裡卻有豐富的層次和色彩。他們可以用豐富的詞彙描述我們視若無睹的差異，譬如陽光之下的白和背陰處的白。他們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他們有相應的語言和命名。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們所以有那些語言和命名，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沒有留意的東西，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語言和命名既是認知的成果，又是認知的工具。
田炳信：你覺得現有的詞彙和概念還不足以概括你讀史的感受？
吳思：中國儒家的規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清許多東西，但也遮蔽了許多東西。現代西方思想大舉湧入中國，提供了新的命名系統，在開闢新視野的同時，也難免留下新的盲區。對於上述凝聚了巨量人類智慧的命名體系，我們不能不尊重，但是也不能光靠在前人身上吃現成飯。
田炳信：你是從中受到啟發，借用和改造了一些來自民間的詞彙，並杜撰了一些詞彙？
吳思：是的，像「血酬定律」，杜撰時我參考了一些來自江湖的命名。在江湖黑話中，錢就被稱為「血」，錢多就是「血旺」，送錢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規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規叫「月血」。山東土匪管綁票收入的錢叫「吃紅錢」。我的杜撰就以這兩種說法為原料。與「血酬」意思接近的詞還有「命價」。但是，正如工資或工酬不等於工價一樣，「血酬」與「命價」也有區別。「血酬」強調酬勞的來源，「命價」強調賣命時生命的價位。
吳思：這詞把錢的根源講得特明白，人類在拿命換錢的時候，或者在以錢買命的關頭，是如何評估盈虧得失。「血酬定律」就想揭開潛藏在人們心底的計算方式。我們知道，勞動換取的收益叫工資，土地換取的收益叫地租，資本換取的收益叫利息，那麼，流血拼命換取的收益叫什麼？我稱之為「血酬」。「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拼爭對象的價值。如果拼搶的對象是人本身，譬如綁票，「票」價取決於當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願，這就是「血酬定律」。這個概念可以簡明有力地解釋歷代興亡。而打天下的過程，就是以生命換取生存資源的過程。
假設我們回到原始狀態，當時只有甲猴群的十平方公裡領地和乙猴群的十平方公裡領地。當猴群「人口」膨脹發生食物危機的時候，甲猴群犧牲了十隻雄猴，趕走了乙猴群，奪來了十平方公裡的領地，這十平方公裡的領地如何估價？其價值就是十隻雄猴的鮮血和生命，平均每平方公裡一條猴命。這就意味著，拼搶本身也是一個價值賦予的過程，通過流血犧牲，將價值賦予拼搶對象。
田炳信：在中國這種現象存在幾千年了，只不過是在開國初的時候，「血酬」的成本低，間隔的時間長，隱蔽性大，但隨著綱常和國紀國法的鬆弛，「血酬」的本錢越來越高，並由隱蔽轉向半公開，甚至基本公開，赤裸裸的。然後由「年出血」到「月出血」到「日出血」，甚至是分分鐘在「出血」，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危害都是相當大的。其實任何一個政權都要管這個，其明的一套也不是假的，但是有很多人已經形成了暗區，積重難返。
吳思：明朝制訂《大明律》的時候，是幾個大儒參照唐朝的法律一條一條地修訂草擬，朱元璋又一條一條地品評修改，最後立為天下法。但皇帝本人並不遵行，另外又編撰了一套個人色彩濃重的嚴刑苛法《大誥》。朱元璋死後，其孫放棄了《大誥》，後被自己的叔叔奪了帝位，新皇帝上臺又恢復了《大誥》。在這些來回折騰中，決定和選擇法規的規則變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在晚清的頻繁變法中，這條規則再次清晰地顯露出來：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無論勝利者是洋人還是女人。
田炳信：有三個字可以說明你的問題：利、力、理。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可以包容武力、實力、財力、強力、科力；理是道理。這三個字的順序自古至今沒有擺錯順序，弱國無外交，講的也是這三個字的順序。
吳思：後來我又杜撰了一個詞，叫「元規則」。「元規則」這個概念觸及了生命、生存資源和資源分配規則三者之間的關係，即：「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是決定規則的規則。」
田炳信：這可不是杜撰，是一針見血。一個社會，如果就一個針管抽血還過得去，如果屁股上、腦袋上、大腿上、胸脯上到處是針管，到處放血那就可怕了。「潛規則」、「血酬定律」描述的東西一旦變成一種心照不宣，就會是砸傷社會的巨大的石頭。
吳思：但現實又不可能出現你講的那種狀況，我先講一個故事。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中寫道：「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後，時通時阻，1917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託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田炳信：盜亦有道。他們為了細水長流，也要建立自己的秩序。
吳思：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看作「法」，那麼，這種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在這個故事中，土匪在自己的地盤上不去直接搶掠，而是定期收保護費，那麼保護費減去實施「保護」所需的費用，剩餘部分就是「法酬」。用公式表達：法酬=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這個公式不僅適用於土匪世界，也適用於皇家帝國。法酬是「血酬」的制度化形態。無須攔路搶劫刀刀見血，但收入的性質仍然是土匪的賣命錢和百姓的買命錢，仍然來自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
田炳信：關於國營企業改制我有一個觀點，它效率低、成本高，但它真正付給管理層和員工的工資報酬也很低，它形成了一個吃喝拉撒睡的完整的社會小單元，這個小單元雖然日子不富裕，但有吃有喝而且穩定。因為中國人多，現在你把這個小單元滅掉了，改制了，小單元本來可以養活1萬人，這麼一鬧可能有九千多人沒活路，一旦溫飽沒解決，就很容易惹出事來。很多人沒算過這筆帳，其實從今天的後果來看，由於滅掉了很多這樣的單位，實際上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混亂，其成本大大高於原先。
吳思：我剛才說的「血酬」有一道線，叫「血線」。在饑寒交迫瀕臨死亡者看來，寥寥衣食就意味著性命本身，絕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間的分界線就是「命-物等價線」，一旦突破了這條線，以命換物就可以視為有利可圖的交換。突破越深，交換之利越大。突破越廣，搏命之人越多。「血線」之下的人類行為特徵，就是追求生存機會的最大化。
田炳信：你說的我只同意一半，我可以給你做些補充。很多人鬧事，並不是說吃不飽受不了，他是說我和你比，即心理衡量，這是人這種動物的特性。人類素來追求兩樣東西：公平、公正，但世界上自從有了人類，就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公平和公正，只是相對而言，這個相對就是你說的「血線」。
吳思：你就是把人只看成一個吃飯的動物，那些最低限的社會保障標準也一定得守住，別的可以玩花樣，這東西卻騙不了肚子，一到「血線」之下就會出事。就說現在的市場競爭，大家要公平競爭，不許欺詐，但競爭者一旦沒有這道「血線」兜著，能讓你餓不死，你想想競爭落敗了沒飯吃怎麼辦，是去當土匪還是去當小偷，反正都是玩命的事，與其以後去玩命，不如我現在就跟你玩命，所以我們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經濟學所說的那個市場經濟相差很遠，它包含了大量的暴力因素，不是在拼服務質量、拼價格，而是在拼命，而最後建立起來的這個市場很大程度就像過去的江湖碼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去甚遠。
田炳信：任何一種遊戲規則的建立都有不斷完善、補充的過程，天下沒有一步到位的事。
吳思：我們以前說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這詞大家都知道不準確。先秦時的分封制，你分我到在這裡當王，我可以任命我的官，收我的稅，有我的軍隊，一旦僱主說要打仗了，我就帶一幫人跟著你打，那是封建制。但封建制被君憲制代替後這段時期叫什麼一直沒有公認的命名，包括民國時期，我們說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吳敬璉後來說現在有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不管是「權貴資本主義」還是「官僚資本主義」都暗含了一個前提，就是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了，無非是官僚或權貴的色彩比較重。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是指立法權在資本家手裡，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這才能叫「主義」，但在中國，說了算的從來都是官員、官僚，不管是民國還是當代，都不是資本家，所以這個詞倒過來還比較準確，即不是「權貴資本主義」而是「資本權貴主義」，或者「資本官僚主義」，無非它跟資本有一種結盟關係。但權貴通常又跟血緣繼承的貴族有點關係，而我們官員是選拔或經過科舉考試出來的，主要不是血緣繼承，所以我就給它換個名，叫「官家主義」。
我們來看看歷史上的資本家是如何面對「官家主義」的———資產階級鬧革命了，當家做主後，議會要立什麼法得通過我們，我們到外面去打市場遇到事了，你給我們出軍艦，什麼都由資本家說了算，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但中國的資本家從來就沒有這個邏輯，它哪敢說我說了算，於是他們被逼走上了這條路———悄悄地塞點東西，行個賄，結果原本要收50%的稅，現在只收10%了，再拿5%給你，那隻消15%就把原來的50%悄悄地完成了一個「革命」。這種「革命」的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很合算。所以中國史書上經常出現一個字：「賕」，《辭海》上的解釋是「賄賂」。其實無須解釋，大家一看便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以貝相求，不就是權錢交易嗎？其實在財富的流動中，一直伴隨著「潛規則」的影子，很難擺脫掉。
吳思：會，我想更深入地理解我的處境，理解現實，理解中國社會。我寫歷史方面的東西，就是從反省自己學大寨失敗的經歷開始的。從自己的問題一步步走到社會問題，走到社會問題的來歷和根源，這就進入歷史了。曾有兩位很有成就的史學家給我寫過書評，他們對我主要是肯定，但也有補充和異議。比如他們指出，我著力描寫的東西，並不能代表中國歷史的全貌，我忽略了某些重要的方面。其實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我做的事情好比畫地圖，我描繪了地下管道圖，但我並不否認地面有花園和林陰道。同樣一個地方，可以有無數種地圖，交通圖、行政區劃圖、動植物分布圖、地質圖等等。每一幅地圖都有用，但任何一幅地圖都無法取代其他地圖。至於我繪製的地圖是否存在比例尺方面的技術性錯誤，恐怕也會有，但還沒有人幫我指出來。
有則笑話說：阿甘死後升入天堂，他遇到了聖徒彼得。彼得對他說：「每個人進入天堂都得接受一次測驗，才能進入天堂。」彼得問了阿甘兩個問題：1.一星期中有哪幾天是以字母「T」開頭的？2.上帝的名字是什麼？第二天，阿甘回答道：「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今天』和『明天』，第二個答案是『安迪』。」彼得睜大眼睛：「這可不是我意料中的答案，不過你言之有理，我同意你的答案是正確的。」這說明，對於同一個問題，你與別人的看法不同是很正常的，但這並不代表你是錯的。
其實，人世間有一顆腦袋，就有一種想法，有一個屁股，就要佔一塊地方。區別只在於，有些人的想法只是想法，有些人的想法變成了辦法。
（來源：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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