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關於葉聖陶《倪煥之》的論述，多半著重於其教育小說及啟蒙論述的一面，如梅家玲《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一文，指出《倪煥之》一書「以自身的困頓挫折、英年早逝，質疑了曾被寄予厚望的新興教育事業，以及小說本身的教育功能」，故「『青春』不再，『啟蒙』失敗，以『教育』為目的，導致的卻是『反教育』的結果，這真不能不說是一大反諷」，犀利點出了《倪煥之》一書所引發的曖昧性，及其以「教育」出發，最終卻是「反教育」的弔詭敘述。
如此看來，作為中國五四之後第一部扛鼎的長篇之作，以及五四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倪煥之》仍有頗多值得我們玩味和詮釋的空間。教育，雖然是葉聖陶一生投注莫大心力的事業，也是《倪煥之》中主人翁倪煥之念茲在茲、畢生職責的所在，然而小說之中的「教育」二字究竟應該如何詮解？正如梅家玲所言，書中充滿以「教育」去「反教育」的曖昧弔詭，故對於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而言，教育的方法、目的和效用究竟為何？是否仍然局限在我們慣常接受的概念：透過學校機構，由老師灌輸客觀知識去啟蒙年幼的學生？還是有別的可能途徑？教育又如何和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我追尋，乃至救國的革命大業相互結合在一起？這場知識分子的革命又如何產生階級的位移，轉化成了所謂的「工人暴動」？這些都將是本論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讀《倪煥之》，我們會發覺小說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正是倪煥之辭去鄉間教職，改而前往上海教書，從此經歷了1925年的五卅，乃至1927年的大革命及其後爆發的「清共」之一連串的慘劇。倪煥之在上海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教書，但是他到底教什麼？在哪兒教？小說之中卻只有寥寥的數語帶過。我們大約可以得知，倪煥之應該和葉聖陶本人的親身經歷一樣，來到上海，就已經從昔日的鄉村小學老師，搖身一變成為中學和大學老師。然而值得琢磨的是，葉聖陶竟一反小說前半部對於鄉村教育的細緻描寫，而在後半部倪煥之來到上海以後，葉聖陶幾乎沒有描述這些中學和大學的教育狀況，反倒把敘述的焦點轉向了街頭的革命運動。
而《倪煥之》刻畫五四知識分子從校園教室轉向街頭革命的過程，也在日後引發了不少批評的聲浪，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兩類：一是認為小說的後半部寫得太過潦草、粗疏，譬如漢學家安敏成就認為，這是因為葉聖陶無法超出自己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文人視野，所以才避免直接描寫1927年的革命事件，只好改以片段的回憶出現在主人翁的腦海之中；至於第二種批評則更加嚴苛，是來自於與葉聖陶立場相近的左翼陣營，其中以茅盾的評論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倪煥之》雖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描述「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蕩，怎樣地從鄉村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的歷程，然而小說中的人物革命立場並不堅定，流於消沈和消極。而錢杏邨更是從「革命文學」的角度，大加抨擊葉聖陶所能表現的多半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人物」，所以「黑暗暴露的多，沒有充實的生命的力的人物多」。上述的這些爭議也使得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3年重印《倪煥之》一書時，乾脆把小說後半部關於1925年的「五卅慘案」到1927年大革命的八章刪去，認為這幾章是整部小說的敗筆。
值得注意的是，從1925年「五卅慘案」到1927年的大革命及隨之而來的「清共」，不但是《倪煥之》小說中關鍵性的轉變——倪煥之從一個致力於鄉村國民教育的知識分子，轉而成為上海大革命浪潮下的一份子——也是葉聖陶個人生涯和創作歷程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轉折。蘇雪林在《葉聖陶的作品及其為人》中指出，葉聖陶的作品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從1917年的五四到1925年的五卅階段，這時期是屬於「五四時代的思想反應」；第二期則是從1925年的五卅以後到1949年，這「一半是受新文壇潮流的鼓蕩，一半是由於他朋友茅盾的感染，而有左傾色彩」。蘇雪林所謂的「新文壇潮流的股蕩」，更具體的來說，其實指的就是上海的文壇，而茅盾之所以對葉聖陶產生影響，也出於1923年葉聖陶應邀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才從而和當時已經加入共產黨的茅盾和楊賢江等人熟識，有了深入的交往。而比起茅盾，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楊賢江對於葉聖陶的影響或許還要來得更深。楊賢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先驅，也是「五卅罷工運動」和1927年大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曾經邀請葉聖陶加入共產黨，而葉聖陶雖然沒有真的加入，但在商務印書館這些朋友的感染之下，卻從此有了蘇雪林所謂的「左傾色彩」。
也因此從鄉村到上海，可以說是葉聖陶個人也是《倪煥之》一書轉折的重要關鍵。顧彬（Wolfgang Kubin）在對《倪煥之》進行解讀時，便曾經敏銳提醒我們：「關於現代性的關鍵問題，就是要在相關的語境中揭示它的基本特徵。在這個闡釋工作中，使用地名是一個有效的區分手段」，譬如「柏林的現代性」、「北京的現代性」等。如果我們借用顧彬的觀點，也從地理環境的相關語境去考察《倪煥之》，就會發現這本具有葉聖陶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必須置放在「上海的現代性」之下觀察，而其中影響當時上海知識分子如葉聖陶的兩個最有力的因素，一是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出版媒體，一則是葉聖陶在1925年後在楊賢江的介紹之下，曾經兼職教書的上海大學、神州女學、以及松江景賢女子中學的上海分校等。這些學校看似面目繁多，有中學、女學，也有大學，但其實基本上的性質卻大抵相通，那就是它們不像一般學校是在傳授知識和技能，而是具有鮮明的革命和左翼色彩，譬如上海大學是由瞿秋白、鄧中夏等策劃與主持的共產黨大學；神州女學、景賢女中則一向就是培養女性革命家的搖籃，尤其主掌景賢女中的侯紹裘，他是早期中共黨員，也曾出任上海大學附中主任，更是「五卅罷工運動」的領導者，然而在1927年的「清共」中卻慘遭國民黨逮捕，最後受刑致死。
如此一來，在葉聖陶的生命之中，左翼文人、商務印書館以及以上海大學為首的、帶有濃厚革命色彩的學校，三者似乎形成了環環相扣的組合，而彼此之間多有重迭之處。事實上，這不僅是葉聖陶的個人生命經驗而已，根據茅盾的回憶，在1923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上海黨員分成四組，第一組便是「上海大學組」，有瞿秋白、鄧中夏等十一人，而第二組就是「商務印書館組」，有茅盾（沈雁冰）、楊賢江、沈澤民等十三人，換句話說，光是「上海大學組」和「商務印書館組」這兩組加起來，人數就幾乎佔了上海共產黨員的三分之二。所以即使葉聖陶沒有真正加入共產黨，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他，和茅盾的辦公桌比鄰，又在楊賢江的介紹下到上海大學、景賢女中教書，環繞在他周圍的朋友，絕大部分都是類似於《倪煥之》中的倪煥之：一個上海左翼知識分子的典型。
那麼《倪煥之》描寫1925年五卅到1927的大革命的後八章，究竟是不是應該抹去的敗筆呢？如果這就是葉聖陶眼中一條上海知識分子的主要道路，那麼它的重要性，應該還要勝過小說前半部的鄉村小學教育才是，而他之所以把這八章寫得如此飄忽、跳躍，極有可能是出於當時政治肅殺的緣故。畢竟當他在寫作《倪煥之》時，才剛剛經歷了1927年的大屠殺，上海大學也被國民黨的軍隊強行封閉，所以葉聖陶能夠勇於用小說處理如此敏感的課題，在當時除了《倪煥之》以外，可以說是別無他本，即便茅盾的《幻滅》，不也是把這一場大革命化成了小說模糊的背景，而且寫得更為間接和飄忽？至於激進左派如錢杏邨批評《倪煥之》中「充滿消極」，其實也正流露出經歷了1927年大革命的慘敗後，左翼知識分子在面臨革命路線之爭時的彷徨、搖擺和不定。
所以《倪煥之》的後八章不但不應刪去，反倒是整本小說可貴的所在，正如顧彬所指出的：「作為一個作家，葉聖陶得到了不公正的忽視」，《倪煥之》中不僅有對於「革命與憂鬱關係的偉大發現」，也大膽呈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遭逢「人存在的碎片化」之際，無家可歸的流浪和彷徨，尤其是「希望已經惡化成為致命的無聊空虛」的心靈症狀。於是本論文接下來要特別著眼於導致這場幻滅的關鍵點：1927年的大革命，而葉聖陶並不能算是這場革命的局外人，他的妻子胡墨林被列入黑名單，周遭的幾位好朋友更直接受到革命的波及：楊賢江逃亡到日本；原本在商務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也名列在軍閥追捕的名單中，而不得不遠走歐洲避難，把《小說月報》交給了葉聖陶；沈雁冰即茅盾在南京政府的通緝下，只得隱居在閘北景雲裡的三樓住家，而住在隔鄰的葉聖陶，是少數幾個知道他行蹤的人。在隱居景雲裡的這段期間，沈雁冰完成小說《幻滅》後，便交給葉聖陶發表在《小說月報》，原本他署名「矛盾」，但葉聖陶卻認為含意太過明顯，才將之改成了「茅盾」二字。他們雖然都僥倖在大革命後逃過一劫，但卻也不得不中斷原來的事業，或者潛入地下，匿名寫作。不過，創立景賢女中的侯紹裘沒有這般幸運，在國共合作中擔任要職的他，是1925年五卅到1927年的大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卻在「清共」中遭蔣介石政府殺害，被裝入麻袋中活活捅死，死時年僅三十一歲。侯紹裘的悲慘下場，也成了《倪煥之》小說中重要角色王樂山的原型。
值得玩味的是，《倪煥之》小說中所言1927年的「大革命」，其實在當時多數革命領導者中，卻多是以「工人暴動」名之，這以趙世炎——畢業於北京附中，曾經旅法「勤工儉學」，並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後成為1927年大革命——亦即所謂「上海工人三月暴動」領導者，在蔣光慈《短褲黨》小說中以「史兆炎」名字出現，他撰寫的《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一文可說最具有代表性。在趙世炎的筆下，「暴動」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更是革命史上偉大的一頁。然而何以「暴動」取代「革命」？此一名詞更在強調這是一場由下而上的、由工人主導的革命行動，一如毛澤東1927年在湖南紀錄的農民「秋收暴動」。瞿秋白和蔣光慈《短褲黨》中也使用「暴動」一詞來稱呼這次的革命，更點出了工人的主導性。也因此本論文採用「工人暴動」此一名詞，來對映《倪煥之》小說中的「大革命」，更要點出了1927年的革命與1911年辛亥革命、1917年的五四文學革命的不同，就在於這是一場知識分子向底層工人的學習和覺醒，而這也無疑是《倪煥之》對於這場大革命的基本立場：由「工人暴動」取代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或者說，「革命」的本質其實就是暴動。而此一用語的轉換頗堪玩味，故本論文以下也將就《倪煥之》來陳述知識分子對於「教育」乃至「革命」想法的轉變，並且以葉聖陶曾經執教過的上海大學，以及任職的商務印書館來論述這一轉化的過程。
過去關於葉聖陶《倪煥之》的研究，著重在小說前半部鄉村小學教育的一面，而其教育觀受到胡適所推崇的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哲學的影響，認為學校不只在傳授知識而已，也應當將生活與勞動融入到教育的體系之中，從而締造一個健全完整的人格。不過，《倪煥之》卻從這樣的實踐中生出了懷疑，在教育現場經過了一連串的挫敗以後，倪煥之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條失敗道路，他體會到了「我們的眼界太窄，只看見一個學校，一批學生」，所以光談學校的教育，卻忘了「社會才是真正的容器」。《倪煥之》尤其透過王樂山之口，對於杜威教育哲學提出批評：
他們（學生）進了社會，參加了各種業務，結果是同樣的讓社會給吞沒了，一毫也看不出什麼特殊的地方。要知道社會是個有組織的東西，而你們交給學生的只是比較好看的枝節，給了這一點兒，就希望他們有所表現，不能不說是一種奢望。
於是在王樂山的鼓勵下，倪煥之深深體會到「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無意義的玄語，目前的教育應該從革命出發，教育者如果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勞，而革命者不顧教育，也將空洞地少所憑藉」。
在倪煥之的定義下，「教育」和「革命」因此成了一體兩面之事，故他並非否定教育，而是試圖賦予教育一個新的意義：革命。他因此離開鄉村，來到上海，一邊在學校教書，一邊經歷著從五卅以後一連串的革命洗禮，尤其是在五卅的街頭示威遊行和演講之中，倪煥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感動和震撼，從此他決定應該要向工人學習：「學習他們那種樸實，那種勁健，那種不待多說而用行為來表現的活力」，也才體會到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局限，而自己如果可以「用他們（指工人）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將另外成個樣子吧？」
於是《倪煥之》的第二十三章，可以說是教育思想轉變的關鍵點，倪煥之走上街頭，深入工廠區，從此見識到了青布短服工人們的堅強和毅力，而當他親自去教育工人時，也才發現自己嚴重的不足：「自己比他們（工人）究竟多知道一些麼？自己告訴他們的究竟有一些兒益處麼？」倪煥之也開始意識到，工人群眾只是缺乏了「宣傳的工具——文字」而已，除此之外，工人們所知的，絕對不亞於一個空有文憑的知識分子。
這樣的觀點，消弭了知識分子和工人的位階差異，也使得他們成為互相教育和啟蒙的對象，更是截然不同於以北京為主流的大學菁英教育。《倪煥之》中的王樂山，曾經在北京讀北大預科，對於五四運動有第一手的參與，如今則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他比較北京和上海學生的最大差異便是：北京「每個公寓聚集著一簇青年，開口是思想問題，人生觀念，閉口是結個團體，辦個刊物」，然而上海卻是不同，雖然表面上也像是「公寓」，由「十幾個學生共同租下」，但他們「分工作事，料理每天的灑掃飲食，不用一個僕役」，「他們在寓所裡盡讀些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幾天必得讀完一本，讀完之後又得向大家報告讀書心得。」而這種強調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勞動、讀書的社會主義教育模式，其實不是小說的虛構，而是具體呈現在上海的現實生活之中，那也就是葉聖陶、茅盾和楊賢江都任教過的上海大學。而上海大學也正是茅盾《幻滅》中的「S大學」，茅盾之所以避開校名不提，僅以「S」代替，極有可能是在1927年「上海工人暴動」後，上海大學旋即被國民黨軍隊強行封閉，學生因此流離四散的政治禁忌。
葉聖陶在上海執教過的幾間學校，大多具有左翼革命的色彩，而它們的教育主張，正可以上海大學作為代表。這間成立於1922年的大學，乃是國共合作下的產物，校長是于右任，董事有章太炎、陳獨秀等，但真正主其事者卻多是共產黨人，例如教務長瞿秋白、總務長鄧中夏，以及教授有施存統、蔡和森等中共早期的領導者。當時的北大在胡適的提倡之下，正步入「國故整理」的學術研究道路，然而上海大學的方向卻恰好相反，是要帶領學生走出研究室和校園，走上街頭，甚至進入社會。瞿秋白在《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一文就指出上海大學的特色在於：「切實社會科學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藝的系統」，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大學特別著重社會科學的方法，故比起講究「音韻訓詁小學考據」的北京大學，上海大學更強調文學與社會現實的結合，也更加切合新文學關懷人生的脈動，如同張士韻所說上大著重要「讀活的書」，所以「學生可以說沒有一個是只讀書不做事的」。
而如此強調「社會科學」、將「文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的大學，也正好呼應了葉聖陶《倪煥之》之中的重視「社會」的教育主張。而將文學與社會現實相互結合，絕非只是關在教室裡研究社會主義而已，在瞿秋白和鄧中夏等人的策劃之下，這更是一項具體的實踐，由老師帶領著學生走入工廠區，開辦工人夜校，甚至和工人一起勞動，組織工會。故一如《倪煥之》中所描寫的，倪煥之在走入上海的工廠區，親自教育工人的過程中，才恍然大悟知識分子視野的狹窄和局限。所以從學校跨界到工廠，便成為了知識分子和工人結合的重要一步。
上海大學之所以能帶領學生走入工廠，也出於地利之便。上海大學位在英、法租界邊緣的西摩路，西邊緊鄰著的就是一條小沙渡路，往北延伸出一大片上海十九世紀末以來最重要的外資工業區，尤其是日本人經營的紡織工廠。根據鄧中夏的統計，1925年日本在中國的紗廠有四十一家，而光是上海一地就佔了二十七家，共僱用中國工人五萬八千多人，其中又以「內外棉株式會社」的勢力最為龐大，共有十九個工廠，都是集中在小沙渡一帶，「小沙渡」也因此成為了日本紡織廠的專用地名。在這些紡織廠中工作的，絕大多數是童工和女工，資方甚至故意專養一批男女幼童作為「養成工」，好等他們長大以後去替換那些不服資方的成年男工。
也因為工廠眾多，小沙渡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前來打工，其中大多是從蘇北逃難到上海的貧民，就住在棚戶貧民窟中。根據統計，1920年代中葉上海滬西和楊樹浦工業區的棚戶，至少就有兩萬多戶，並且還在快速的增加當中。這些棚戶區只有爛泥小路，沒有下水道，沒有電燈，雨天滿地泥濘，晴天灰塵飛揚，入夜漆黑難行，臭水溝和垃圾堆遍布，夏天腥臭難聞，疫病流行，冬天因為饑寒而死的孩子們屍體，則是被大人用草蓆一包，就草草棄置在路旁了事。又因為這裡屬於租界邊陲的三不管地帶，故有「滬西歹土」的俗稱，四處遍布著賭檯、妓院和鴉片館，黑道橫行，也導致工廠中的工人十之八九都得要加入幫會，以求自保，才能在這裡生存。
而上海大學就緊鄰著由小沙渡工人區和貧民窟組成的「滬西歹土」，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正吻合了總務長鄧中夏和教務長瞿秋白的理想，希望大學生可以親自到工人群眾中去。於是他們延續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辦平民夜校，以及李大釗在北京長辛店辦勞動補習學校的模式，也在工人密集的小沙渡辦勞工夜校以及上大附中，由瞿秋白等人親自前往授課，並且幫助工人建立工會，進而領導罷工運動。小沙渡的工人夜校尤其成功，上海大學總務長鄧中夏便指出上海的「小沙渡」和北京的「長辛店」——1920年李大釗在此設立鐵路工人補習學校，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初做職工運動的起點。正因為職工運動早已在此處紮根，所以1925年因小沙渡「內外棉紗廠」引爆的「五卅慘案」發生時，才能引起一連串的罷工風波，將示威運動推到了最頂點。
如此一來，所謂的教育，就不再只是在體制內的學校啟蒙兒童，對象也可以擴及到成人，以及勞工，並進而成為社會革命的一環。所以上海大學不只是老師，就連學生也親自到夜校教書，例如茅盾的妻子孔德沚、瞿秋白妻子楊之華，乃至葉聖陶的妻子胡墨林等，都在讀上海大學的同時，也改換上一身工人的裝扮，協助在小沙渡開辦女工夜校和補習班。又因為他們授課的對象是工人，「資本主義」這些專有名詞也未免太過艱澀，為了力求淺白易懂，他們摸索出一個教育的方式，那便是顛倒過來，不是由老師去講授，而是讓工人學生自己去說。他們於是在這些工人甚至是十一、二歲的童工身上，聽到了活生生的被資本家剝削的悲慘故事，也才體認到馬克斯主義理論究竟要如何和現實的生活相結合。當時在上海大學讀書的劇作家陽翰笙，便深深以為自己是進了上海大學，才「真正參加了社會活動」，尤其在五卅運動中接觸了資本家、買辦、中小企業等各階層人士，才「了解了社會人生的一部份情況」，受到啟發甚多，所以到工人夜校去教書，「不僅是我們去教育工人，而且也是工人教育我們」，而「講堂上的東西變活了，理論聯繫實際，一下子就融會貫通了」。
故原本是由知識分子去啟蒙工人，如今卻顛倒過來，成了「工人教育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從「滬西歹土」開始，知識分子和工人的位階開始產生翻轉，而如倪煥之一般的知識青年也有了走出校園象牙塔的機會，經由和工人群眾的互動，後，而被再次啟蒙。
《倪煥之》小說的最後三章，葉聖陶以隱晦跳躍的筆法描寫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月暴動」，而在此之前，中共已經組織過若干次的罷工和暴動，但卻都以失敗收場，而此次卻是出乎意料的大獲成功。正如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指出：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暴動與先前暴動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次暴動的指揮者除了顧順章是工人以外，其餘都是知識分子。當時，北閥軍已勢如破竹，抵達上海近郊，響應中共總罷工號召的工人多達80餘萬人，幾乎佔全市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可見知識分子功不可沒，而他們獻身革命，秉持的理想藍圖就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巴黎公社」，這也正是瞿秋白為蔣光慈記錄這次暴動的小說命名為「短褲黨」——指法國左翼的窮革命黨人——的緣由。
《倪煥之》中記述的，也正是這些上海的左翼窮革命黨人，他們在上海的主要活動區域，不是租界，而是閘北。閘北屬於華界，一向是華人民族工業的重地，不像小沙渡外資雲集，閘北甚至被譽為是「華界工廠發源之本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紡織業和印刷業，尤其以1907年從租界遷往閘北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勢力最龐大也最具影響力，在20年代末尾便有員工4500餘人。商務印書館聚集了當時最具活力的年輕知識分子，譬如葉聖陶、沈雁冰、楊賢江等人，他們甚至共享一個辦公室，彼此的辦公桌就靠在一起，也大多一起住在宿舍。對於這些年輕人而言，商務印書館不僅是一個工作場所，更像是一個相濡以沫的大家庭，足以交流激發他們的思想和創意。
至於環繞在商務印書館周遭的，更是許多左翼文人經常出沒的地點，例如：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書店主人內山完造與魯迅有深厚的友誼；竇樂安路（現為多倫路）的公啡咖啡館，乃是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地點；以及從1925年後從法租界搬到閘北青雲路的上海大學，以及同樣位在青雲路上於1926年成立的中華藝術大學。中華藝術大學由陳望道出任校長，夏衍為教務長，它和上海大學形同是姊妹校，兩校的教師甚至多有重疊。
如此一來，閘北由青雲路、寶山路和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交織的一小塊區域，儼然形成了上海知識分子最為密集的空間，如鄭振鐸、魯迅、茅盾、葉聖陶、陳望道、馮雪峰和柔石等居住在橫濱路景雲裡，而隔鄰便是瞿秋白住的順泰裡，皆距離竇樂安路和寶山路才不到50米。而這塊區域在1927年「上海工人三月暴動」中也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一文中便指出：此次暴動作戰計劃有七個區域：「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與閘北」，而在這七個區域之中，作戰時間長短不同，其中最長的「尤以閘北一區，自21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後6時止，前後兩日一夜始解決，統計激戰至30小時」。至於閘北的工人指揮總部，也正是設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的職工醫院內。
「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結果出奇的成功，在不到30小時以內，共產黨就取得全面勝利，不僅順利控制了上海的華界，甚至還成立了自己的臨時市政府。當選臨時市政府委員之一，並且被派任為上海市教育局長的丁曉先，正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工人暴動的領導，也是葉聖陶的好友。在丁曉先的帶領之下，葉聖陶和胡墨林都投入接管上海、乃至蘇州各級學校的任務，一一進行名單的清點，而這一接管學校的過程正寫在《倪煥之》的第二十八章中，流露出革命一夕之間忽然成功，眾人的歡天喜地，但卻也手足無措。倪煥之在接管學校時，產生了革命會不會流於「圖謀鑽營，純為個己」的疑慮，但這種疑慮還來不及緩解，便緊接著被更大的事件洪流所淹沒——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順利進入上海，在秘密取得黑社會首領杜月笙和白崇禧軍隊的支持下，發動的「四月清共」血腥殺戮，計有五百多人遭到處死，五千多人下落不明，而實際上死亡的人數可能還要更多。
於是才不過短短的二十天，革命局勢竟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而閘北也淪為血腥的戰場，於是《倪煥之》的第二十九章忽然跳至閘北慘烈的殺戮，以及青年的浴血犧牲。如此看來，葉聖陶《倪煥之》關於1927年「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的後幾章，確實是緊扣著他實際的親身經歷來寫。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雖然肯定《倪煥之》是中國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但對於結尾數章卻不以為然，認為「這部書寫得十分坦誠，但是作者和書中主角的關係過份密切，以致無法產生像作者其他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所具有的那種帶有諷刺意味的客觀性」。然而，也正是因為葉聖陶與《倪煥之》的角色「關係過份密切」，如此之貼近，才更能夠深切而真實地流露出，身為一個五四的知識分子，他在來到上海任職於商務印書館，並在上海大學等處教書，深入工廠區教育工人，而再次獲得了啟蒙後，經歷了革命的驟然成功，卻又遭遇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失敗。就像小說中屢次形容時代就像是一隻「巨大的輪子」，它快速地轉動，使得身在其中的人都不由自主，而經驗了顧彬所謂「人存在的碎片化」的憂鬱和彷徨。故《倪煥之》的重點恐怕不在客觀諷刺，而是主觀的抒情，使得整本小說宛如是一面五四知識青年的投影和照鏡。如果我們拿《倪煥之》和同樣描寫1927年「工人三月暴動」的蔣光慈《短褲黨》相比，則兩者恰好形成了強烈的互補：《倪煥之》是以知識分子作為抒情的主體，而蔣光慈《短褲黨》卻以工人作為「暴動」的敘事者，而知識分子雖然貴為思想的領導，但卻是蒼白無力，身染肺病，足以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徒有話語權、卻失去了行動力的困境。
《倪煥之》也很可與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茅盾小說《幻滅》相互對照。茅盾塑造了S大學（上海大學）的慧女士和靜女士，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學校被迫關閉，於是這群大學生們沈浮在「中國式的世紀末苦悶」中，既有「幻滅的悲哀」，也有「向善的焦灼和頹廢的衝動」。這一如《倪煥之》終章所描寫的黑暗現實：「間隙與私仇像燎原的火，這裡那裡蔓延開來，誰碰到它就是死亡」，而「恐怖像日暮的烏鴉，展開了烏黑的翅膀，橫空而飛，越聚越多。」倪煥之在死前那一場詭譎、血腥卻又瑰麗無比的夢境，我們不妨把它視為是一首葉聖陶獻給他那些死於革命摯友們（如侯紹裘）的輓歌，更是一場自我的審判和救贖。在經歷1927年「上海工人三月暴動」後倪煥之的死亡，更彷佛為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自我探索的道路劃上了暫時的休止符，然而眼前這一條漫漫長路還沒有到底，從在學校體制中啟蒙幼童，到走出學校面對社會大眾，乃至和底層工人階級對話，從一個秉持西化理念去「教育」他人，到自身接受這整個社會和時代的殘酷「教育」洗禮，知識分子的死亡，或也正是浴火重生的契機，一如小說末尾，倪煥之的死卻換來了妻子佩璋的幡然覺醒。
作者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文原載於《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30輯